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薄扶林的「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前，那幢新古典主義建築的門廊上，仍刻著1912年創校時的拉丁文校訓“Sapientia et Virtus”（明德格物）。這種將西方古典教育理念移植到東方商埠的嘗試，恰是香港教育產業化的原初形態 - 殖民政府需要培養一批既懂英語又能協助管治的本地精英。今天我們談教育政策，以至教育產業，有必要從教育的本質問題上思考原有的邏輯與取向是否依然完全適用。
香港教育制度的特殊性在於，它始終處於兩種張力之間：一方面是英國留下的教育體系與語言優勢，另一方面是回歸後必須面對的國家認同建構。這種雙重性造就了獨特的競爭優勢，也埋下了深層矛盾。當我們討論教育產業時，不能只盯著大學的國際排名和學費收入，更要看清中小學階段奠定的文化和語言基礎如何影響整個產業的發展潛力。
直接地說，英美大學若脫離了其「帝國主義」在文化和語言上所確立的基礎，與及通過「殖民地」基礎教育系統持續培育的「生員」，相信難以穩固其產業基座。
由是觀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的設計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產物。它既要維持與國際接軌的英語水平要求，又要承載國民教育的內容；既要為本地大學選拔人才，又希望吸引海外院校認可。這種「既要又要」的設計，導致DSE陷入兩難；更荒謬的是，當內地開始接納DSE成績，香港便出現「反向留學」- 內地生來港考DSE，本地生則報考內地聯招，大家都希望利用香港「配額」作繞道，進入競爭極烈的內地高校。
當新加坡將東南亞史觀系統性融入教材，香港卻仍在「中西交匯」的口號下搖擺不定。這種文化認同的模糊性，直接影響教育產品的市場定位，系統設計者需要思考如何調節產品特性，探索從崇外的協助「走出去」邁向四方來朝的「引進來」。
若以香港與新加坡的大學國際招生策略作橫向比較，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差異：香港大學強調「英語授課的中國經驗」，新加坡國立大學則主打「亞洲視野的全球課程」。這種差異根源於兩地對殖民教育遺產的不同處理方式。
香港大學的英語授課環境確實吸引大量內地學生（佔非本地生源80%），但隨著內地重點大學英語課程普及，香港的相對優勢逐年減弱，這種「語言紅利」正在消退。反觀不少海外地區，早已開始提供以母語為必修，但可選擇不同語文的雙語，以至三語教學組合。
英國殖民時期建立的精英教育模式，固然培養了香港獨特的法治與批判思維傳統，但這種「文化混血」特性在當前國際環境下亟需重新定位。荷蘭萊頓大學的「亞洲研究」課程成功之處，在於將殖民歷史轉化為跨文化研究資源，而非包袱。
在香港各大學的國際招生簡章上，「全球南方」國家學生所佔比例普遍不足5%。這種對新興市場的忽視，反映的是戰略視野的局限。
就算將課題拉至單純的產業層次作討論，顧客友善的「產品」的整體銷售環境與貨架陳設、配套及「售後服務」到位、「招客」能力、「顧客忠誠度」的培養系統，跟「產品」的功能與性價比同等重要。簡單舉例說明之：
1. 語言彈性不足：當英國推出「雅思指標」（IELTS Indicator）應對疫情，澳洲允許部分專業用PTE成績替代雅思時，香港的大學仍堅持傳統英語測試要求。對於印尼、越南等新興市場學生，這種僵化模式構成巨大障礙。
2. 文化對接缺失：中東與非洲學生來港最大的不適應處，不在天氣，也不在學術壓力，而是缺乏相應的文化對接環境。小至食材，大至公共環境的文化包容性，在在反映出香港教育國際化仍停留在表面。
另一方面，教育局最新數據顯示，2023/24學年中一生人數較高峰期下跌近30%，"縮班殺校"已從預警變為現實。在此背景下討論教育產業化，必須直面兩個結構性問題：
1.本科生比例的數學困局：香港專上教育入學率20年間翻了一倍，升至逾80%，這個數字在人口銳減時面臨兩難。若維持比例，大學收生質量可能下滑；若降低比例，又會加劇升學競爭。
2.公營學校的資源錯配：當國際學校候補名單長達數年，公營學校卻面臨併校危機。這種現象，暴露出教育資源配置的系統性失效。
社會近日對北部都會區大學教育城甚有期望，大多認為蕞爾小島既有5所名列全球百大的大學，教育當可成為香港的「新興產業」，學生與家長在學費以外的衣、食、住、行消費俱可幫助香港經濟復甦發展。既預期客似雲來，拓展「業務」自屬必然，更是無可厚非。然而，社會並未深入討論教育量與質之間的問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苗圃不是樹林。
香港教育產業的真正出路，不在於「隨行就市」增加土地劃撥，也不在於回應巿場需求增加收費課程，而在於重建整個人才培育生態。從「戰略」角度出發，香港需要為中小學進行｢內聯外通改革｣；為專上教育擘劃「全球南方戰略」；為畢業生出路拓展「系統性人才對接」。
站在香港教育博物館那面記載著百年校史的牆前，我們應該明白：真正的教育產業化，不是學位買賣，而是文化影響力的培育。當新加坡用"教育樞紐"戰略培養東盟下一代精英，當英國透過「志奮領獎學金」維繫大英國協網絡，香港更應思考如何將教育優勢轉化為國家軟實力。
教育產業的最終目標，不是收支平衡表上的數字，而是能在雅加達的部長辦公室、內羅比的實驗室、迪拜的金融中心裡，看見那些曾受以中華文化為經、以世界人類大同為緯的香港教育薰陶，至今仍與這座城市保持精神聯繫的國際人才。這才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教育應該追求的產業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