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孫志 任芳頡 北京報道）特朗普2.0關稅戰正嚴重衝擊全球經濟，引發國際輿論的普遍擔憂和斥責。著名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接受大公報專訪，剖析中美關稅戰時直指核心：「美國的目的實現不了」。他指出，美國關稅戰正遭遇多重反噬─金融震盪、供應鏈斷裂與通脹失控風險加速顯現，其孤立主義更引發國內分裂與盟友衝突，「這種自損式策略進一步削弱目標實現的可能性」。

劉元春認為，儘管未來可能會走向談判桌，但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與美國經濟基本面演變增添變數。中國需以穩固基本盤、精準打擊軟肋為策略，在動態博弈中瓦解美國技術霸權根基，重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劉元春簡介

現為上海財經大學校長，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長江學者」 特聘教授，國務院特聘專家、國家 「百千萬人才工程」 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家新世紀人才。

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世界經濟》、《管理世界》、《人民日報》、《求是》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400篇，出版專著20本，獲得 「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 、 「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著作獎」 、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獎」 等獎項近30項。

底氣充足

「對美出口僅佔我國GDP的3%-4%，貿易依存度較低，難以動搖中國經濟根基。」

問：美國「對等關稅」襲擊全球，為什麼中國敢第一個站出來反制，底氣何在？

劉元春：

任何一個大國在這樣一種霸凌方式下都會進行反制，中國反制具有政治、經濟與博弈的必然性。從經濟基本面看，雖然美國目前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國，但對美出口僅佔我國GDP的3%-4%，貿易依存度較低，難以動搖中國經濟根基。另外，中美產業鏈經過數十年全球化磨合已形成深度剛性依賴，美國對中國稀土、藥品原材料、高端芯片等關鍵產品的需求具有很強的剛性，這種結構性依存構成中國反制的經濟抓手。

大家注意到，首輪中美貿易戰雖對中國經濟造成階段性壓力，但憑藉完整的產業鏈配套和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國用2-3年時間便有效緩衝了外部衝擊。外部壓力倒逼中國加速構建新發展格局，過去幾年的實踐表明，衝突非但未削弱中國經濟，反而成為產業升級的助推器，推動關鍵技術突破和產業鏈現代化，形成了穿越經濟周期的內在驅動力。當前新發展格局與創新戰略的推進，中國更需借助外部壓力凝聚改革共識，推動關鍵技術攻關，這種危機轉化能力增強了反制的戰略主動性。

從博弈角度來講，中國應對美國關稅戰不能止步於短期對抗，更需建立系統性策略體系。當前美國揚言將關稅推高至245%，已超越單純經濟手段範疇，兼具經濟制衡與政治博弈的特性，這要求中國必須從關稅戰演進、金融博弈、全球治理等維度進行中期戰略布局，既要預判美國可能採取的疊加性貿易措施，更要防範衝突向匯率、資本流動等領域外溢，這些要素決定了中國在關稅戰上面必須採取反制措施。

協同發力

「構建多元化貿易投資格局，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

問：您對宏觀政策後續加力推出有哪些建議？

劉元春：

上一輪關稅戰期間中國通過結構調整、創新驅動和短期政策對沖，成功將外部衝擊轉化為產業升級動能。當下面對當前更嚴峻的挑戰，宏觀政策需從三個維度協同發力：財政政策需定向發力，既對受衝擊外貿企業提供專項救助，又通過政府採購訂單引導企業轉型內銷，穩定產業鏈運行。同時，財政與貨幣政策協同配合，在現有儲備空間內靈活調整實施節奏，通過金融工具創新強化金融市場韌性，確保股市、樓市等關鍵領域穩定，夯實宏觀經濟承壓能力。此外，着力深化國際合作網絡，重點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落地，同步加強與南美、非洲全球南方之間的深度合作，構建多元化貿易投資格局，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

我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是有空間，有足夠應對美國關稅的對沖能力，要依託政策儲備形成對沖合力，將外部壓力轉化為轉型升級動能。

知己知彼

「美國經濟根基正承受不可持續的損耗，從而迫使特朗普政府採取一些被迫退縮的政策。」

問：特朗普對全球進行關稅戰對美國的傷害有哪些？它本身還能撐多久？

劉元春：

從目前來看，關稅戰已對美國產生多重反噬效應。最直接衝擊體現在金融領域，不僅導致股市劇烈波動，更通過推高國債收益率衝擊國債市場。當前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接近4.5%，超過美國名義GDP增速，直接威脅國債發行定價機制，有可能引發美國國債價格進一步的下降，收益率進一步攀升，進一步誘發美國金融的大震盪，因此迫使特朗普對超過75個國家實施為期90天的關稅暫緩措施。另一方面，美國將芯片等關鍵商品納入豁免清單，表明關稅戰已經觸及到美國高科技產業核心利益，其經濟根基正承受不可持續的損耗，從而迫使特朗普政府採取一些被迫退縮的政策。

隨着關稅戰持續，美國的供應鏈實際上已經出現較大震盪，導致美國進口商品供應鏈出現斷裂，推升國內通脹水平。近期美國通脹預期從4%飆升至6%以上，對下一步美國經濟加速衰退和通脹上揚提出了強烈警示。

兩手準備

「關稅戰對美國經濟的反噬效應，將直接轉化為和談策略的調整壓力。」

問：您認為美國何時會跟中國走到談判桌上來？

劉元春：

美國正從多途徑調整關稅戰策略，一方面對75個國家暫緩對等關稅措施，試圖重新校準關稅基準水平，另一方面未來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尋求與中國重啟談判，探索可能達成和解的方案，從正常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個過程不會太久。但談判也存在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源於特朗普個人化、情緒化的執政特點可能隨時改變談判節奏，也取決於美國經濟基本面的演變，尤其是金融市場動盪程度、通脹走勢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係。關稅戰對美國經濟的反噬效應，將直接轉化為和談策略的調整壓力。

加強防範

「更深層的策略在於利用全球公共品優勢進行脅迫。」

問：特朗普接下來還有哪些招數？

劉元春：

從專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美國實際上最初做過關稅戰應對預案，在預判到全面加徵關稅將遭遇反制後，還會通過匯率政策調整形成政策組合拳，同步配套財政支出擴張、管制放鬆及稅收減免等國內政策，形成內外協同的施壓體系。更深層的策略在於利用全球公共品優勢進行脅迫，通過掌控防務、金融等關鍵領域的國際公共品供給，美國試圖迫使盟友及他國在戰略博弈中讓步，這種「武器化」公共品的使用已顯現其重構國際規則的戰略意圖。當前舉措僅是體系性調整的序章，從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及副總統的政策闡述可見，特朗普政府正在開啟全球體系重構的第一步，其工具箱中儲備的政策工具和實施步驟尚需持續觀察，未來可能通過更複合的手段推進戰略目標的實現。

鬥爭策略

「我們要堅持開放合作，聯合其他受影響國家構建新談判聯盟。」

問：中國該如何應對？應該秉持怎樣的鬥爭策略？

劉元春：

中國需構建多維應對策略體系，首要任務是深化對美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深入研判，既要從道義層面批判特朗普經濟政策邏輯，更要系統剖析其政策後遺症，精準把握美國戰略調整的底線與牌路。首先核心立足點是穩固國內經濟基本盤，這是應對外部衝擊的根本支撐。同時要精準打擊美國經濟軟肋，在稀土管控、芯片採購等關鍵領域形成反制能力，但需審時度勢選擇出牌時機。

同時，針對美國孤立主義引發的全球貿易秩序變化，我們要堅持開放合作，聯合其他受影響國家構建新談判聯盟，將美國對華關稅戰轉化為重構國際經貿規則的契機。此外，技術創新是決勝關鍵，聚焦高新技術領域持續突破，逐步瓦解美國技術霸權根基。另外，注意談判技巧和外交技巧，要充分利用中美產業鏈深度依存特徵，通過跨國公司渠道傳遞合作意願，在動態平衡中實現戰略利益最大化。

抗擊霸權

「其目的是為了維持美國霸權體系，防止中國趕超。」

問：您認為特朗普打關稅戰真實意圖是什麼？

劉元春：

以特朗普為首的共和黨此次執政當然有他一整套的打法，雖然這些打法所蘊含的一些邏輯具有很多衝突和矛盾，但我們一定要看到這一次美國關稅戰絕不是就關稅談關稅，不僅僅是要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而是通過「中高端製造業回流」重塑美國對全球產業鏈的控制力，強化金融霸權與產業實力的政策協同，維繫整體霸權體系。

美國試圖通過產業回歸重塑儲備貨幣發行與實體經濟基礎的平衡，進一步解決美國所面臨的「特里芬難題」制約，使美元的超級霸權地位與美國製造業衰退之間尋找到一個新的契合點，希望通過全球重新對美國提供的公共品來進行定價，支付美國國防的成本，以及支付持有美元和美債的成本來解決美國的美元持續走強導致產業空心化的一些問題，是「逆尼克松衝擊」的一個大舉措，也是希望用一種新思路新體系，重振美國的一種妄想。

共和黨的政策體系雖矛盾重重，但背後也有邏輯，特朗普執政絕對不是簡單的關稅戰的問題，它涉及到整個自1971年尼克松衝擊之後，全球金融化全球自由化所帶來的格局再調整，其目的是為了維持美國霸權體系，防止中國趕超。特朗普不僅僅是通過壓制中國來實行霸權體系，同時還希望使它內生產業和增長能夠提供更為堅實的競爭力，進一步維繫美國體系。我們要在更多層面上準備中美下一步博弈。

道路自信

「中國崛起是最基本的一個趨勢，最根本的還是美國自己的邏輯是衝突的。」

問：美國的目的會實現嗎？「東升西降」的世界格局會確定嗎？

劉元春：

實現不了，美國的很多政策和想法很矛盾，也不具備完成的基本條件，不僅理論上矛盾重重，在實施路徑上也沒有充分的準備。特別是美國目前的孤立主義帶來國內分裂，也帶來了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衝突，這種雙重缺陷使得關稅戰等舉措難以達到預期效果。歷史經驗顯示，類似戰略收縮往往引發反作用。當前美國的保護主義轉向，正在其傳統優勢領域製造新的脆弱性，這種自損式的博弈策略進一步削弱了目標實現的現實可能性。

中國崛起是最基本的一個趨勢，最根本的還是美國自己的邏輯是衝突的，另外就是美國實施的路徑不具備可行性。

（來源：大公報A7：要聞 202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