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浩亮
《大公報》十分重視發揮美術在抗戰中的特殊作用。美術作品的視覺表達，較諸文字，具有生動鮮明、直觀易懂等特點，能夠服務於更廣大的讀者群體。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寇的侵略鐵蹄由東北而不斷擴大到熱河、綏遠、察哈爾、冀東等地。廣袤的塞北邊疆和長城內外的大片國土，漸次落入敵寇魔爪。
民族危難關頭，《大公報》先後派出青年畫家趙望雲、沈逸千前往冀、察、綏、晉寫生，真實再現了祖國大好河山的壯美、被日寇蹂躪後的慘狀、淪陷區百姓的困苦，激發國人的鬥志，喚起民族精神的覺醒。這被認為是最早的邊疆寫生行動。
趙望雲（1906-1977），現代美術家，長安畫派創始人。早在1932年，大公報開闢「寫真通信」專欄（後改名「寫生通信」），深入河北農村寫生，在《大公報》發表，引發巨大反響。1934年初，《大公報》派趙望雲，從天津出發，沿長城一線寫生，足跡遍及唐山、古北口、張家口、大同、集寧等地。大公報文字記者楊汝泉偕行，為他的畫作配文，連載畫作近百幅。
《大公報》對長城抗戰十分重視。趙望雲很多筆墨描繪了中日交鋒的戰場遺存。比如《戰後之羅文峪》《平古道上·南天門》《古北口印象·中華民國勇士之墓》等，謳歌了中國軍人的忠勇、戰場地勢的雄峻和戰後的殘破。楊汝泉配文「飲淚憑弔」。
趙望雲的畫作，轟動一時。作家孫犁曾在回憶文章裏說，自己年輕時最喜歡看《大公報》，尤其喜歡大公報的社論、范長江的通訊和趙望雲的風俗畫。
馮玉祥為趙望雲的每幅寫生都題詩一首，並評價：「趙君這次百幅的圖畫，描寫國土淪亡後處在水深火熱橫暴淫威之下的父老兄弟姊妹的種種生活狀況，道盡屏障盡撤的國防空虛造成的華北各省領土的危機……整個中華民族，都有淪為亡國奴的可能。」這十分準確地指出了《大公報》組織趙望雲寫生的重大意義和遠見。
1934年12月，大公報將趙望雲的畫、楊汝泉的文、馮玉祥的詩組合，結集為《趙望雲塞上寫生集》出版。
蕭乾曾稱，《大公報》在美術方面有兩位「客卿」，即特約記者，一位是趙望雲，另一位就是沈逸千(1908-1944)。他被譽為「抗戰繪畫第一人」，曾任上海國難宣傳團團長、戰地寫生隊隊長、中國抗戰美術出國展覽籌備會總幹事。
1936年，沈逸千受《大公報》委派，前往晉北、察哈爾、綏遠等地，開展「寫生通信」。從1936年5月至11月共連載了115幅，後來以結集出版。
與趙望雲寫生時相比，時隔兩年，塞外很多地方被日本扶持的蒙古貴族德王等人控制。沈逸千對沿途的山川地理、關隘要塞、城池村鎮、道路交通十分注意，詳盡描繪，配以簡要的文字介紹，講述歷史，借古喻今，呼籲抵禦外辱，保衛國土。對於塞外牧民的民俗風情，也不吝筆墨。如《雄偉的大青山》《百靈廟之一角》等。後來這些地方都成為著名的抗日戰場，也顯示了沈逸千的獨到眼光。
因此，趙望雲、沈逸千的「寫生通信」，不是單純的藝術作品，而成為了獨樹一幟的「新聞作品」，成為《大公報》「報人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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