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無數香港居民在黑暗、憤怒中度過不眠之夜。日軍全面進攻香港，時任香港總督楊慕琦當晚與日軍代表在半島酒店簽訂了承認投降的《停戰協議》，淪為戰俘。香港淪陷，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抗戰中的堅強堡壘。1942年2月3日，東縱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教堂宣告成立，其後改稱港九獨立大隊──在那段苦難歲月中，這是香港唯一一支自始至終、成建制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
組織「秘密大營救」，組建情報網支援盟軍；港九大隊隱蔽鬥爭，靈活游擊，直至日本投降……他們當中許多隊員都是香港本地子弟兵。香港史專家劉蜀永對此做了長期研究：「衛國保家，他們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
「作好應變的準備，一旦戰事發生，立即派部隊進入港九地區，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在日軍大舉進攻香港前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1941年11月底已接到指示。12月，該部隊第三大隊、第五大隊共派出八支武工隊迅速挺進九龍、新界地區，深入各個村莊，武裝群眾，肅清土匪，組建多個抗日游擊基地，不斷擴大隊伍。鋒利的尖刀，已深深插入日寇的心臟。
海陸並舉 戰績輝煌 屢挫日軍
1942年1月下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並將幾支在港武工隊統一組成港九大隊。2月3日，港九大隊在新界西貢黃毛應村成立；蔡國樑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委，黃高陽任政訓室主任。大隊下面先後設有短槍隊、長槍隊、大嶼山中隊、沙頭角中隊、西貢中隊、海上中隊、市區中隊、元朗中隊等等；海陸並舉，痛擊日寇。
「多打小仗、打巧仗，短槍隊神出鬼沒，時聚時散。」東江縱隊司令曾生回憶：「在港九這個地域狹小，迴旋餘地不大，而又是敵人軍警林立的地區，港九大隊進行的游擊戰爭，主要採取隱蔽鬥爭的形式，着重發揮短槍隊機動靈活的特點，運用奇襲、伏擊等游擊戰術打擊敵人。」
據不完全統計，港九大隊擊斃日軍100餘名，斃傷漢奸、偽警及間諜等70餘名，俘虜、受降日偽軍600餘名；炸毀日軍飛機1架，繳獲長短槍支550餘支、機槍60餘挺（包括英軍棄械）、炮6門，繳獲敵船至少33艘，擊沉4艘，並繳獲大批彈藥。短槍隊英雄人物輩出，當中較知名的，有屢屢奇襲殲敵的「孤膽英雄」、西貢區沙田短槍隊副隊長劉黑仔（劉錦進）。
日軍開闢了從廣州經香港、汕頭至台灣的海上運輸線，運送武器及戰略物資。港九大隊組建海上隊，儘管只有簡陋裝備，武力懸殊，「小船打大船」卻屢建奇功，被譽為中國的「土海軍」。在3年多的海上游擊戰中，據不完全統計，港九大隊海上中隊與護航大隊一起，馳騁在南海之濱，共擊沉敵船7艘，俘獲43艘，擊斃日寇52人、俘36人，日寇溺亡40餘人，擊斃偽軍近百人、俘50餘人，繳獲輕機槍5挺、步槍50支、山炮1門及大批物資。
「在那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有這樣一支隊伍存在。這支隊伍裏的大部分，可能90%都是香港本地人，這就是香港的人民子弟兵。」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秘書長黃文莊告訴記者，港九大隊為當時的民眾做了很多好事，他們把深圳游擊區的種子帶來香港，教村民種植，還教會了村民識字、唱歌。
學者：有效干擾日軍戰略部署
「作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的作戰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衛國保家，保衛中國，保衛中華民族。」香港地方志中心總編輯、香港史專家劉蜀永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港九大隊是以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為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成的游擊隊，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戰略地位重要，是日軍在太平洋的轉運樞紐和海軍中繼站。港九大隊在這戰略要地開展游擊戰，有效地干擾了日軍的戰略部署。
港九大隊在港開展的「秘密大營救」行動，被大文學家茅盾形容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1941年初，眾多文化名人從桂林、重慶、昆明、上海等地轉移到香港。日軍佔領香港後，這些文化名人面臨重大危機，中共中央把搶救這一群體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交給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從1942年元旦起，「秘密大營救」歷時11個月，先後救出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知識青年及其家屬約800人，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梁漱溟、夏衍、胡風、千家駒、梅蘭芳、蔡楚生、胡蝶等，無一傷亡，無一被捕。
營救同胞，也營救盟軍。1944年2月，中美空軍混合團空軍飛行員指揮兼教官克爾中尉（Lt. Donald W. Kerr）在執行任務期間，其戰機在香港被日軍擊落，他亦不幸中彈受傷，跳傘逃生。落地後被當時港九大隊的小交通員李石所救。港九大隊在敵人嚴密包圍中，帶着克爾東躲西藏，歷盡艱險，最終克爾安全返回美軍在廣西桂林的基地。
前仆後繼 逾一百一十五名烈士捐軀
日佔期間，港九大隊至少有115名烈士為保衛香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98年12月2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隆重舉行了「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將港九大隊犧牲的115名烈士名冊安放在香港大會堂供市民憑弔，並宣布：「港九大隊是香港淪陷時期一支正式的武裝部隊，在保衛香港的戰鬥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我們應該學習港九大隊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抗戰精神，他們是為中國而戰，為中華民族而戰，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劉蜀永說。
「這是一段香港年輕人應該知道的歷史。」已90歲的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八歲時便在後方協助進行「紙彈戰」，在游擊隊員們自建的簡易「印刷工坊」，帶着其他「小鬼」印刷抗日文宣，將共產黨抗日理念的「星星之火」，送至香港的大街小巷，許多如她一般的小小交通員，在「情報戰」中發揮自己的力量。
林珍寄語香港的新一代能夠傳承先輩們的愛國主義精神，讓這段光輝歷史永遠照耀着香港的未來。
備受肯定/烏蛟騰、斬竹灣紀念碑列入國家名錄
已被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的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和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記載着港九大隊的英勇歷史。
沙頭角烏蛟騰村是港九大隊的重要據點之一。在港九大隊的影響下，烏蛟騰村村民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當時全村共有約500多人，約90%的村民都參與了抗日群眾組織。他們不單肩負起宣傳發動群眾抗日、增加生產、維持治安等任務，更不顧個人安危，為部隊提供情報、送信及運輸。村內有39位青年更直接投身於游擊隊，英勇殺敵；留守村內的健壯青年亦組成民兵自衛隊，維護地區治安，緊密配合游擊隊的工作。
村民寧死不屈拒當漢奸
1942年9月25日，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村民交出自衛武器及供出游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村民李源培二人挺身而出，在日軍的威逼利誘、嚴刑拷打下都不為所動，最終李世藩壯烈犧牲，李源培被拷問至休克。犧牲的村民還有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志英及李憲新等。1943年春，日軍再次包圍烏蛟騰，村長李憲新被拘禁在大埔憲兵部，從此下落不明。
為紀念這些抗日志士，烏蛟騰村村民於1951年10月，在村外一處山坡下，出資建造一座小型的烈士紀念碑，每年舉行謁碑儀式，紀念抗戰犧牲的烈士。2009年特區政府出資於新娘潭路與烏蛟騰交匯處重建一座大型紀念碑。2015年8月，國務院將該紀念碑列入第二批100處國家級抗日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西貢是港九大隊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地區之一。大隊成立於西貢的黃毛應村，大隊部曾設在西貢的赤徑、嶂上等村莊，大隊軍需處曾設在西貢的昂窩、北潭村。西貢中隊也曾轉戰在這裏。
抗戰結束後，為紀念犧牲於西貢的抗戰烈士，港九大隊老戰士劉錦文在1983年的一次聚會上提出建碑建議，到會者均表贊同。1984年9月3日，港九大隊老戰士梁超、鄧振南、張興、劉錦文、張婉華等人聯合發出建碑倡議書，各界反應熱烈。1984年9月中旬，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前往西貢訪問期間，獲悉西貢籌建紀念碑，亦表示大力支持，並為紀念碑題寫碑名。同年12月30日，抗日英烈紀念碑籌建委員會成立，並籌得110萬港元作為經費。
全民抗戰/港澳同胞出錢出力支援抗戰
香港在中國人民抗日鬥爭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曾是華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心。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市工委和香港海員工委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在港澳地區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此外，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出錢出力支援抗戰，千餘人回國參加東江縱隊。
香港各階層民眾自始至終關心和支援祖國抗戰。「七七事變」後，在香港以援助抗戰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成立，廣泛開展活動募集捐款。從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香港學生賑濟會通過街頭賣花、賣物會、義唱、義演、節食活動等方式，募集兩萬餘港元。
1938年10月，香港同胞舉行捐募寒衣活動，香港76個商團聯合募集寒衣36萬件。其他賑濟團體、學生界則舉行贈旗募款，採購寒衣及防毒面具。1938年年底，香港九龍新界司機總工會的工人師傅，走遍港島、九龍和新界，籌集四千餘港元購買了前方急需的救護車及藥品，開車前往桂林捐獻給八路軍。
逾千港人與華僑北上投軍
1939年初，按照宋慶齡的建議，香港的幾個婦女團體募集了4500多種中國藝術珍品，運至紐約、巴黎和倫敦出售，所得收入用於中國的醫療救濟事業。
此外，1938年8月起，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先後組織了15個工作隊、12個服務團隊、兩個劇團及一個政工隊共500多人回到東江。他們廣泛深入東江城鄉，慰問飢寒交迫、傷病侵擾的同胞，發放救濟糧食和衣物，免費給傷、病員治病，鼓勵受難的同胞行動起來，保衛家鄉。據不完全統計，從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建立，再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參加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的港澳同胞和華僑子弟有1000人以上。
奮不顧身/秘密大營救 為國保棟樑
1941年12月底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封鎖交通要道，實行宵禁，大肆搜捕抗日人士。抗戰初期轉移到香港的愛國人士和文化名人面臨重大危機。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多次發出指示，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將他們營救出來。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大營救」隨即拉開了序幕。
鄒韜奮筆題「為民先鋒」
秘密大營救從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起，到1942年11月22日鄒韜奮到達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止，歷時11個月，歷經艱難艱險，先後救出民主人士、文化人、知識青年及家屬約800人。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梁漱溟、夏衍、胡風、千家駒、梅蘭芳、蔡楚生、胡蝶等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終於逃離「虎口」，突然出現在內地大後方，無一傷亡，無一被捕，極大地震撼了日寇。
茅盾形容這場營救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鄒韜奮到達東江敵後，曾親筆題寫「保衛祖國，為民先鋒」八個大字，贈給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創造傳奇/營救89名國際友人廣獲讚譽
香港淪陷後，營救國際友人成為港九大隊營救的另一主要目標。根據不完全統計，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港九大隊共營救了89名盟軍和國際友人，其中包括英軍20名，美機師8名，印度人54名，丹麥人3名，挪威人2名，蘇聯人1名，菲律賓人1名。
1942年1月8日，英軍賴濂士中校（L. T. Ride）、兩名海軍軍官及華人秘書李耀標從深水埗近海邊的集中營逃走。日軍展開追捕，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武工隊成員援助護送下，賴濂士一行順利脫離險境。英國軍事當局其後接受賴濂士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營救戰俘和從事情報工作的機構英軍服務團，並促成與東江縱隊在援救盟軍人員和軍事情報工作方面的合作。
1942年2月，港九大隊成立國際工作小組，由精通英文、熟悉香港情況的黃作梅擔任組長，主要任務是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營救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的事跡最具傳奇色彩。
編織情報網絡 收集日寇資料
1944年2月11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飛行員克爾中尉駕機轟炸啟德機場時，座艙被擊中起火，被迫跳傘逃生，降落在九龍山區，立刻遭到日寇追捕。危急時刻，14歲港九大隊交通員李石發現克爾，在游擊隊員和當地村民協助下，克爾多次轉移隱藏，躲過搜捕，而後由短槍隊送到港九大隊隊部，再送至東江縱隊司令部治療，傷癒後又被護送到桂林美軍航空隊基地。克爾後來在給東江縱隊的感謝信中寫道：「中國抗戰已贏得了全世界的敬仰，而我們美國人亦以能與您們兄弟般一同作戰而自豪。」
港九大隊也悄然編織情報網絡，與盟軍合作廣泛偵集日寇各類情報，如：香港日寇的海防詳圖，日寇在港機關、油倉、機場、船塢等詳細圖樣等。美軍盛讚其情報工作「對美國戰略部隊在中國的組織的成功有着決定性的貢獻」。
（來源：大公報A4-A17：要聞 2025/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