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 漢
2025年9月3日，當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禮炮響徹雲霄，當抗戰老兵的勳章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當億萬國人以鮮花與淚水致敬那場偉大的勝利——我們更需以歷史的縱深與全球的視野，銘記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在這場持續14年的血火淬鍊中，有一座「東方之珠」始終與祖國同頻共振，有一群熱血兒女用生命與熱血鑄就了不朽的抗戰豐碑。
香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東方支點」
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扼守南海與太平洋航道）與當時的國際地位（英國殖民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英國戰時內閣文件曾明確指出：「香港是遠東地區的重要戰略支點，其存在與否直接影響盟軍在東南亞的補給線與情報網絡。」而香港民眾的全民抗戰行動，不僅是中國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獨特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與讚譽。
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1941年香港淪陷前，香港的港口與鐵路系統承擔了「盟軍援華物資的70%中轉任務」，英國駐港司令部曾向倫敦報告：「香港的物資轉運能力是維持中國抗戰生命線的關鍵。」美國戰略情報局（OSS）1943年的評估報告指出：「香港的地下情報網絡（以東江縱隊為主）提供的日軍動向情報，多次幫助盟軍規避重大損失，其價值相當於一個前線情報站。」
日本防衛廳戰史研究所編纂的《香港作戰史》中，雖為侵略者視角，卻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的抵抗意志超出預期，尤其是華人社群的物資封鎖與情報傳遞，極大增加了佔領成本。」這從側面印證了香港抗戰對日軍戰略部署的干擾與牽制。
香港抗戰的多維奉獻：從資金血脈到武裝烈焰的「全民族抗戰樣本」
全面抗戰爆發後，香港迅速成為海外華人支援祖國的「資金中轉心臟」。這裏的每一間商舖、每一所學校、每一條街巷，都涌動着「有錢出錢」的熱血——不是簡單的募捐，而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生命接力」。
1937年9月，「七七事變」的硝煙尚未散盡，香港街頭已湧現出數十個以援戰為宗旨的社會團體：香港學生賑濟會的少年們舉着「一文錢也是力量」的標語牌，穿梭於中環的茶樓酒肆；香港婦女慰勞會的姐妹們連夜趕製棉衣，將售衣所得悉數捐給前線；香港中華總商會救亡分會的商人們則聚集在會議室裏，一筆筆核對匯款單據……僅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香港學生賑濟會通過街頭賣花（一朵花售價5分港幣）、校園義賣（學生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義唱（粵劇名伶義務登台）、節食捐餐（每日省下一頓飯錢）等活動，累計募集港幣2萬餘元。按當時匯率（1港幣約合0.25銀元，可購買約25斤大米），這筆錢足夠近千名士兵維持1個月的基本口糧。
1938年8月，「八一三」淞滬抗戰一周年之際，香港發起「救國獻金運動」。從太平山的富豪到油麻地的苦力，從銅鑼灣的商販到九龍城的漁民，人們排起長隊，將金銀首飾、積蓄現金投入獻金箱。僅1個月，這場運動便募集港幣100萬元——這些帶着體溫的錢，被直接換成機槍的子彈、坦克的燃油，支援正面戰場的將士。1940年，香港「廣東救濟會」聯合工商界開展「義賣救國」，3天內，從先施百貨的櫥窗到街邊小販的推車，所有商品均以成本價或無償方式義賣，最終籌得港幣50餘萬元，專項用於援助廣東敵後抗日游擊隊。
更令人動容的是僑胞與商界的持續捐助。作為全球華人聚居地，香港是海外捐款的中轉樞紐：1937-1941年間，通過「華僑捐款匯轉處」，香港僑商累計向國民政府及中共抗日根據地匯款超港幣5000萬元。其中，南洋華僑在港設立的「僑胞救國聯合總會」組織僑商每月固定捐款港幣20萬元，如同「按月寄往家鄉的家用」。香港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的櫃枱後，員工們自願將月薪的5%-10%捐作抗戰經費——僅1939年，這「每日捐薪」活動就累計捐出港幣80餘萬元。香港金融界更創新推出「抗戰救國公債」，市民們搶購債券的場景至今仍被老一輩香港人憶起：那不僅是投資，更是對未來的承諾。據統計，僅公債一項便吸納社會資金超港幣1000萬元，為抗戰長期作戰提供了「金融彈藥」。
全面抗戰初期，中國大陸沿海港口（如上海、廣州）相繼被日軍封鎖，香港卻因英國殖民管治下的特殊地位，成為國際援華物資輸入與中國戰略物資輸出的「唯一通道」。這裏的每一列火車、每一艘貨輪、每一條山徑，都承載着「絕不斷供」的信念。
1937-1941年間，蘇聯、美國、英國等國的援華物資中，80%以上經香港轉口至內地。1938年2月至10月，九廣鐵路（連接香港與廣州）的鐵軌上，軍用物資列車日夜不息——13萬噸物資（相當於1300節滿載的火車皮）從這裏駛向抗日前線，其中包括7.2厘米口徑迫擊炮120門、馬克沁重機槍300挺、步槍5萬支、子彈2000萬發、飛機零件150噸。這些武器直接補充了國民黨第五戰區（台兒莊戰役主力）、第九戰區（武漢會戰核心）的裝備缺口，讓將士們得以在槍林彈雨中挺直脊樑。
與此同時，香港「保衛中國同盟」（由宋慶齡創立）像一座「橋樑」，連接着國際友人的善意與敵後戰場的急需。1939年，該同盟通過國際募捐，募集到青霉素等稀缺藥品50噸、手術器械3萬套。這些救命物資經東江縱隊交通線（一條隱秘的山路與水路網絡），穿越日軍封鎖線，送抵延安及華北抗日根據地。一位八路軍老戰士曾回憶：「那時傷口感染就是死刑，有了這些青霉素，多少戰友從鬼門關爬了回來。」
香港不僅是「輸入者」，更是「輸出者」。為換取外匯及軍火，中國將鎢砂、銻、錫等戰略礦產經香港出口至國際市場：1938-1940年間，經香港轉運的鎢砂達8萬噸（佔全國出口總量的70%）。僅1939年，這些「工業的牙齒」便換取美金1500萬元，足夠購買戰鬥機30架、高射炮20門。而在民生層面，香港民眾的支援同樣細膩溫暖：1938年10月，日軍逼近武漢，香港76個商團聯合發起「寒衣募捐」，1個月內募集棉衣36萬件、棉被8萬床。運輸隊冒着日軍炮火，將這些物資送抵河南、湖北前線，讓戰士們在寒冬裏感受到「香港的溫度」；1940年，香港「糧食救亡會」組織商戶捐贈大米500萬斤，通過秘密航線運至廣東東江抗日根據地，解決了近10萬軍民的「吃飯問題」。
武裝抵抗與犧牲：血灑港九的「英雄記憶」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但侵略者的鐵蹄並未嚇倒香港兒女——以港九大隊為代表的抗日武裝，在日軍的嚴密統治下堅持戰鬥，用鮮血詮釋了「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的決絕。
港九大隊80%成員為香港本地人，他們在日軍「三光政策」的陰影下，累計開展戰鬥50餘次，每一次勝利都伴隨着犧牲。1942年，短槍隊隊長吳振聲（旺角青年）率隊偷襲日軍元洲仔哨所，為掩護隊員撤退，他獨自吸引火力，身中數彈犧牲，年僅24歲。整理遺物時，戰友們發現他的口袋裏只有一張照片：母親站在香港的碼頭微笑。1943年，海上中隊中隊長陳培（漁民出身）率隊在 大鵬灣伏擊日軍運輸船，與敵人展開白刃戰。當隊友勸他撤退時，他說：「我是漁民的兒子，這片海是我的家！」最終全員犧牲，年僅28歲。1944年，情報員李雁鳴（女，20歲）在傳遞日軍「掃蕩」情報時被捕，日軍用燒紅的烙鐵烙她的手掌，用竹籤釘她的指甲，她咬碎牙關只說一句：「我不知道！」最終被活埋，年僅20歲。
據史料記載，港九大隊在抗戰期間共犧牲200餘名隊員，其中160餘人為香港本地人。而香港民眾的集體犧牲同樣慘烈：1942年「青山事件」中，日軍因懷疑青山村村民協助港九大隊，屠殺村民300餘人；1943年，日軍在新界大埔搜捕抗日志士，逮捕香港籍民眾500餘人，其中200餘人被殺害。不完全統計顯示，整個抗戰期間，香港籍人士在各類抗戰活動中犧牲的總人數超3000人——他們中有戰士、有情報員、有醫護，也有送情報的報童、藏傷員的房東、送糧的農婦……每一個名字，都是香港抗戰史上最滾燙的註腳。
文化與輿論：凝聚共識的「精神號角」
香港憑藉相對自由的輿論環境，成為抗戰時期的「文化燈塔」。這裏的報紙、書籍、電影、戲劇，如同星星之火，點燃了民眾的抗爭熱情，凝聚了「中國不會亡」的信念。
抗戰期間，香港出版《大公報》《華商報》《星島日報》等數十種抗日報刊，日均發行量超10萬份。《華商報》由愛國人士胡文虎出資創辦，每天用醒目的標題刊登前線戰況與日軍暴行。1940年，該報因揭露日軍「三光政策」被列為「眼中釘」，報社多次遭炸彈襲擊，但編輯們躲在防空洞裏繼續排版，報紙仍如期出版。出版界還印刷《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書籍50餘萬冊，通過秘密渠道送抵內地及敵後，成為民眾抗戰的「思想武器」。
藝術領域同樣激情澎湃：香港電影界拍攝《保衛中國同盟》《八百壯士》《孤島天堂》等20餘部抗日影片，其中1938年上映的《保衛盧溝橋》由陳雲裳、梅綺主演，影院裏觀眾邊看邊哭，票房收入全部捐作抗戰經費。戲劇界組建「抗日救亡劇社」，在街頭、學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劇目，演員們用方言喊出「打回老家去」，台下觀眾跟着合唱，淚水與口號交織成一片。一位老觀眾回憶：「那些戲演完，街上全是報名參軍的小夥子。」
香港的抗戰，是中國的抗戰；香港的記憶，是人類的共同記憶。
2025年9月3日，當我們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莊嚴時刻回望香港——這座城市用資金、物資、人力乃至鮮血，書寫了一部「小城大義」的抗戰史詩；用國際視角下的戰略貢獻，證明了自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或缺的一環。
3000餘名英烈的名字或許難以一一鐫刻，但他們用生命鑄就的精神豐碑，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共同構成歷史正義的基石；香港民眾的集體奉獻，與中國人民的14年抗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並肩作戰，共同譜寫了人類追求和平與自由的壯麗篇章。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記憶遺產」項目中強調的：「抗戰記憶屬於全人類，香港抗戰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今天的我們，更應銘記這份「香港不缺席」的歷史真相，傳承這份跨越國界、超越時空的抗戰精神——因為和平的曙光，從來都是由無數英雄的犧牲與全人類的團結共同點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