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37年12月，屠殺、強姦、縱火、搶掠的血色陰影隨日軍鐵蹄籠罩整個南京城。為了掩蓋罪行，日軍嚴控新聞輿論，審查隨軍記者稿件與照片；封鎖現場，限制外籍人士行動範圍；阻撓國際紅十字會的救援與調查——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讓真相永遠埋葬在歷史之中。他們沒想到的是——在至暗時刻，悍不畏死的中外正義之士與良知見證者，冒着生命危險，將日軍暴行一筆一畫記錄在紙上，一幀一幀保存於膠片中。他們超越國界、跨越時光，接力完成了記錄、隱匿、保存、尋覓、公開的漫長歷程。那些啼血鐵證如星火般穿越歷史的煙塵，終於在世界的矚目下燃燒熊熊，給予試圖將南京大屠殺描繪成「歷史幻影」的日本右翼沉重而無可辯駁的一擊。
今年初，香港文匯報記者收到重達9.4公斤、已被遺忘近30年的史料，通過梳理溯源，再現《拉貝日記》從記錄到被發現公開的歷史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拉貝日記》無疑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讀者可以逐日，甚至逐小時地了解這場悲劇的發展進程。它以其他任何文字都無法企及的方式，捕捉到了南京居民在面對日軍瘋狂進攻時的恐懼。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為這段悲慘的歷史賦予了生命。」——這是1996年12月11日，第一個讀到《拉貝日記》的學者，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柯比（William C. Kirby）發給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的聲明節錄，《紐約時報》、美聯社、路透社等多家國際媒體在當時曾紛紛引用。原件今年初自紐約寄至香港文匯報，與一箱重達 9.4 公斤、塵封近 30 年的史料一同被發掘，重現當年震驚世界的場景。
這批資料由美國華裔歷史學者吳章銓收集，記錄1990年代聯合會追尋南京大屠殺鐵證、反駁日本右翼否認的歷程，其中關於1996年在紐約公布《拉貝日記》的內容最為完整。《拉貝日記》是約翰·拉貝親歷南京大屠殺期間（1937年9月—1938年2月）的逐日記錄，是目前被發現的唯一保存完整的以西方親歷者視角系統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戰爭罪行，包括屠殺平民、強姦婦女、縱火搶劫等具體事件的戰時紀錄，日記並附有百幅現場照片及手繪示意圖，構成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無可辯駁的鐵證，同時迫使西方社會重新審視二戰期間長期被忽視的亞洲戰場暴行。
《拉貝日記》震驚了世界
1996年12月12日下午，美國紐約曼哈頓洲際大飯店雲集了世界各國的記者和學術界人士。從柏林趕到紐約的拉貝外孫女、時年65歲的萊茵哈特夫人向世界各國記者展示外祖父所記錄的戰時日記，「讀日記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她說。
今年8月下旬，已89歲的聯合會創會會長邵子平對香港文匯報回憶當時的盛況說：「記者大批地趕來採訪，美國的、加拿大的，包括所有日本、韓國大報的記者。」他說，「德意志通訊社記者還向我抱怨『這件事為什麼不早告訴我，跟我們德國人有關，我們能幫你在德國去調查。』」
1996年11月下旬，邵子平陸續收到德國寄來的郵包。「文字稿有2,117頁、圖片60餘幅的《拉貝日記》，一頁一頁被複印出來，印了500張就打一包寄到紐約」，「我一看，太有價值了！」收到一千多頁後，邵子平請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專家鑒定這批日記。「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柯比說，他從未見過一份披露這段歷史數量這麼大、重要性這麼高的資料。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歷史系教授格魯克認為，『這個事情非常重要，對日本將是很大衝擊。』」
事實確如他們所料。《紐約時報》在記者會召開當日提前半天搶先報道後，繼續做連續報道，還特別將《拉貝日記》從德文翻譯成英文，在報紙上連載《拉貝日記》摘錄，「都是很大的整版整版的篇幅，影響很大！」邵子平記憶猶新，此外路透社、美聯社等媒體也競相轉載。
吳章銓細心統計了記者會之後美國、德國、加拿大、中國等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權威媒體，及日本、韓國、香港與台灣地區等數百家主要媒體的報道情況，並收集部分報道原文和報紙。
石原慎太郎右翼言論觸發尋證
這段尋證歷程可追溯到1990年，時任日本眾議員的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在美國《花花公子》聲稱南京大屠殺是謊言。同年12月26日，《紐約時報》刊登全頁廣告「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公開徵集鐵證予以駁斥。「竟然公開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的謊言，我們就眾籌登廣告向全世界徵集南京大屠殺證據予以回擊。」今年86歲的聯合會第二任會長陳憲中對香港文匯報說，正是這則廣告，為聯合會追尋南京大屠殺史證帶來意外收穫。
幾日後，聯合會收到了1937年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喬治·費奇的女兒愛迪斯·費奇夫人看到廣告後寄來的其外祖父所著《我在中國八十年》。邵子平說，這本書中記載的在南京保護難民的外籍人士裏，擔任南京安全區和國際委員會主席的拉貝格外突出。兼因1991年7月，他在紐約大衛·馬吉家裏尋找馬吉影像時，翻到有關拉貝的資料。為此，邵子平於1993年專赴德國找尋拉貝，「我在柏林查電話本，打了好多電話，找到五十幾個『拉貝』，都不是。」邵子平談到那次尋找過程，「簡直是大海撈針，亂衝亂撞。」
邵子平的回憶得到他的同學德國牧師戴克的證實。2019年，戴克向香港文匯報提供的公證件《戴克報告：找回拉貝日記》證明稱，「邵子平曾在1993—1995年期間來柏林找過我，並在柏林基督教福音教會的檔案館查找拉貝在中國活動的相關資料，但查詢未果。」香港文匯報隨後捐贈了這份公證件，2019年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尋證突破來自張純如
尋找拉貝後代陷入僵局的歷史性突破出現在1994年12月，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為撰寫《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收集資料聯繫邵子平。
「張純如是個出色的調查記者」，邵子平說，「1996年4月，她通過德國在華僑民組織『東亞之友協會』輾轉找到拉貝的外孫女萊茵哈特夫人」。張純如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中記錄：令我吃驚的是，馬沙·比奇曼立刻就回信了，她已經找到了拉貝的家人。馬沙·比奇曼在回信中寫道：「首先我給巴伐利亞的米勒（Muller）牧師寫信，他收集了所有曾在中國的德國人的下落。幾天前，他打電話給我，告訴我約翰·拉貝之子奧托·拉貝博士（Otto Rabe）和他的妹妹馬格雷特的名字。並還附了拉貝外孫女厄休拉·萊茵哈特（Ursula Reinhardt）寫給我的短信。」
1996年9月，從德國回到紐約的邵子平在中文報紙上看見一篇找到了拉貝後人的新聞。一打聽是張純如找到的，邵子平立即聯繫上她，「通過張純如找到拉貝外孫女後，我請德國的同學戴克力勸，成功地說服她同意公開《拉貝日記》。」邵子平憶述（見另稿）。
1996年12月12日，新華社駐聯合國記者朱振國在公開《拉貝日記》記者會上採訪了萊茵哈特夫人，他在報道引述萊茵哈特夫人採訪說：「今年春天（199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華裔青年女作家張純如為撰寫《南京大屠殺》一書收集資料找到了我，後來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理事邵子平先生得知此消息後幾次寫信給我，要我把日記獻出來，公諸於眾。」
關於其間的細節，12天後的《人民日報》刊發的《關於拉貝日記連續報道之一 找尋南京大屠殺新證據》一文稱：邵先生即用德文給萊茵哈特夫人寫信，並肯定了拉貝先生當時保護了一大批中國人的可敬行為。萊茵哈特夫人深受感動，親自到德國南部保存該日記的舅舅那裏，說服了年已八旬的舅舅，以拉貝家屬名義，同意公布《拉貝日記》。
致德外交部文件現「日記」線索
1996年9月邵子平聽說張純如找到了拉貝的後人，便與之聯繫。張純如把萊茵哈特夫人從德國寄來的部分資料轉寄給邵子平並說，「我收到的這些文件，我不會德文沒有辦法讀，你是留學德國的，你的德文很好，你應該能讀懂。」
德文故紙隱藏的日軍屠城紀錄
回憶起那些刻骨銘心的過往，邵子平情緒不能平靜，「寄來的資料約有三四十頁，大部分是德文材料，其中有幾份簡報與書信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邵子平發現一篇拉貝寫給家人的文字中，提到自己就南京大屠殺曾給德國外交部寫過一份報告，報告中提到「日記」字眼，邵子平眼前猛一亮，立即聯繫萊茵哈特夫人，詢問日記記載的時間，得到回覆是從1936年9月寫到1938年4月，「老天啊！這就是南京大屠殺的整個時期，這實在太重要了！」邵子平激動得難抑，急切地請求萊茵哈特夫人「日記能不能給我？」但被萊茵哈特夫人拒絕。
《拉貝日記》共有2,117頁，其中有其個人日記，拉貝與各方外交人員的通信，當時德國新聞媒體關於他在德國作南京大屠殺演講的報道等。拉貝對南京大屠殺的記載集中地反映在他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及附件中，共260頁。
拉貝曾向德匯報日軍屠城
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收到的史料中，一份1938年6月8日，拉貝從南京發出，用德文打字機打出的郵寄給德國外交部的文件原件複印件。
拉貝的這份文件附件有259頁。其中針對日記，拉貝寫道：「很遺憾，我不可能向您詳細描述我最近六個月在南京的所見所聞。對此用二十四小時也是講不完的。我只能向您呈送我所經歷的事彙編中的一部分——我的日記共有2,500頁（原文如此 編者註）。」
張純如的南京之行
1995年7月，27歲的張純如來到南京。在南京的20餘天裏，張純如在江蘇歷史學者孫宅巍、王衛星與楊夏鳴的協助下，探訪了10處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採訪了李秀英、夏淑琴、唐順山、侯占清、潘開明、陳德貴、劉永興、劉芳華等倖存者。
當時為張純如擔任英文翻譯的江蘇行政學院教授楊夏鳴對香港文匯報回憶，張純如的中文水平一般，只能說最簡單的句子，複雜的都需要用英文表達，她基本不能閱讀中文文字。「張純如在南京時多次提到魏特琳的英文姓名，當時我第一次聽說。她也提到拉貝，但沒說日記。」而張純如自己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書中關於獲知《拉貝日記》線索的敘述裏，沒有提及有絲毫來自南京的信息。
捐贈關鍵史料《魏特琳日記》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出版的《紫金草》2016年第6期，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撰寫的《張純如在南京》一文中，詳細記錄了1995年7月，張純如來南京走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並收集相關史料的經過：「張純如從我們這裏得到了幫助，同時她也給我們這些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人以很大幫助。來南京時，她帶來了許多在美國收集到的南京大屠殺資料，其中魏特琳日記尤為重要。在此之前，國內學者雖然知道魏特琳曾寫有日記，但並未看過日記。張純如帶來的雖然只是魏特琳日記的片段，卻是最重要的部分，使我們第一次了解了日記的內容，這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王衛星的敘述中，清晰地表明張純如並非因南京之行而知曉拉貝，「在張純如收集的資料中，有不少涉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先生。她曾表示，回國後要設法尋找拉貝的後人。在張純如等人的努力下，終於找到了拉貝的親屬，並發現了《拉貝日記》，使這本塵封多年的日記第一次展現在人們面前。」
《拉貝日記》張純如未居功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主辦的《日本侵華史研究》2013 年第1卷上，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孫宅巍在「我與英文版《南京大屠殺》著者張純如的交往」一文中稱：「我與純如在斯坦福大學校園開會見面時，她興奮地告訴我，將於12月12日去紐約出席一場關於發現《拉貝日記》的新聞發布會。我說：『《拉貝日記》的發現對於研究南京大屠殺來說，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您，是這一偉大發現的核心人物。』她回答說：『在這件事情上，萊茵哈特夫人和北美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首任會長邵子平先生才是關鍵性的人物，我不過是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知道，邵子平先生曾在德國留學，能講德語，在幫助純如尋找拉貝下落及其親屬溝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後來，紐約的新聞發布會如期舉行，並在國際社會引起了轟動，幾乎全世界的主要報紙、電視和廣播電台都對此作了重點報道，純如和邵子平、萊茵哈特夫人的名字，也因此而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特稿】張純如與邵子平為真相接力
「尊敬的邵先生：感謝你寄給我南京大屠殺中文和日文文獻資料的複印件。你知道我如何能獲得中國大陸、台灣地區和美國的倖存者名單嗎?」1994年12月7日，張純如向邵子平發去郵件，請他幫助收集南京大屠殺的史料。2023年5月，邵子平將整理舊物發現的幾封與張純如的往來英文電子郵件打印件，直接寄給香港文匯報記者。對張純如為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而求助聯合會，邵子平喜出望外。他對香港文匯報說，「我們那個時候非常希望有年輕人用美國人所理解的英文敘事來寫南京大屠殺」。邵子平說：「我們看到張純如來，都很興奮。理由是第一她年輕；第二她有朝氣；第三，她是一個有深度的調查型記者。」
郵件敲定的尋證行程
1994年12月22日，張純如在郵件中給邵子平發去自己準備去華盛頓及紐約查閱有關南京大屠殺歷史資料的行程計劃，計劃中的旅行時間安排集中在1995年1月。張純如寫道：「如果你有任何朋友可以在華盛頓、紐約或紐黑文（最好是在國家檔案館和耶魯大學附近）為我提供客房，請盡快告訴我。」
「總的來說，我欣賞你的主動接近我們的想法。聯合會商量過了，我們很高興你能在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上與我們合作。」邵子平在1994年12月23日回覆張純如的郵件中寫道：「聯合會的吳章銓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了哈佛燕京圖書館和耶魯大學圖書館的資料。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不僅有貝茨、福斯特等資料，威爾遜博士的檔案也在那。我們有關於南京國際安全區的資料列表，是傳教士的參考資料，你可以根據列表親自去查閱。因此你的行程可能會改變。我會為你尋找住宿。」
「謝謝你的兩封郵件。我們欣賞你的想法和努力，因為到目前為止，你似乎是第一個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年輕一代作家，即抗日戰爭：1931-1945年，特別是南京大屠殺。」1994年12月28日，邵子平再發郵件回覆張純如。他積極提供幫助，寫道：「你有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的傳教士名單嗎？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傳真給你。我擔心你的財務狀況，因為你要飛來飛去獲取信息，我們會嘗試從華盛頓的朋友和耶魯大學那裏找到住宿機會。」
1994年12月29日，張純如回覆郵件給邵子平：「尊敬的邵先生，我沒有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傳教士的名單，如果你能傳真給我，我會很感激。關於我的財務狀況，不要為這次旅行的機票擔心，因為我已經積累了大量的飛行里程，所以這次旅行機票是免費的，唯一緊迫的事情是在紐約、華盛頓、紐黑文獲得住房。如果你能找到願意接納我的人，我可以在出發前通過電話與他們聯繫。」
1995年1月，在紐約查詢資料的三周時間內，張純如均借宿於邵子平家，每天開他的車往返耶魯大學圖書館查詢資料。
（來源：香港文匯報A03-14：要聞 2025/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