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今年5月，最先提出和普及化「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政治概念的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與世長辭。在他離世前夕，奈還於3月8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哀嘆美國的軟實力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已經終結。可以想像，奈是含憾而終。在其文章中，奈特別強調特朗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外交政策猛烈衝擊美國的自由價值觀和制度，因而大幅削弱美國在世界上的軟實力。

以丹麥哥本哈根為總部的民主國家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日前發表「民主感知指數2025」（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 2025）的調查報告。該調查在4月進行。調查發現，過去一年全球對美國的觀感急速惡化。在受調查的100個國家中，有82個國家對特朗普的看法負面，對美國的淨印象評分從去年的22%降至-5%，顯示對美國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數量高於持正面看法的受訪者數量。

美「軟實力」正急劇萎縮

從歷史角度看，美國在全球的軟實力的急速萎縮，固然與美國的損人利己的「美國優先」政策、美國縱容以色列在加沙濫殺無辜和美國單方面悍然向全世界發動關稅戰有關，但恐怕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為關鍵的原因是，美國那套被美國人長期奉為「普世價值」、建基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價值觀，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已經被美國自己不斷侵蝕、否定和拋棄，而這套自由主義價值觀又一直以來是美國的軟實力的核心。

誠然，在很多方面特別在對待少數族裔、異教徒、弱勢社群和其他國家時，美國的自由主義在應用上並非一視同仁，而是以美國或者其當權者自身利益為依歸，因此呈現出虛偽、雙標和冷漠的缺陷。然而，作為一種「崇高」理想，這套植根於個人主義和人文關懷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對世界上不少人尤其那些受到西方文化薰陶的人有巨大的說服力。不少人也因此而對自由、平等、法治、人權、民主、包容、權力受到制約、多元化、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等價值觀趨之若鶩。部分人甚至把理想與現實混為一談，錯誤以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在美國內政和外交上全面準確落實，並因此對美國產生好感與敬仰。

長期以來，美國不少學者對外宣稱自由主義是美國的「唯一」或者「主流」的價值觀，而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是因為所有移民美國的人，無論他們原來的價值觀為何，最後都會因為服膺和接納這套自由主義價值觀而成為標準的美國人。

美國學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於1955年出版的《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一書在此可謂是經典之作。冷戰剛結束，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中更志得意滿地宣揚美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歸宿，人類再也不可能再創造出一套更優越的理想和體制。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一段頗長時間內，美國的自由主義在全球思想領域獨領風騷，美國的軟實力也因此無與倫比。

然而，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價值觀、地區情況差異龐大、階級矛盾深刻，以及利益極為分歧的國家，要所有美國人都信奉同一套價值觀並不現實。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着外來移民人數急劇增加，美國人在文化上的矛盾和衝突越來越尖銳、嚴重和激烈。文化矛盾和衝突又往往演化為政治矛盾和衝突。很多時候，美國人把文化矛盾看得比經濟或階級矛盾更重要，因此其文化身份認同比階級身份認同更能左右其政治和社會行為，而文化差異比利益矛盾亦更難調和與妥協。以此之故，在過去半個世紀，圍繞着價值觀差異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在美國愈演愈烈，有時甚至引發暴力衝突，因而嚴重甚至徹底撕裂美國的政治與社會。不少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已經爆發了愈趨殘酷、殺傷力巨大和難以結束的「內戰」（civil war）。

在這場文化戰爭中，自由主義受到各種各樣的非自由主義、種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威權主義等「逆自由主義」（illiberalism）極端思想的挑戰，但直到最近十年左右，自由主義仍然勉強處於上風，因此美國人仍然可以吹噓美國乃自由主義的國度，而且仍然理直氣壯地向外推銷自由主義。不過，自從特朗普於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後，自由主義在美國的地位已經開始搖搖欲墜。但是，在特朗普的第一屆任期內，由於他缺乏足夠實力、人才和經驗去推行他那套逆自由主義綱領，所以對自由主義的衝擊不算太嚴重。

然而，當特朗普2024年再度成為美國總統後，他具備了相當的實力、人才和經驗去雷厲風行貫徹其「美國優先」的理念，並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由主義從美國政治和社會驅逐出去。

美國的自由主義和逆自由主義的文化戰爭在眾多不同的領域激烈展開。這些領域包括：宗教與世俗化、性別角色與女性主義、墮胎與生育權、性少眾的權利、宗教在公共生活的角色、種族與身份認同、子女教育的選擇權、言論自由與政治正確、移民、擁槍權與槍械管制和愛國主義與歷史記憶。

「逆自由主義」被西方拋棄

今天，雖然美國社會依照價值觀的差異而高度分化，但美國學者對於如何按照價值觀而劃分不同的社會群體卻意見不一。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2004年出版的名著《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中認為，美國原來的民族認同植根於盎格魯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其中包括個人主義、法治、新教工作倫理和英語等價值。他認為，這種文化基礎在歷史上統一了美國，並使一種獨特的美國信仰（American Creed）得以形成。不過，隨着大量不同種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湧入，美國已經失去了一套能夠團結美國人的單一信仰，從而何謂「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也變得模糊不清。

另一位美國學者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其2021年出版的暢銷書《最後的希望：危機與復興中的美國》（Last Best Hope：America in Crisis and Renewal）則斷言，美國是一個不穩定的國家和一個分裂成交戰部落、暴力頻發的民族。他把美國一分為四，它們是「自由的美國」（Free America）、「聰明的美國」（Smart America）、「真正的美國」（Real America）和「公正的美國」（Just America），這四個美國的人在重要價值觀上存在巨大的鴻溝和割裂。

特朗普以大多數選票再度成為美國總統，而其支持者又控制了國會兩院和最高法院，標誌着他們所代表的「逆自由主義」（一般被稱為白種人民族主義、右翼民粹主義、基督教民族主義、特朗普主義、「讓美國再次偉大」主義等）已經成為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而特朗普則按照「逆自由主義」的教條進行治國理政、重塑美國政治和社會以及推展外交政策。

特朗普所標榜的「逆自由主義」在美國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為其所編製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中有充分的反映。簡單而言，這套「逆自由主義」的核心宗旨包括：（1）民族主義和美國優先：堅信國家主權、邊境管制和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反對全球主義、國際貿易協定和多邊組織；（2）民粹主義：對政治精英、主流媒體、學術界和建制機構深度不信任；（3）反對政治正確：拒絕「覺醒文化」（wokeness）等極端自由思想，支持傳統價值觀和法律秩序，強烈反對各種推動社會進步的運動；（4）威權主義：相信強大和自信的領導，支持擴大行政權力，反對三權互相制衡，強調安全、秩序和愛國主義；（5）對政府懷疑和不信任，特別是那個由職業官僚組成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6）嚴格的移民控制和鼓吹種族主義，維持白種人在美國的支配地位；（7）基督教傳統主義：支持基督教道德、傳統家庭和維護生命政策，反對墮胎；（8）經濟民族主義，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懷疑和主張政府介入經濟事務。

特朗普再度上台後，便急不及待地把文化戰爭推到一個新的和更高的台階、更廣闊的層面和更對抗性的境地，並積極利用行政權力來發動文化戰爭。他通過發布大量的行政命令疾風驟雨般重塑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與之相關的現象包括：總統的權力被不斷擴大並形成「總統霸權」；一些行政命令的合憲性成疑；政府不尊重法院的裁決；行政機關不受立法和司法機關制衡；大批被視為不認同逆自由主義、違反逆自由主義或者被認為不效忠特朗普的官員被辭退，包括軍人、外交人員、情報人員和教育官員；一些被認為不合乎「逆自由主義」要求的部門被或將被裁撤，比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和聯邦教育部；一些部門的權責則被削弱、比如負責環境保護、監管工商業活動的部門；官員的進退以政治忠誠（political loyalty）而非能力為標準。

在社會上，特朗普粗暴地把大批非法移民遞解出境；企圖剝奪在美國出生的人的公民權利；試圖通過取消或減少撥款逼迫大學採取有違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政策；對中小學校的教學方法和內容加強管控；歧視和打擊媒體的異己者；大幅減少對科學研究的撥款，尤其要終止那些違背逆自由主義信念的研究比如那些針對現行種族不公和性別差異的研究。

對外方面，在逆自由主義的引領下，特朗普悍然向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發動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最激烈的關稅戰，脫離一些比如世界衞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不再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實行單邊主義、孤立主義和霸凌主義，推行各種保護主義，不斷破壞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粗暴對待盟友與夥伴，覬覦別國的領土，侵犯別國的主權，削減對外援助等。

美霸權根基搖搖欲墜

作為一種價值體系，特朗普所代表的逆自由主義在國際上基本上沒有市場，作為一種理想也沒有號召力和感染力，甚至可謂是一種落後和野蠻的思想。它只有在一些國家的右翼勢力中才能找到知音。因此，當過去支撐美國軟實力的自由主義在美國也走向邊緣化的情況下，奉行逆自由主義的美國的軟實力在國際上急劇滑落便無可避免，尤其當不少國家又因為美國的逆自由主義主張、政策和行為而成為受害者。當然，對於特朗普而言，美國在世界上軟實力的多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是否可以憑藉硬實力（軍事和經濟實力）和政治交易而取得實際利益，況且美國也不打算向外輸出其逆自由主義。即便如此，我認為，逆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抬頭，代表了美國自身的衰落。特朗普肆無忌憚和粗暴行使政治權力去推行逆自由主義實際上也是在不斷動搖美國的全球霸權的根基，並讓美國在國際上走向孤立和不被尊重與信任。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來源：大公報A9：評論 2025/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