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志平
今年三月，屹立北角五十三年、有「粵劇殿堂」美譽的香港最後一家民營戲院──新光戲院，熄燈結業，退出歷史舞台。很多市民前去告別影相留念。在他們心中，新光不單是一家戲院，更是香港粵劇文化的縮影，以及無數戲迷的精神寄託。大堂天花板上的一百零八盞波波燈、全港最深最寬的舞台樂池、前排觀眾不會擋住後排視線的逾千個座椅，都在細訴香港幾代人在新光睇大戲（看粵劇）的往事。
我第一次現場看粵劇，是五六歲時與祖母一起。
那時每逢喜慶節日，祖母總會拉着我與弟弟，一家大小在晚飯後乘車到九龍的荔枝角逛荔園遊樂場。遊樂場不僅各式小吃讓人垂涎欲滴、流連忘返，還有雜耍、大戲表演等各類活動。我們東逛西溜，先看看動物園裏的大烏龜、大象，再在碰碰車、小攤遊戲、鞦韆、蹺蹺板上玩得不亦樂乎，最後一定是跟着祖母在大戲竹棚前坐下看粵劇。祖母痴迷粵劇，在家常邊做事邊聽電台播放的粵劇，偶爾情不自禁還會跟唱幾句，於是我從小也聽得多了。
我至今猶記得開場表演前的鑼鼓喧天，只見身着艷麗閃亮服飾、背上插旗或頭上有兩條長纓的演員，在只有一桌兩椅，簡單的舞台上轉來轉去，手一會兒高高舉起，一會兒輕輕揮動，嘴裏咿咿呀呀地唱着，可我就是一句都聽不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竹棚戲台，既通風散熱也散音，還沒有擴音揚聲器及字幕說明。但祖母聽得可入神了，或隨戲的節奏搖頭晃腦，或手輕輕打着拍子。我只好貼在姨婆的耳邊問個不停，才能略知劇情一二。後來功課越來越重，那些幼時無所顧忌的看戲日子和繁鬧場景，如同一副寫意畫，成為我長大後的夢想，只能不時閃現在時光的童話裏。在祖母去世後，便再也沒有了。
其實，粵劇在香港並非孤立的文化存在，它是中原雅樂、嶺南俗調與漂洋文化碰撞的產物，且其流變史本身就是一部鮮活的香港城市文化志。香港在粵劇發展史上走過的日子，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二○○三年，香港民政事務局開始聯合廣東省文化廳、澳門文化局，策劃粵劇申遺工作，並將每年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粵劇日」，以拓展傳統文化、弘揚粵劇藝術。二○○六年，其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二○○九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粵劇「輕鬆靈脆」，唱腔悠揚，旋律優美，既有高亢激昂的激越之聲，又有柔和細膩的抒情之韻。表演形式豐富多彩，包括唱、念、做、打等多種手法，分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幫花旦、丑生、武生六大類行當。粵劇之美，美在聲韻，美在弦音，美在妝容，美在編排……有時領略一場粵劇展示，好似感受一篇靈動散文，看表演者把文中韻味一一展現。粵劇從前便深受香港人喜愛，如今依然如是。民眾亦可在卡拉OK中點唱，《帝女花》更是首支蘊含於內的粵曲，現時依舊街知巷聞，且對香港電影影響甚深。
香港粵劇根脈深植於珠江三角洲「紅船戲班」。據一八四一年報紙記載，「來自佛山的廣府班」在水坑口搭竹棚戲台，演出《六國大封相》等骨子老戲。戲班延續明代弋陽腔「錯用鄉語」之傳統，將中原官話與粵語融合，形成「梆黃合流」聲腔體系。之後為適應港口觀眾流動性強的特點，粵劇發展呈提綱模式，僅列故事大綱，演員臨場發揮「爆肚（即興念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達至高峰。粵劇大師們還常循碼頭工人、洋行職員的不同口味調整唱詞，甚至在《胡不歸》中加入英文俚語。粵曲中也夾雜了小提琴、大提琴、色士風等樂器，盡顯嶺南的實用文化氣息。
香港首部粵劇電影《白金龍》在一九三三年公映。影片保留了粵劇「開面（勾臉譜）」的化妝傳統，但將舞台切末（道具）簡化為電影布景，並通過唱片技術放大主演唱腔，形成銀幕唱腔傳播範式，片尾加入粵劇常識問答字幕，實為早期戲曲普及教育。一九五九年《帝女花》中出現「戲中戲」獨特類型，在其中演繹粵劇《香劫》，這種戲曲結構讓粵劇突破舞台局限；還專門請來鑼鼓師傅，將粵劇「一板三眼」轉化為電影背景音樂節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恐怖片《殭屍先生》、《鬼打鬼》等，都有採用粵劇唱腔、臉譜繪製、戲服圖案等元素。
在申遺成功後，香港掀起「實驗粵劇」浪潮：如用多媒體投影替代傳統舞台背景；使用VR場景演繹唱段，觀眾透過頭顯體驗沉浸式觀戲；唱段融入電子音效等。然而這些創新褒貶不一，大部分老年觀眾反對粵劇電子化，青年觀眾佔比則逐年提升。
這些傳播場景恰是香港粵劇文化韌性的證明，霓虹燈下掩藏着跨海遷徙與時代變遷中的變奏樂章。其之所以是人類文化遺產，只因它與流行藝術的轉變存在莫大關係，卻不是流行文化。現今，年輕人最愜意的時光是玩手機看電腦，網絡世界何其精彩。我只有想像，或許有一天，在後輩子孫的耳邊也響起哇呀呀的唱腔。即使他們聽不懂在唱些什麼，可敲鑼打鼓的聲音同我幼時那般，一直敲打至記憶深處，縱然暮氣蒼茫也不會輕易逝去。廣東大戲，不只是音樂、戲劇、藝術，抑或故事，是一代人抹不去的記憶，更是我們回不到的過去。
秋風裊裊，穿過那年竹棚戲台……
（來源：大公報A18：文化 2025/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