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德平

1941年12月8日 ，清晨7時20分，日本空軍率領47架轟炸機、戰鬥機，從廣州天河出發，直撲香港啟德機場。8時，第一波防空警報在香港響起。12 時，邊界的鐵絲網被踏平，炮火聲從邊境傳到香港島。日本的侵略，擊毀了人們和諧安定的生活。翌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派遣精幹武裝進入香港抗日，即為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港九大隊」）的前身。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玫瑰小堂宣布成立。「港九大隊」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拋頭顱灑熱血保家衛國，展現了香港同胞深切濃厚的愛國情懷，值得後世銘記。

「港九大隊」是香港唯一一支成建制堅持香港抗戰的武裝力量。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聯誼會表示，在抗戰期間獨立大隊約有1,000名成員，主要於新界西貢一帶活動，以加強在東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抗日力量。據劉蜀永所述，「港九大隊」斃傷日軍100餘名，斃傷漢奸、偽警及間諜等70餘名，俘虜、受降日偽軍600餘名，炸毀日軍飛機1架；繳獲長短槍支550餘支，機槍60餘挺（包括英軍棄械），炮6門，繳獲敵船至少33艘，擊沉4艘，並繳獲大批彈藥。此外，東江縱隊共營救國際友人89人，大部分是由「港九大隊」及其前身的武工隊營救，其中包括英軍賴濂士中校等四人，以及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

各行各業眾志成城英勇抗日

救出賴濂士，促成後來英軍服務團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軍事情報工作方面的合作；救出克爾促成了後來美軍和東江縱隊的情報合作工作。這都是抗戰最終勝利的重要力量。「港九大隊」是一隊主要由香港市民組成的游擊隊，它的成員並不顯赫，都是「平凡」的人——農民、學生等一般市民，但卻幹出來這「不平凡」的偉績。

香港淪陷以後，日軍強行命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報導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並在全市展開搜查，目的就是要摧毀我國抗戰力量。禾久田幸助（日本文化宣傳人）更在香港各個影院打出幻燈，點名「邀請」蔡楚生等文化人「會面」。

這些文化人都是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國際友人，而且更是抗日的重要力量。當時滯留香港的，估計有800多人。因此，早於淪陷之前，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後兩次電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及其負責人廖承志等迅速做好應變準備，全力營救在港愛國文化人士、民主人士。日軍侵襲香港當天，中共中央向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劉曉作出指示：「香港文化人、黨的人員、交通情報人員應向南洋及東江撤退。」

於是，周恩來兩次急電廖承志等，明確指示撤離香港的路線安排。周恩來指出香港工作人員的退路只有「廣州灣、東江和馬來亞」，提出「對這部分人，能留港或將來可去馬來亞和上海的，盡量留下；能去瓊崖（在今海南省境）、東江游擊隊則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擊的，轉入內地」。於是，尾隨日軍抵港的「港九大隊」便開展了波瀾壯闊的「秘密大營救」。

具體來說，廖承志等超前部署了營救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方法：第一，首先由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和香港地下黨設法把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找到。第二，根據不同情況，或者把他們從香港營救到九龍，再由東江游擊隊在九龍接應和護送到敵後游擊區，又或者走澳門，通過在澳門的地下交通站的關係，回到內地。

「港九大隊」作出偉大貢獻

關於這場「秘密大營救」，由於行動隱蔽、分散，具體數字已不可考；目前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千人以上；第二，800 人；第三，300人左右。其實，無論是哪一種說法，這場「秘密大營救」都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因為文化人逃離香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既要躲避日本人的各種殘暴抓捕手段，也要應付各地的黑社會和土匪。從茅盾的《脫險雜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沒有游擊隊的襄助，逃離香港是極度困難的事。事後，茅盾更把這場「秘密大營救」形容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在東江游擊隊的保護與招待之下，幾千文化人安然脫離虎口，回到內地」。

回顧這一場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港九大隊」從農村到市區（「市區中隊」）、從陸上到海上（「海上中隊」）、從國內到國際，都在鍥而不捨地抗戰。「港九大隊」的戰士並非職業軍人，他們都是一個又一個「平凡」的人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絕對不能也不可以忘記這一段歷史。

（作者為香港教育大學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

（來源：香港文匯報A14：文匯論壇 2025/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