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小林陽吉還記得多年前讀中國的抗戰小說，裏面有日本人幫助中國的故事。他覺得這些跟父親的經歷有些相似，於是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探索父親的足跡。
這個過程中他完成了傳記《生為日本人，死是中國魂》。今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這位74歲的老人把傳記授權網站連載，以銘記那段歷史。
「作為日本人，最終選擇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幫助我實現了思想的深刻轉變，認識到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他的父親小林清在世時曾感慨地說。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教育，爭取了一大批日本士兵。」小林陽吉說，「（他們）進入了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鬥行列，形成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從而加速了抗日戰爭勝利的進程。」
日本工農學校創辦於1941年5月，最初有學員11人，到1945年8月增加到300多人。
如今，陝西延安的寶塔山一片蔥翠，山上仍完整保留着當年像小林清這樣的日軍戰俘生活和學習的多孔窯洞。
「日本工農學校是以日軍戰俘為主體、改造日軍戰俘的學校，反映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瓦解敵軍工作的成效，也證明了黨的軍隊政治工作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東朗說。
小林清出生於日本大阪一個商人家庭。1938年，20歲的他被徵入伍，次年隨部隊到了中國，1940年在膠東文登縣和八路軍作戰負傷被俘。
「（父親）作了八路軍的俘虜後，並不是安分地接受八路軍的教育，而是千方百計地想逃走，甚至想殺死八路軍的領導幹部，立功回去。他甚至後來還放跑了一名日軍俘虜。」小林陽吉在書的開頭部分寫道。
小林陽吉表示，父親最初對中日戰爭的看法和日本輿論界一致，認為日本是「自衛行動」，是「為了東方的和平、膺懲中國」。
通過在工農學校的學習，小林清逐漸明白中日人民都不願進行這場戰爭，它給兩國人民都帶來巨大災難。他自己就是一個被迫捨棄了幸福家庭的受害者，而且日本軍國主義者錯誤估計了中國的實力和決心。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舊址的牆上，一塊塊展板向參觀者講述着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資料顯示，當時學員們生活規律，每天出操、上課、學習討論。課程涵蓋政治經濟常識、日本問題、時事、哲學、世界地理、漢語甚至還有美術。
「日本國內教的歷史，都是反動統治階級偽造出來的。」小林清曾這樣告訴兒子。他自己通過學習，才真正弄懂了階級這個概念，認清了反動階級的剝削實質和侵略本質。
資料顯示，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的成分，53.8%是工人，其餘是店員、農民、職員和商人。他們被俘時，是士兵或下級軍官。
在抗日根據地，對戰俘實行優待政策，這與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對待戰俘有天壤之別。
工農學校學員生活全部由八路軍總政治部供應。在1943年的菜譜上，可以看到學員伙食頗有保障。那時，經過南泥灣大生產等運動，邊區已基本實現「豐衣足食」。
當時的延安，學員們的生活比較豐富。業餘時間，他們還自己動手製作了圍棋、麻將和棒球器具。展覽的黑白照片顯示，他們平時還自行組織各類文體活動，其中一張照片上，日本學員和中國士兵一起跳舞。
很多畢業後的日本士兵從事各種反戰活動，一些自願參加了八路軍，去往各個作戰前線，對瓦解敵軍發揮了很大作用。
香川孝志和5名學員時隔34年，於1979年回到延安「老家」。他寫道：「我一直認為延安是我的第二故鄉，我青年時代在那裏學到了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有幾百名日本青年認識到侵略的罪惡，為了早日結束戰爭和中國友人攜手前進，其中有不少人曾在反戰活動中犧牲。」
資料顯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在對日軍作戰中的犧牲者，有將近50人。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法寶之一。」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研究部原主任郝雪廷說。
小林清印象最深的一次任務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勸說兩個仍在拒絕投降的日軍中隊。
「父親向日本軍隊的陣地喊話，並宣傳了八路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小林陽吉說。
談判結束後，日軍決定投降。對方問他：「閣下是日本人吧？」「是的，我是日本人，但是現在我是八路軍！」小林清回答。
抗戰勝利後，日本工農學校的窯洞保存下來，但在2013年夏天遭遇強降雨而受損。2015年，窯洞得以修復並於2019年對公眾開放。
記者採訪時，來自重慶的段先生一家九口冒雨到這裏參觀。段先生告訴記者，他父親79歲，曾是解放軍鐵道兵。
「在這裏我們爭取日軍戰俘，是為了和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看完展覽感慨地說。
小林陽吉也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去延安看看父親曾經學習生活過的地方。他現在的身份是日本八路軍、新四軍會副會長兼事務局長，長期致力於日中友好活動。
「作為一位『日本八路』的後代，我有義務和責任繼承父親遺願：熱愛和平、反對戰爭，讓更多人知道，日中友好來之不易，切莫讓歷史的時針倒轉。」他說。
同時他表示，在今天，日本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從過去的歷史中汲取教訓。「一個民族的反省比另一個民族的寬容更重要。一個勇於反省的國家才能真正贏得世界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