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湯嘉平）抗戰期間，香港經歷了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饑荒、逃難、被凌辱的慘痛經歷，點燃了市民的抗日精神，湧現出一批支援抗戰的愛國港人。
歷史並不遙遠，抗戰精神永存。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創辦人、香港前總警司蔡建祥，長期研究相關歷史，他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將上個世紀的香港抗戰人物，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
「男拔擦鞋團」募款捐贈前線
蔡建祥的父親曾服兵役於中國遠征軍「新一軍五十師」，受父親影響，蔡建祥對於抗日戰爭這段歷史頗感興趣。在退休後，他更致力於搜集史料，向學生及社會講述抗戰故事，冀讓更多人了解真相，珍惜和平。
「我的母校，男拔萃，當年成立了一個『擦鞋團』。」記者聽罷楞了一下，他笑着點頭，原來這個「擦鞋團」，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給別人擦鞋，是一份卑微的工作。」蔡建祥表示，彼時的男拔已不再是辦學初期的孤兒院，而是有名的貴族學校，學生多來自名門望族，或者是成績相當優異。但當時的校長堅持組織學生，到街上或者一些團體那裏幫人擦鞋。擦鞋賺來的錢就捐給前線，當時國家正在抗戰。
團員向難民派生活物資
「拔萃擦鞋團」於1938年1月11日在寄宿生建議及校方支持之下成立。團員逢周五在校內擦鞋募款，周六則到全港各校替師生們服務，款項統交香港婦女慰勞會。
據1938年校刊記載，團員過去一個學期先後到十餘所中學擦鞋募款，並出版周報記錄工作進度。同年4月9日，擦鞋團舉辦了慈善晚會，會上重頭戲是由同學自行編導的話劇《國殤》，令不少觀眾涕淚沾襟。稍後的五四紀念日，團長董錫光等人先後發表愛國演說。10月21日，廣州失守，大批難民南下香港，團員更前往厦村、新田和粉嶺，向難民派發生活物資。
「錢多或少是一回事，但這樣的學校組織這樣的活動，對當時的社會是有一個宣傳示範作用的。」蔡建祥說。
之後香港淪陷，拔萃校園被日軍憲兵隊佔用，改作軍用醫院；院內有日籍醫護人員及傷兵約800名，還有火葬場、斷頭台等。
冠軍練馬師 曾投身空軍飛虎隊
前香港冠軍練馬師陳毓麟於去年離世，享年98歲。他生前被人稱為「飛機陳」，但這同他練馬又有何關係？
原來，當年香港淪陷後，就讀於香港華仁中學的陳毓麟被家人送回台山鄉下避難。但未曾想到，他在內地通過神父介紹下奔赴雲南戰場，以翻譯身份支援美國空軍飛虎隊，後來考取飛行員駕照。
飛虎隊全稱「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英語：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縮寫AVG），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美國陳納德將軍組建，與中國軍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
「駝峰天使」 奔赴前線照料傷兵
黃歡笑，是二戰期間「駝峰航線」上美國空軍前線醫院的唯一一名女護士。
1912年，黃歡笑出生於廣東新會，四歲時全家移居澳門。她於香港瑪麗醫院高等護士學校就讀，畢業後被聘為「英國皇家護士協會」的會員。1942年，她響應宋慶齡的號召加入「中國同盟救護」組織，到內地抗日，被分配到美國空軍飛虎隊醫院雲南驛戰地醫院中擔任護士。
1941年，雲南從大後方變成前線戰場。美國陳納德將軍組建了「飛虎隊」，同時開闢空中運輸通道「駝峰航線」，負責運送戰略物資和人員。
美軍開闢空中運輸通道
黃歡笑曾經對記者介紹：「駝峰航線太壯烈了。開闢航線之初就摔下來好多飛機。航線開通後，戰事不斷，幾乎每天都有運輸機和戰鬥機飛行員負傷被送到我們這個前線醫院，經過緊急包紮和搶救之後，重傷者才被送往昆明的後方空軍醫院。」
史料記載，從1942年5月到1945年的三年間，「駝峰航線」上共墜毀飛機600多架，犧牲和失蹤飛行員1500多名。
上個世紀末，黃歡笑開始撰寫回憶錄。她非常關注在滇池裏進行的飛虎隊墜機打撈：「在這條航線上，一定還有好多當年的飛機殘骸沒有被發現。真希望能盡快找到他們，讓這些來支援我們抗戰的英靈早日回家。」
黃歡笑回憶說，香港淪陷時，她在一個教會醫院當志願者，有飯吃沒工資。「在那裏，我親眼看到日本鬼子殘殺中國人，還看到三個被日本獸軍強姦的中國婦女，躺在地上痛不欲生的慘狀。在這裏，我還遇到了陳香梅的姐姐陳好梅，還見到過陳香梅，那時她只有13歲。」
在陳好梅的動員下，她決定離開香港，到內地去為抗戰服務。
「亞洲球王」義踢 籌千五萬支援抗戰
抗戰爆發後，許多港人通過實際行動支援內地抗戰，有的青年甚至回到內地直接抗戰。
20世紀30年代，也是李惠堂被稱為「亞洲球王」的時代。李惠堂出生於香港大坑村，小時候喜歡在大坑村的草地踢足球鍛煉身體。其後考入皇仁書院，在皇仁時亦繼續參與校內足球活動。
「當時香港足球很厲害，香港淪陷的時候，他（李惠堂）回到了家鄉──梅州市五華縣。他推動足球運動，把表演賺的錢捐給國家打仗，另外還鼓勵年輕人參軍，這就是他當時的貢獻。」蔡建祥說。
遠東運動會重挫日本
1923年，年僅18歲的球王李惠堂首度遠征在日本大阪舉辦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賽前日本人以為穩操勝算，準備洗雪前恥，不料卻以1比5慘敗，李惠堂奪得第六屆遠東運動會足球冠軍，讓「甲午戰爭」以來，備受壓抑的中華民族在體育場出了一口氣。李惠堂後來回憶說，這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役。他也因此被球迷們視為足球場上的「抗日先鋒英雄」。
1941年，香港淪陷後，李惠堂不願做亡國奴，拒絕為日本人踢球，後又再拒絕在汪精衛偽政府任職。趁到澳門比賽之機，他輾轉回到老家，並組建了五華足球隊。李惠堂響應宋慶齡提出的慰問抗日傷病員的號召，四處舉辦義賽，為抗戰募捐出賽達138場，把義賽得到的款項捐給國家，用於救災、慰勞傷兵、孤兒等。據統計，1944年底到1945年初半年時間，李惠堂在重慶足球義賽就募集了超過1500萬元的資金支援抗戰。
1965年，60歲的李惠堂當選為國際足聯副主席，成為在國際足聯獲得最高職務的中國人。
1976年8月，聯邦德國《環球足球》雜誌組織世界球王評比活動，李惠堂同來自巴西的比利、英國的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諾、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起被評為「世界五大球王」。1979年7月4日，李惠堂於香港病逝，享年74歲。
譚詠麟父親 前線運送抗日物資
李惠堂的隊友譚江柏，被稱為是球隊裏的「四大金剛」之一。他亦是香港歌手譚詠麟的父親。
1911年，譚江柏在廣州出生。時局動亂，譚家為了逃生，一家老小都遷往香港。譚江柏後來參加足球隊，成為足球名將。日軍侵華時，為了保家衛國，二話不說就參軍了。早在1932年上海抗戰時，譚江柏就是十九路軍後勤民運大隊的大隊長。
全面抗戰爆發後，譚江柏又去了雲南，擔任華僑第十二運輸大隊隊長，負責在滇緬公路運輸抗日物資。
（來源：大公報A7：港聞 2025/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