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孫志）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公報》當年呼喚「航空救國」，募集資金購買「大公報」號滑翔機，並開設副刊《滑翔園地》，向公眾普及滑翔知識。近日，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王潤澤教授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大公報」號滑翔機升空，在抗日戰爭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是萬眾矚目的。滑翔現在是一項體育運動，但在當時是高科技的象徵，《大公報》作為中國媒體的中流砥柱和脊樑，積極發起和參與「航空救國」運動，極大鼓舞了抗日的士氣，這種不屈的意志可與代表國運的精神力量結合起來。

如今，「大公報」號客機開始執飛，是對抗戰歷史和航空救國精神的致敬，亦是《大公報》媒體責任和堅守初心的延續，也讓這一歷史符號在新時代煥發活力，激勵一代又一代人為國家繁榮富強、民族復興不懈奮鬥。

1939年10月20日，成都隆重舉行了「大公報」號滑翔機獻機儀式暨飛行表演，見證《大公報》對中國航空事業所作的貢獻。駕機表演的是中國滑翔第一人、時任滑翔訓練班主任的韋超，「大公報」號滑翔機首次正式飛上藍天！當年11月「大公報」號滑翔機運抵陪都重慶，在珊瑚壩機場舉行飛行表演，盛況空前，萬人歡躍看滑翔，整個山城沸騰了。在《大公報》熱心倡導下，中國滑翔總會於1941年4月4日在重慶成立。此後，《大公報》副刊還開設《滑翔園地》，第一架國產的「大公報」號大型滑翔機問世並試飛成功，這些努力都提升了國人的航空知識。

1939年「大公報」號飛天 全國歡騰

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重慶遭遇了日軍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重慶大轟炸，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制空權，沒有一支強大的空軍，沒有絕對力量的展示，便無法肩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而《大公報》很早便意識到這一點。」王潤澤教授如是說。

其實，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確立「明恥教戰」的報道方針，開闢版面普及軍事知識，到後來募集和接收救國飛機基金，購買「大公報」號滑翔機，宣傳滑翔知識。王潤澤教授認為，「這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體現了《大公報》對於戰時思想和抗戰國民準備的引領。」《大公報》深知此筆款項來之不易，不可隨便處之，於是在1933年12月13日成立「保管委員會」。「所以，無論是從精神上、物質上，還是組織架構上，《大公報》都在引導進行全面周全的準備，鼓舞國人奮起抵抗，航空救國的理念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體現了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

六遷報館 以行動展示堅韌精神

王潤澤強調，在全面抗戰的大背景下，《大公報》和其他民間報紙所展現出不一樣的頑強抵抗精神，決不在日寇鐵蹄下出一天報，從天津到上海再到漢口，輾轉到重慶，從香港到桂林，六遷其館，不在日本人鐵蹄佔領下出報，發出一篇篇社評和戰地獨家報道，做抗戰輿論的動員。「這是一種怎樣無畏的民族精神！雖歷盡艱辛，散盡資財，而一支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文人沒有其他的力量，唯有禿筆一支，但這是最後的力量和底氣，勢與日寇做最後的撕拚與抵抗！這是《大公報》抗戰的最強音！」

王潤澤引述《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的話，「我們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天南地北，播遷流離的巡迴辦報，和日寇撕拚。」她高度肯定：「《大公報》不僅說到，而且做到！『大公報』號滑翔機升空就代表了大公報人抗戰精神，最後抗戰到底的堅定信心。《大公報》和大公報人以行動和熱血書寫了報人抗戰的堅韌。」

DeepSeek報道 傳遞中國科創實力

2025年春節，DeepSeek這個被稱為國運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橫空出世，震撼全球。王潤澤說，中國年輕的科技精英肩負起國家的責任和使命，這是當代媒體所要弘揚和傳播的一種民族精神。「《大公報》作為一家歷史悠久的報紙，代表了中國精英的時代價值力量，敏銳捕捉到這一現象級原創科技，並以多個頭版對此進行規模化的主題報道，把握報道機會，傳遞中國科技創新的實力。」

王潤澤表示，《大公報》根植香港後，繼續發揮中國對外輿論窗口和「國家重器」的作用，緊密關注追蹤國內外重大事件，把握機會報道，發揮好主流媒體的作用，做到主流精神和主流價值的引領，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媒體的社會責任不僅是傳播真實和最有價值的信息，還要能夠引領精神，成為社會責任的推動力量。

「『大公報』號滑翔機升空更多的是一個儀式，起到了戰時鼓舞士氣的作用，大公報人苦心倡導滑翔運動，熱情鼎助滑翔運動，顯示一片殷殷愛國之心。雖不是『唯武器論』，卻讓人提及武器時沒有陌生感，對抗戰必勝發揮了凝聚人心的作用。」王潤澤最後說。

巨大貢獻｜主張航空救國 《大公報》贏各界信賴

天津是中國北方最早的開放城市和中國近代工業的重要發源地，地位舉足輕重，因此有「近代中國看天津」之說。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侯杰教授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在抗日戰爭中，《大公報》宣傳抗戰，做出巨大貢獻。而抗戰中的天津元素，也在歷史長河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侯杰談到，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南開學校的校長張伯苓已洞悉日本的侵華圖謀，遂組織東北研究會，編印《日本問題專號》，出版《東北地理教本》，讓學生乃至國人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狂妄野心有所警惕。1931年，《大公報》成為航空救國的重要倡導者和傳播者。而設在天津的河北汽車學校隋世新和朱晨等人還精心設計、製造了中國最早的滑翔機。

「《大公報》不僅是輿論的引領者，還在與讀者和社會各界人士的互動中，贏得信賴。」侯杰表示，隨着航空救國的呼聲日漸高漲，北京和天津等地的讀者紛紛給《大公報》寫信，發起募捐倡議。其中，1932年4月天津電報局的「同仁自行發動捐募救國飛機基金」，並通告員工「按月捐薪」交《大公報》代管，各地讀者和社會各界人士積極響應，踴躍捐助。《大公報》共收到五萬元。然而，這筆款項尚不夠購買軍用飛機，《大公報》遂於1933年12月13日成立由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等五人組成的「保管委員會」。

團結各界展現全民抗戰力量

侯杰教授認為，《大公報》的辦報理念和救國方案始終處於時代最前沿。1935年5月，總經理胡政之、王佩之赴日本考察新聞事業，發現滑翔運動正方興未艾。胡政之立即想到中日一旦開戰，空軍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而滑翔運動是建設空軍的基礎。回國後，他首先與「保管委員會」同仁達成共識，發起滑翔運動，並由《大公報》規劃；其次結識中國滑翔運動第一人──韋超，由「保管委員會」撥款，在德國訂購一架滑翔機。1939年10月、11月，這架由韋超駕駛的「大公報」號滑翔機在成都、重慶等地進行滑翔表演，一次次引起巨大的轟動。

侯杰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大公報」號滑翔機不僅彰顯了報人不畏強敵，勇於捍衛國家、民族利益的大公精神，而且團結了不願向侵略者屈服的讀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展現出全民抗戰的力量，激勵後人。而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天津南開學校，特別是張伯苓校長不僅鼓勵學生和親生兒子投身抗戰，而且在四子張錫祜為國捐軀後，還表露心聲：「我早就把他許給國家了」。

侯杰最後說，文章報國、航空救國和教育救國諸多理念高度契合，成為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今日，這些理念也都具有時代價值，蘊含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

話你知｜定「明恥教戰」方針 開啟民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季鸞、胡政之確定「明恥教戰」為《大公報》今後挽救國難的報道方針。1931年10月7日，以《明恥教戰》為題發表社評，正式刊載這一方針。社評說，「尤有一重要工作，謂宜全國上下，徹底明夫國恥之由來，真切了解國家之環境，實際研討雪恥之方案。易言之，昔人所謂明恥教戰者，今則明恥更較教戰為尤亟。」並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為貫徹有關報道方針，張、胡指派王芸生編纂近代以來日本侵華史和中國對日屈辱史，使國人「明恥」，王芸生由此獨立完成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此外，邀請著名軍事專家蔣百里主編增闢的《軍事週刊》，專門刊登軍事知識，以向國民「教戰」。

中國新聞史學泰斗、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漢奇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明恥教戰」等作為《大公報》抗戰時期的鮮明主張，與文章報國、文人論政的新聞理想一脈相承。《大公報》對抗日救亡的輿論造勢，在鼓勵政府決策和激活民眾情感方面，發揮了獨特的輿論先導作用。

（來源：大公報A6：港聞 2025/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