文/鄭學仁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國經歷了14年漫長的抗日救亡日子，其間，中國人以歌聲作為激勵國民士氣、鼓舞人心唱出以抵抗外敵、保家衛國為主題的一場愛國運動，稱為「抗日救亡歌詠運動」。這段時期，不少「抗日救亡歌曲」、「抗戰歌曲」都曾響遍中華大地，具體數量至今尚難以統計，但相信不在千首以下。抗戰勝利至今已經80年，仍有不少優秀的抗戰歌曲，一直廣為國人所傳唱。
嚴格上來說，抗日救亡歌曲或抗戰歌曲不是一個樂種，更貼切地，它算是一種當代的藝術歌曲，而「救亡」、「抗戰」便是這種歌曲的主題或內容。抗戰歌曲的興起，固然是源於當時中國人面對日本的戰爭威脅，但這種建立在西方音樂理論基礎上，以齊唱、輪唱或合唱方式，宣揚家國信念的藝術形式，也受到世紀初學堂樂歌延伸性的啟發，歌聲中強大的生命力、澎湃的感染力，在戰時對國人的精神面貌帶來正面而積極的影響。
國立音專與抗戰歌曲
1930年，黃自從美國學成歸國，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國立音專）任教8年期間，就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作曲人才，例如賀綠汀、劉雪庵、林聲翕等，在抗戰時期，他們為戰時的中國譜寫了不少抗戰歌曲。而在1931年11月由黃自作曲、韋瀚章作詞的《抗敵歌》，就一直被視作中國人正式發表的第一首抗戰歌曲。
「九一八」事變日本軍事入侵中國時，國民政府反而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的作戰策略，因此，日軍便在短短數月之內輕易佔領東北全境。外敵入侵、家國蒙難，國人難掩心頭悲憤。黃自隨即與國立音專的學生組織了一個「抗日救國會」，宣傳抗日救亡，而《抗敵歌》也就是當時的作品。這首歌曲原名《抗日歌》，後來也因為政府當時的政策，而改稱為《抗敵歌》。1932年中，黃自與韋瀚章再發表了另一首歌曲《旗正飄飄》，成為了早期兩首最具代表性的抗戰歌曲。
黃自與韋瀚章1932年創作的另一套著名清唱劇《長恨歌》，也是一套借古諷今的軟性抗日救亡歌曲，韋瀚章取材唐代白居易的同名敘事詩，將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不問朝政以致引發安史之亂的故事，寫成了十闋歌詞，交由黃自譜曲。根據韋瀚章的說法，寫作《長恨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源於當時的國內局勢，以及國人心中強烈的民族意識及愛國熱情。而人民心中的話語，在當時「只能向藝術文化方面發洩」，以歌唱形式作出軟性的抗議。
抗戰歌聲遍中華
隨着戰事展開，愈來愈多國人投身中國抗日救亡歌詠運動，能創作的創作，能歌唱的歌唱。中國人把抗日救亡、保家衛國的歌聲唱遍中華大地，其間，不少優秀的作品陸續湧現。
東北三省、「九一八」，始終是中國人的夢魘。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到達高潮時，有不少抗戰歌曲都以懷念東北家鄉、光復東北三省為主題。張寒暉1936年創作的《松花江上》形象鮮明，被譽為一首「唱盡東北血淚史」的歌曲，副歌中高呼「九一八、九一八」，悲壯而感人，是控訴東北戰亂的代表作；閻述詩創作的《五月的鮮花》、任光的《打回老家去》以及賀綠汀的《嘉陵江上》，都是以懷念東北家鄉、譴責戰爭行為的抗戰歌曲，這些歌曲至今仍廣為國人所傳唱。
上世紀三十年代國人拍攝的抗戰電影中，也有不少著名的抗戰電影插曲。1935年的電影《風雲兒女》中，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插曲《義勇軍進行曲》，後來更成為了中國的國歌，而片中另一首插曲《鐵蹄下的歌女》，也廣受國人歡迎。劉雪庵1937年為電影《關山萬里》創作的插曲《長城謠》後來也風行國內外。
另外，1936年由麥新及孟波合作的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明顯是對國民政府「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說法說不。同年，由夏之秋創作的《歌八百壯士》，就是「八一三」淞滬抗戰後，對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讚歌。
抗戰歌曲中，也不乏從溫婉抒情的歌聲中，帶出國人因戰亂對家國故鄉懷念之情的優秀作品，如夏之秋的《思鄉曲》、陸華柏的《故鄉》、林聲翕的《白雲故鄉》等，都是當中的表表者。
冼星海與黃河大合唱
戰時，國人都非常重視群眾性的歌詠運動，而當中最矚目的，要算1941年春天在重慶主辦、由二十多個合唱團組成的「中國第一個千人大合唱」，當時重慶的《大公報》也曾對事件作出報道。
隨着戰事的持續發展，救亡抗日歌曲的體裁亦漸漸產生變化，由早期不少單樂章、獨唱形式的體裁逐漸發展成群眾歌曲以及多樂章的大型組曲，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詩人光未然與作曲家冼星海合作的大型聲樂作品《黃河大合唱》便是最廣為人知、最受歡迎的一套作品。
1938年年底，光未然與冼星海同期抵達陝北延安，兩人在討論間，決定要合作創作一部歌頌黃河、讚美中華的作品，用以激勵國人、支援抗戰。光未然在短短五天內，便完成了一首長詩《黃河吟》，而冼星海也只用了六天時間，便將《黃河吟》譜成了一套八個樂章的聲樂作品，並定名為《黃河大合唱》。
雖然當時在延安可用的人力及資源很缺乏，但這套曠世傑作還是如期在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陝北公學首演，合唱隊以號角般、戰鬥性的曲調，澎湃激昂地唱出了「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以及「黃河！怒吼吧！」等吶喊，展現了國人對抗日戰爭的必勝決心。當晚觀眾人數逾千，演出大獲好評。
香港的抗日歌詠
抗戰時期，香港民眾亦懷有一腔熱血，在關注戰情以外，亦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參與，當中包括不少抗日宣傳活動、籌款活動及歌詠運動等。根據資料顯示，戰時在港活動的歌詠團體便不下十個，包括學德勵志社、秋鳴社、鐵流歌詠社等，團員以青年學生為主，場地有孔聖堂、太平戲院、中央戲院等，其中較矚目的是1939年3月26日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唱歌班在上環卜公球場演出、由黎草田指揮的千人大合唱，當日的《工商日報》也曾作簡單報道。
曾經有人問：「抗戰歌曲大都是藝術歌曲，以國語演唱，那到底有沒有粵語的抗戰歌曲？香港人在戰時有沒有創作過抗戰歌曲？」答案是有的。戰前的香港沒有上海、北京等大都會的條件及人力資源去大量創作現代抗戰歌曲，可是港人仍然憑着一腔愛國熱誠，以最地道的藝術形式─粵曲，去表達港人心中的抗戰熱情。
香港早於1935年已經拍攝愛國電影，如由關文清導演的電影《生命線》，便是講述一位愛國工程師協助修築國防鐵路的歷程，以隱喻手法表現抗日主題，當時這套電影還曾一度被香港當局禁映，主題曲《兒安眠》一直被視作香港第一首粵語流行曲，而片中另一首由主角吳楚帆主唱的插曲《不堪重睹舊征袍》，便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抗戰粵曲，而這首歌曲也一度被戲稱為「吳楚帆的飲歌」。其後的抗戰電影《百戰餘生》（1937）以及由華南電影界籌款拍攝的國防電影《最後關頭》（1938），也有以粵語唱出的抗戰歌曲。
二十世紀以來，廣州和香港都是粵劇的演出重鎮，而省港粵劇界也有不少「愛國伶人」諸如薛覺先、馬師曾、新靚就（關德興）以及著名編劇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譽鏐）等，他們均以演出及編寫抗戰內容的粵曲、粵劇或電影以鼓舞國人、支持國家抗戰，不少抗戰粵曲例如《血戰台兒莊》、《白楊橋殉節》以及電影《最後關頭》的插曲《中華民族不會亡》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創作。而在眾多抗戰粵曲中最為人所熟知者，又當推由「曲帝」胡文森撰曲、小明星演唱的《人海孤鴻》（又名《人類公敵》），曲首一句滾花：「霹靂一聲，驚破了和平之夢；舉世人類，準備鮮血流紅。」盡顯胡文森筆下功力，也帶出了國人抗戰的決心，而戰時小明星的「星腔」紅遍省港，也令歌曲迅速走紅，至今仍傳唱不輟。
香港淪陷之前，粵劇界更曾多次舉辦抗日宣傳、募捐、救助難民、賑濟傷兵等義演。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開始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而日軍也採取高壓手段，禁止演出或傳唱愛國歌曲，例如在淪陷期間，女伶李少芳曾在蓮香樓的歌壇上演唱粵曲《光榮何價》，便被指是諷刺日軍而遭到拘捕。在高壓統治下，粵劇伶人或銷聲匿跡，或逃至澳門、湛江、廣西，香港的抗戰粵曲風潮也一時式微。
結語：
十四年抗日救亡，伴隨國人渡過這段漫長苦難日子的，正是一場壯懷激烈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抗戰期間，四萬萬國人面對的，是國家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中國人團結一致，同仇敵愾，槍口對外，而在支援國人持久抗戰救亡的精神力量上，抗戰文藝有着不能忽視的軟實力，也扮演了一個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而這些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深刻感人的作品。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可以算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場最具規模、最長時間而又影響最深遠的全民音樂活動，將淪亡與希望、生死與存亡，都交織在國人歌聲裏。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音樂學院兼任講師）
（來源：大公報A11：副刊 2025/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