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孫志、蘇雨潤）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在陝西延安，西北黃土高原起伏的群山圍成堅固的屏障，使其成為天然的軍事城池。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留下深刻的印記，讓延安精神在歷史淬煉中永續生長。1937年，延安尚處於封鎖區，外界對其知之甚少。為了將真實情況反映給大眾，《大公報》派記者范長江首次踏入延安，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推心置腹，展開「竟夜之談」。此後，陸詒、孟秋江、孔昭愷等大公報記者懷着救亡救國的一片赤誠相繼奔赴延安，在這片「紅色熱土」尋找中國革命前途的答案。
距范長江首訪延安88年，記者近日再訪延安，沿着大公報前輩的足跡，完成兩代大公人的時空對話。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郭小良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抗戰時期，《大公報》是從國統區向延安派出最多記者的報紙，《大公報》客觀公正地向全國人民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政策和主張，對於民眾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了解共產黨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
據可查資料記載，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到1945年抗戰勝利，《大公報》先後有4位記者來到延安進行採訪活動，他們分別是范長江、孟秋江、陸詒，以及1944年中外記者採訪團成員孔昭愷。
范長江與毛澤東展開「竟夜之談」
鳳凰山革命舊址是中共中央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的駐地，其間召開了洛川會議、六屆六中全會等重要會議。走進毛澤東當年居住的簡樸磚石結構窰洞，中間一孔是會客地。當年，這裏僅有「一張木椅、一張桌子、一條木櫈、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許多紙條，還有經濟學和哲學的書籍。」毛澤東就是在這裏完成了《實踐論》、《矛盾論》和《論持久戰》。郭小良介紹，當年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右圖）與毛澤東的「竟夜之談」就是在這孔窰洞中進行的。
在「竟夜之談」的採訪中，毛澤東第一次向范長江系統地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政策和主張，談及抗日戰爭、民主建國、與國民黨合作等問題，以及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范長江隨後在通訊中寫到：「毛澤東說共產黨的要求，希望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統一求和平。和平統一之後，始可以言抗戰。」1937年2月14日，范長江返抵上海，15日便將通訊《動盪中之西北大局》發表。
郭小良說，在和范長江的談話中，毛澤東駁斥了國內存在的速勝論和滅亡論，認為抗日戰爭不能速勝，但我們也絕對不會滅亡，這就是後來著名的《論持久戰》。「這一次談話對范長江本人影響也很深，他感受到了主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洞見遠超常人。還沒有哪一個政黨的領導人像毛澤東一樣，對於中國革命和前途有如此深刻的分析和洞察。」
陸詒如實報道中國革命嶄新面貌
1937年9月，孟秋江在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見到了主持工作的周恩來。同年冬天，孟秋江輾轉來到延安採訪，成為繼范長江之後第二個訪問延安的大公報記者。其間他多次與毛澤東見面。孟秋江把毛澤東關於抗戰的講話用專電連夜拍發，以《毛澤東談抗戰：望大家加倍努力爭取勝利》為題刊登在武漢《大公報》上。
1937年12月，大公報記者陸詒來到延安，採訪了毛澤東。12月20日，《大公報》發表了陸詒撰寫的長篇通訊《毛澤東談抗戰前途》，其中詳述了毛澤東接受採訪時的情景。當時的毛澤東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他在採訪最後以極興奮的語調說道：「從戰爭中取得了教訓，在抗戰中改造了我們所有的弱點，展開了新中國的遠大前程！」郭小良說，陸詒當時對整個延安進行了如實報道，講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處於積極抗日的環境中，還介紹了土地政策、大生產運動等情況。陸詒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嶄新面貌，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積極狀態，必定推動中國抗戰到底，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
以筆為槍：突破國民黨封鎖 報道真實的延安
20世紀30年代，中國大地籠罩在戰爭的陰霾之下，日本侵略者踐踏我國的大好河山。國民黨統治區卻對信息嚴格把控，關於延安的虛假宣傳和不實信息影響面甚廣。此時，大公報人衝破重重阻礙，不斷前往延安寫下通訊報道，將真實的延安和共產黨的形象展現給大眾。
「西安事變」爆發後，在周恩來的支持下，范長江成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以外，第一個以中國記者身份進入延安的人。在那裏，毛澤東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時共產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等作了精闢分析。離開延安後，范長江連夜趕寫了《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此文像一枚炮彈，衝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報道了西安事變的真相，清楚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蔣介石閱後勃然大怒，毛澤東則給范長江寫了一封感謝信，落款署名為「弟 毛澤東」。
1937年2月14日，范長江返抵上海，15日發表《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文章雖被國民黨當局刪掉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四項保證，滬上仍為之轟動，報紙銷路猛增。這也得益於主持《大公報》上海版的胡政之從「獨家特大新聞」視角出發，冒着國民黨新聞檢查的風險，做出了刊出范長江文章的大膽決定。
掌舵國家 「誰好誰來」
隨中外記者採訪團於1944年來到延安的孔昭愷也見到了毛澤東，他回到重慶後便寫下長篇通訊《中共十八集團軍與陝甘寧邊區》，其中對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的情況進行了詳細描述。孔昭愷認為，陝甘寧邊區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自力更生，做出成績實在了不起。反觀重慶，不論上下照常吃喝玩樂。兩相對照，誰好誰壞一目了然。因此，在面對國家未來究竟應由誰來掌舵的問題時，孔昭愷在文末疾呼：「誰好誰來(管理這個國家)!」
薪火相傳：愛國是《大公報》刻在骨子裏的基因
《大公報》當年為什麼派了那麼多記者到延安採訪？這背後的驅動力到底是什麼？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郭小良用「愛國」二字作為解釋，他將其稱為《大公報》「刻在骨子裏的基因」。自1902年創刊起，「愛國」二字便與《大公報》的發展緊密相連，在百年辦報歷程中一脈相承。
筆尖雄文 滿懷愛國關切
「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之際，《大公報》就以「明恥教戰」作為挽救國難的報道方針。「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大公報人開始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國的前途到底在哪裏?民族的希望又究竟在哪裏?」郭小良進一步解釋，正是這份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驅使着作為記者的范長江主動請纓前往西北，深入延安進行採訪，試圖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尋找民族未來的方向。而那份大公報人薪火相傳的愛國精神，則在他所撰寫的《動盪之西北大局》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字裏行間滿是對國家前途的關切。
烽火連天的歲月，大公報記者穿過硝煙瀰漫的征途，奔向延安。抗日的主張，民族的希冀，在筆尖化作一篇篇雄文。毛澤東自范長江首次採訪起，對《大公報》和大公報人重視有加。此後，大公報記者一次一次奔赴延安，熱情謳歌這片土地，因為這裏不僅僅是革命青年嚮往的希望之地，更是中國抗戰最堅定的力量。
「整個抗戰階段，都能看出大公報人深深的愛國情懷，我覺得這也是《大公報》派四位記者毅然前往延安的驅動力。」郭小良頗為感慨地說。
備受禮遇：毛澤東設宴 讓大公報記者坐上座
王家坪位於延安城西北方向，隔延河與城相望。1937年到1947年期間，這裏曾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紅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記者前往王家坪革命舊址，在大禮堂中看到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合影。據講解員介紹，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抵達延安，第二天下午5點，朱德在王家坪總部為參觀團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慶祝反法西斯戰爭第二戰場勝利開闢。據孔昭愷後來回憶，那天他到得很早，毛澤東過來後便拉着他往外走，因此照相時，他站在毛澤東身旁，那張照片他也一直珍藏。
中外記者團在延安的43天裏，毛澤東兩次接受記者團集體採訪，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抗戰的立場和主張。6月12日採訪結束後，毛澤東在邊區政府大禮堂舉行歡迎宴會。「特別值得注意的，也是大公報人最為驕傲的一點，就是在這次宴請時，毛澤東主席把上座留給了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郭小良介紹說，設宴招待席間，毛主席堅持讓孔昭愷坐上座，感慨地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看。」原因是國民黨當年嚴令各報刊要稱共產黨為「匪」，唯有《大公報》敢於突破這一禁令，拒絕稱「匪」。
除了王家坪，孔昭愷還前往南泥灣，參觀了359旅的大生產運動成果以及該旅與日寇作戰時的兵器。據他回憶，此前見過一個標本，是以前陝北人民吃的糧食，「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而在彼時的延安，他看到「現在陝北人民吃的是黃米，戰士們吃的是黃米飯，菜裏有青菜有肉。」此外，孔昭愷還參觀了不少地方，目睹了大生產運動中人人動手的場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都親自種地，他將其稱之為「聞所未聞的事情」。
（來源：大公報A13：內地 2025/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