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良
（一）
世間所有的故事，無論是悲是喜，皆源於遇見。而遇見有主動與被動之分，有自然與刻意之別。澳門是中國與西方相遇之地，也是中外相碰、相交、相知之所，看似偶然，卻也必然，難以避免。其間種種故事，編織出近五個世紀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曲折歷程和輪廓，訴說了中華民族面對外力的坎坷探索和悲歡。蕞爾之地，也成為各方英豪風雲際會之所，成為文人騷客筆墨淋漓之地，「撫煙霞之變幻，慨邦國之廢興。覽潮汐之漲消，紓胸襟之積悃」，令人心動，使人神往，催人淚下。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這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驚濤駭浪！」
中國與西方全方位接觸，始於大航海時期四處擴張東來的葡萄牙人，最早不期而遇的地點也不在澳門，而在中華帝國敕封之國滿刺加（今馬六甲）。初期的接觸，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充滿了意外和衝突。
有明一代，鄭和七下西洋無功而返，葡萄牙人則窮近百年之力，從非洲西岸繞過好望角直奔印度洋，尋找黃金和香料，南征北戰，所向披靡。一五一一年，佔領馬六甲，令大明朝廷如夢初醒，大吃一驚。敕封國是受朝廷保護的，馬六甲的淪陷意味着天朝外交的失敗，令朝廷顏面盡失；預示了西風壓倒東風之勢，令滿朝官員不知所措。
朝廷更不明白的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筆下富饒的中國才是他們嚮往的目的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人歐維士（Jorge Álvares）率領一支船隊首抵珠江口，要求登陸貿易，沒想到被兩廣官員一口回絕。葡萄牙並沒有放棄，繼續多次派船隊到珠江口一帶交易。一五一七年，又「有佛郎機夷人，突入東莞縣」，廣州澳口「銃聲如雷」，震動省城。廣東當局將此歸咎於葡萄牙人「不知禮」，接受了「鳴槍致敬」的說法，消除了「誤會」，還在沒有弄清楚來者是何方神聖的情況下當年就准許其上岸廣州貿易，令遠方來客喜出望外。一五二○年初，葡萄牙使節皮萊資（Tomé Pires）在廣州學習中國禮儀後獲准赴京城，因為武宗閱看「國書」後不相信葡萄牙所說願意藩屬中國，部分廣東官員又奏控葡萄牙人攻佔馬六甲，殺傷無辜，且擅闖廣州、胡亂放炮，葡使遂被驅逐出城，葡萄牙終未依《祖訓》《會典》成為納貢國而無法與華開展正常貿易。
然而，葡萄牙人眼見利潤豐厚，繼續盤踞在珠江口的屯門等待機會做「中國貿易」，不但按慣例在屯門立石紀念以志佔領，還「築室立寨，為久居計」，並依當年葡萄牙船隊所獲的授權行使權力，處決船員，嚴重觸犯了中國的主權。這還了得。一五二一年八月，廣東海道副使汪鋐受命驅趕。他先禮後兵，要求葡萄牙人撤走，未獲理會後，發起進攻，遭到葡方猛烈火力頑強抵抗。汪鋐受挫後改變戰術，借風力再次火攻，才將葡萄牙人從屯門驅逐。此乃史上中葡屯門之海戰，也是中西首次武裝衝突。一年之後，另一支葡萄牙船隊在新會西草灣再次為中國官兵圍剿擊敗，葡商似乎開始明白朝廷拒絕通商之決意，乃轉往閩浙沿海，私下從事非法貿易，甚至與海盜倭寇勾結，「亦盜亦商」三十多年，直至其在舟山雙嶼和福建浯嶼、月港之據點一五四八年為浙閩海防總兵朱紈徹底搗毀，才重回珠江口一帶活動，尋找永久落腳點。
最初聲稱用「征服馬六甲的十艘船隻，便足以輕易控制整個中國沿海」的葡萄牙人，四十多年在中國沿海的種種遭遇令其逐漸明白，他們交手的是一個既富裕強大又制度嚴明的國家，他們不得不放棄從非洲到印度的征服立場，轉而採取以柔克剛的對華貿易策略，千方百計在「海禁最嚴，外商入市，最所不喜」的大環境下尋求另類突破。一五五六年一月十五日，一位名為索薩（Leonel de Sousa）的葡商去信路易斯（D. Luís）親王稱，經過三年的努力，通過送禮賄賂終於跟中國官方有了接觸，並與廣東海道達成和平協議，自稱「聲名狼藉」的葡萄牙人獲准自由貿易，可以在廣州外海的上川、浪白滘和濠鏡澳等島嶼公開互市，甚至「入城貿易」。
濠鏡澳為早期澳門的別稱，從此進入葡萄牙人的視野，成為其長久據居地：「濠鏡直臨大海岸，蟠根一莖如仙芝。西洋道士識風水，梯航萬里居於斯」；沙勿略多次在上川島敲門的古老中國，「蒼生皆帝臣，尺地盡王土」的古老中國，也從此「可憐卧榻旁餘地，鼾睡他人四百年」。至今，歐維士的雕像還豎立在澳門老法院門前的廣場上，遙望着中原大地。如果當年鄭和也繼續西行，不知道大西洋岸邊某一港口城市會不會為其塑像紀念？
（二）
「澳門開闢幾何年，中夏居彝此為先」。多少年來，前來澳門的文人騷客絡繹不絕，有質問「誰將澳門山，輕與番夷處」者，也有驚嘆「煙開濠鏡風光異，好一派，繁華地」者。東降西升，大勢已成，向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朝廷不得已開澳為葡人經商居住，既有廣東地方通商課稅充餉的需要──「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又有「以夷制夷」，將葡人與海盜倭寇分離並借其戍守海防的需要──「香山海洋，得澳門為屏衛……闔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將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更有皇帝從葡人控制的印度洋獲得龍涎香、尋求長生不老的需要──「不絕如絲戲海龍，大魚春漲吐芙蓉。千金一片渾閒事，願得為雲護九重」。或許因為「妙女兒干進秘方」，明朝當局准允葡人入居澳門交易，卻出乎意料地令小漁村「香山濠鏡辨光芒」。
廣州作為中國嚴密的海禁政策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西連印度果阿，東接日本長崎，南通菲律賓馬尼拉。從這三條「貿易生命線」，「洋貨東西至，帆來萬里風」，終成「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之勢，澳門很快發展成為遠東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之一，「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裏堆奇珍」。
紛至沓來的不僅是商賈，還有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首的傳教士；拔地而起的不僅是私宅，還有以大三巴為代表的教堂。利氏的夢想當然不在彈丸之地澳門，而在中原大地。他在聖保祿學院初學中文後，前往肇慶開拓傳教事業，有幸在端州邂逅了被貶往徐聞後準備北返的湯顯祖，談論「破佛之義」。湯顯祖記錄了與「西來和尚」的歷史性會面：
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
正似端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
湯顯祖很可能是第一位聽利瑪竇宣講天主教教義的知名中國文人。令人好奇的是，那時利氏的中文不足以深度對話，兩個言語不通的人是如何交談的？從詩句中，我們讀到的是新奇、疑惑和誤解，佛祖與教主似乎在對談，雙方心中各有其所，互不相通。兩個文化背景殊異的人，雖然很想交流，似乎也各懷心思，互不相容。
湯顯祖倒是對異城風情並不陌生。他一五九一年初來粵時，就曾慕名遊歷已開埠三十多年的澳門，留下了《聽香山譯者》兩首，其中一首「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盡頭西海新生月，口出東林倒掛香」，以豐富的想像描寫了他見到的葡國少女；更為難得的是，他將三巴寺寫進了《牡丹亭》第二十一場《謁遇》裏：「一領破袈裟，香山岙里巴」，並稱「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便迎接收寶官員」。連柳夢梅都被洋寶貝震撼了：「這寶來路多遠？」當被告知萬里之外後，他嚇了一跳：「這般遠，可是飛來，走來？」
湯顯祖聽到利瑪竇「自言天竺原無佛」，看到「萬國來王成市肆。綺窗朱檻，玉樓雕鏤，這是三巴寺」，對外來事物着實有無限的新奇意象。但是，中西之間的確還是「這般遠」，遠的不是空間距離，遠的是心神與思想。如今躺在北京車公莊的利瑪竇，當時真不知有何體會。我們只知道，他進京後，採取穿儒服傳聖教的適應政策，致力推動翻譯「四書五經」，編撰《葡漢字典》，並將西方最先進的天文、歷法、醫學、幾何等科技知識和西洋音樂、繪畫引介到中國，努力促進雙方的相互了解。這為早期中西溝通開闢了道路，利瑪竇也被譽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泉下有知，他應感到安慰和釋懷。
（三）
吳歷滯留大三巴
不住田園不樹桑，
珴珂衣錦下雲檣。
明珠海上傳星氣，
白玉河邊看月光。
如果說湯顯祖筆下的澳門更多充滿了千帆懸空、萬國來朝的繁華景象，那麼，明朝遺民吳歷則更關注文化差異，維妙維肖地刻畫出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欲通難通、不通還通的有趣狀態：
燈前鄉語各西東，
未解還教筆可通。
我寫蠅頭君寫爪，
橫看直視更難窮。
吳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是中國畫壇的「南宗」大師，其先師王鑒欣賞他的作品筆筆都有來歷，不逾古人規矩。吳歷一生孤苦，目睹了明朝覆亡和外族入侵。他接觸天主教後，自北南下，越梅嶺，過香山，一六八○年前後隨將奉派前往羅馬謁見教皇的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神父抵達澳門，「居客不驚非誤入，遠從學道到三巴」，準備不遠萬里奔赴羅馬翻譯《聖經》，試圖進一步打通中西文明交流之脈絡。
可惜的是，其時「禮儀之爭」開始白熱化，敬孔祭祖與天主教教義發生嚴重衝突，吳歷又因年長且不通拉丁文，赴歐未果，只好滯留大三巴。在澳期間，他沒有望洋興嘆，而是潛心鑽研教義，「思將舊習先焚硯，且斷塗鴉並廢詩」，幾乎荒廢了詩畫，卻依然留下了許多對民間社會觀察入微的好詩：「榕樹濃陰地不寒，鳥鳴春至酒家歡。來人飲各言鄉事，禮數還同只免冠」。他解釋說，「澳門一名濠鏡……其禮文俗尚，與吾鄉倒行相背。如吾鄉見客，必整衣冠；此地見人，免冠而已」。
彈丸之地，居民來自天南海北，華洋雜處，鄉音不一，風俗有異，信仰不同，倒也相安無事，和睦相處。其時，葡人入澳已百年有餘，中葡民族交往有了明顯的進展，文化也開始融合。同期的普濟禪院主持釋跡刪稱，「蕃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鴂音」，可見族群之間融洽和諧。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鄉。」「東西音異趣相同，落拓天涯作寓公。」在澳門這個「但得安居便死心」的移民社會，大家順心隨意，其樂融融，不問天下世事，猶如世外桃源。表面上，「番奴賈客共營生」，但事實上，「海不揚波撼小城」，禮儀之爭最終波及澳門。羅馬教廷遣使法國傳教士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赴華，試圖解決爭端，康熙兩次接見，話不投機，怒從中來，將多羅押送至澳門，一直關押到一七一○年死於大三巴旁被監視居住的房子裏。此前此後，每有傳教爭議，西方傳教士皆被從內地驅逐到澳門，但滯留至死於澳門者，唯多羅為顯要，也足見分歧之嚴重、鬥爭之慘烈。享有教廷傳教權的澳門葡萄牙行政和宗教當局，也左右為難，既不敢得罪中國皇帝，又不得不給羅馬教皇留情面，更對居中調停無能為力，只能坐等事態的演變。
國學大師季羨林說：「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吳歷滯留和多羅押死於澳門，意味着澳門只能起到緩衝作用而無力推動中西爭議的化解，也標誌着中西文化交流之中斷。令人嘆息的是，兩種文化從此互不往來溝通，直接導致彼此缺乏理解，誤會與偏見日深，為鴉片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後患無窮。
（四）容閎神交馬禮遜
「一拳海外作寰中，睹聽都緣與世通。簫鼓帆檣開鱟穴，樓台燈火落蛟宮。山經秋拭朝橫几，月共潮生夜掛弓。閒處只看忙處笑，棠西方了又桑東。」生活在康乾盛世的澳門同知張汝霖的這首詩，真實描寫了澳門東來西往、左右逢源的盛景，也刻畫出澳門貫通中外的地位優勢。
開埠以來，澳門一直是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橋樑，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站。雖然「澳門禮數異中華，不拜天尊與釋伽」，「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裏人」，但是，「一角天開航海徑，果然無外是中華」，這片土地完整保存了中華文化的根與魂，家國情懷樸素而深厚，即使葡萄牙人，也不敢妄言僭越。康熙年間巡視粵閩沿海的大學士杜臻在《香山澳》一詩中，便云葡萄牙人「自言慕義來中夏，天朝雨露真無私。世世沐浴聖人化，堅守臣節誓不移」，中華傳統在澳門影響之大之深，可見一斑。近代以來，國人借澳門之地利，出洋學西方之長技，再回來報效國家，其中，容閎開創了先河，也樹立了楷模。
一八三五年，七歲的容閎隨父從香山南屏村來到澳門，入讀位於南灣大馬路的馬禮遜紀念學校，由傳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的夫人負責教導。一八四七年初，馬禮遜學校校長、美國教育家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返國時，帶容閎、黃寬、黃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一八五○年，容閎考入耶魯大學，四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旋即回國參與洋務和維新變法運動，不僅促成上海江南機器製造总局的建設，還大力倡導幼童留美，遂成「中國留學生之父」。耶魯大學校園中，今天還安放了一座容閎的雕像，供後人瞻仰。
容閎來澳門前一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已經長眠於白鴿巢公園基督教墳場，兩人無緣相見，卻似神交已久。容閎一生提倡西學東漸，認為「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可以「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並身體力行，全情投入。而與他神交的馬禮遜，則是基督新教來華第一人，堅韌不拔，畢生致力於東學西傳和傳教事業，翻譯出版了《三字經》，編寫了《中文會話及凡例》《中國大觀》《廣東省土話字匯》，編輯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國叢報》等期刊，還在澳門開辦了第一所中西醫結合的診所。
令人惋惜的是，這位最初以東印度公司漢文翻譯身份來華的傳教士的努力，並沒有加深歐洲對中國的真正認識和理解，更沒有避免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更令人唏噓的是，他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還服務於鴉片戰爭，成為《南京條約》的起草者之一。而容閎學成歸國後，國難當頭，不得不學以致用，奔走一生重教興業，救亡圖存，鞠躬盡瘁。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中，都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容閎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且加入了美籍，本來可以過着舒適的生活，但他心念祖國，胸懷天下，坐言起行，終生為祖國奔波勞碌，而這與他在澳門受到的教育及成長經歷不無關係。澳門是個既受西方影響、與西方觀照，又跟祖國血脈相連、心心相印的地方。無論身在何方，都心懷祖國、情繫故鄉，離得越遠，思念越濃，這是澳門人普遍的內心世界。高山仰止，他的朋友杜吉爾（Joseph Twichell）牧師當時這樣禮讚容閎的拳拳赤子心和濃濃愛國情：「他所做的一切，飽含着他對祖國最真摯最強烈的愛──因為他是一個愛國者，他從頭到腳，每一根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他信賴她，確信她有遠大輝煌的前程，配得上她那高貴壯麗的山河和她那偉大悠久的歷史」。如今讀來，這幾句話還是令人熱淚盈眶。正是因為有無數這樣的人，中華民族才歷盡艱辛，賡續綿延，屹立不倒。
（五）林則徐巡視澳門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憂國憂民、三番五次奏請禁煙的湖廣總督林則徐被道光皇帝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他甫抵廣州，即查封煙館、商船，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鴉片商人紛紛外逃，不少撤往澳門。林則徐通過粵海關監督發布通告：「澳門雖濱海一隅，亦是天朝疆土，豈能任作奸犯科之人永為駐足乎？」並請澳門同知蔣立昂將其諭令送交澳門總督：「本大臣一俟虎門收繳完竣，即當日赴澳門，一體查辦」。
澳門是鴉片主要集散地。明萬曆年間，鴉片就開始輸入澳門，一七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專賣權後，英國人逐步取代葡萄牙人，一八三六年更開始長住澳門販賣鴉片，最後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份額。必須切斷來源，才能成功禁煙，林則徐巡視澳門，要求澳葡當局配合執行，是關鍵舉措。
消息傳出後，澳門華人興高采烈，奔走相告；逃匿在澳的鴉片商誠惶誠恐，不可終日；而坐看中英之爭的澳葡當局，則千方百計討好雙方：一方面促請煙販轉移鴉片至零丁洋，公告英商撤離澳門；另一方面，又回稟欽差大臣要「預設公館」「隆重接待」。一八三九年九月三日，虎門銷煙整整三個月後，林則徐在他五十五歲生日當天和兩廣總督鄧廷楨率官兵二百多人，浩浩蕩蕩進入澳門。他在日記寫道：「甫出關閘，則有夷目領夷兵百名迎接，皆夷裝戎服，列隊披執於陣前，奏夷樂，導引入澳」。
林則徐已斷然拒絕澳葡當局「預設公館」，徑直進入了蓮峰廟，在「中外流恩」「恩光浩大」的匾額下，接見澳葡理事官，「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葡萄牙人也感謝皇帝恩賜，讓其居澳兩百多年安居樂業，並應允安分守法，義不容辭協助驅逐煙販奸商。致贈禮物後，林則徐一行再次出發，經過大三巴、媽閣廟、南灣各炮台，受到十九響禮炮的隆重歡迎。
中國政府向為澳門衣食父母，澳葡當局能夠擊退英、荷兩國的侵佔，也全賴天朝的庇護。澳葡當局接待朝廷官員的規格，向有定例，無須過度解讀，滿清帝國已夕陽西下，但林則徐巡視澳門宣示主權，還是起了震懾作用，令澳葡當局保持中立。同一天，澳督邊度（Adrio Acaio da Silveira Pinto）便正式拒絕了英國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請英國軍艦「保衛」澳門的提議，重申中立立場。
林則徐巡澳成功，並不意味着禁煙的成功，他面對的是更棘手的敵人。義律不滿澳督的中立政策，特別是一八四○年二月四日英國軍艦闖入澳門內港未獲准停泊後，就開始構思軍事佔領計劃，聲稱根據英葡協定，葡萄牙有義務保護英國臣民，英軍艦有權利駛入葡殖民地港口，如不准許，後果嚴重。幾曾何時，英軍兩次攻佔澳門，皆為明朝軍隊震懾驅趕，如今形勢急轉直下，英軍六月即北移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驚恐求和的道光皇帝，以「誤國病民，辦理不善」之罪名，革職查辦林則徐。「召緩徵和醫並至。眼下病，肩頭事，怕愁重如春擔不起。儂去也，心應碎！君住也，心應碎！」不久戰死海上的鄧廷楨有此哀嘆，猶如文天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之悲壯。
林則徐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是民族的悲劇。悲之，在於不知己知彼。魏源曾稱，「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林則徐到廣州後，特意召見熟悉「夷情」的傳教士梁發，並在梁發兒子梁進德協助下主持編寫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地理書《四洲志》，還編輯《澳門新聞紙》，「開眼看世界」。近距離、多方位接觸澳門後，他才說「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為時已晚矣。強敵面前，清朝兵敗如山倒。隱約中，傳來了滿清帝國的輓歌聲。
（六）鄭觀應落戶阿婆井
「華人神誕喜燃炮，葡人禮拜例敲鐘。華葡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鄭觀應這首詩，真實描繪了澳門當時的社會狀態。其時，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已經開埠，澳門失去了昔日的貿易壟斷地位，真正衰落的日子也開始了。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兩廣總督耆英被迫與美國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在澳門簽訂《望廈條約》，簽約的桌子至今還在普濟禪院的後花園，風吹雨打，哀鳴哭泣。葡萄牙眼看英美簽約，心有不甘，認為有機可乘，也提出改變澳門的法律地位。多番要求未果後，葡女王於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單方宣布澳門為自由港，並派出「獨臂將軍」亞馬留出任總督，殖民擴界，設關收稅，希圖與香港看齊，重振澳門經濟。亞馬留的殖民政策，特別是挖墳修路的暴行激起民憤，終於「兇橫過甚，孽由自作」，被村民沈志亮殺斃，屍首分家。葡人在西方列強多國聲援下，一度攻打關閘和北山嶺復仇，沈志亮也為曾經拒絕英人進入廣州城而被道光皇帝稱為「賢能柱石之臣」的兩廣總督徐廣縉誘捕押至澳門「正法」，中葡關係發生了質變。澳門再也回不到從前的繁盛景象了，百姓慘淡度日。
「航海初來借一枝，卑棲安敢室堂窺。疆臣亦有深謀慮，大局瀾翻異昔時。」澳門脫離中華秩序，失去了對內地貿易的優勢，更加窮困不堪，無路可走之際，只有「偏門」一途。鄭觀應目睹澳門「豬仔館」和賭場處處以及洋人奸商互相勾結的情況，形容澳門為「禽獸之域」：「盜賊之熾，奸宄之多，余足跡半天下，從未見有如澳門之也!」
「一統江山今昔此，淒涼滿目亦潸然。」出人意料的是，這位維新派思想家晚年移居澳門生活，並且選擇在土生葡人認為「喝了阿婆井水，就不會離開澳門」的阿婆井邊上修建自己的大宅──今天的鄭家大屋──安度餘生。「群山環抱水朝宗，雲影波光滿目濃。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裏一相逢。」「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青洲。儂家正住蓮花地，倒瀉波光接斗牛。」詩句間，他十分喜愛澳門的新宅和享受蓮花地的生活，內心裏，他卻傷時感事，極為不安。
鄭觀應一八四二年出生於香山縣雍陌村，十七歲應縣童子試落第後，棄學到上海經商。在列強入侵、民族危亡之際，其愛國主義和重商興國思想油然而生。他看到了世界的黑暗不公，也看到了「泰西之長技」，提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富民之道」，倡導改革社會風俗，對吸食鴉片尤其深惡痛絕。他在澳門賦閒時，靜觀世變，明察世情，潛心撰寫了轟動一時又影響深遠的《盛世危言》，明確提出中國近代化改革的諸課題，警醒國人奮起改革政治，重商興學，富國強兵，啟迪社會變革，推進維新運動。
選擇澳門進行變革救國活動的不僅鄭觀應一人，康有為、梁啟超也相繼前來，利用澳門「近內地、通海外」的特殊地位，創辦《知新報》，繼續宣傳維新變法，並興辦新式學堂，培養維新骨幹，發起組織不纏足會、戒鴉片煙會，力改社會舊俗，重振民族精神。戊戌變法失敗後，內地維新派報刊悉數停辦，《知新報》卻利用澳門特殊環境得以繼續出版，成為中國領土內唯一的變革聲音。不過，為了防止清廷報復，不僅自第六十八期起重要文章不署實名，還改由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出任經理人，將澳門的地位優勢發揮到極致。
（七）孫中山禮遇飛南第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民族危亡，誰主沉浮?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的孫文，在香山翠亨村誕生。孫文又名中山，幼名帝象，號日新，十二歲時自澳門踏上前往檀香山的輪船，「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宏圖大志，非同尋常，國家振興，點燃希望。
一八九二年秋，孫中山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到澳門行醫，兼任鏡湖醫院醫生，開創鏡湖醫院西醫之先河。兩年前，他已在澳門報刊發表《致鄭藻如書》，並與鄭觀應等維新人士商討「改革明政」，與前輩共尋救國之策。回到澳門後，孫中山協助在香港讀書時認識的葡萄牙友人飛南第創辦《鏡海叢報》中文版，宣傳民主思想，壯大革命聲勢。雖然在澳行醫一年便被當局以不具有葡萄牙醫學院學歷為名禁止懸壺，但這反倒促使他回到廣州後更加專心致志、全心全意投入民主革命，以更好、更有效的方式濟世。在澳期間，孫中山與曾經幫助他申請行醫執照的飛南第等人結下了更為深厚的友誼。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變裝裹傷繞道澳門」，潛往飛南第處，再由他護送到香港，脫離險境，繼續革命生涯。
孫中山革命成功，離不開億萬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離不開千萬仁人志士的流血犧牲，也離不開眾多海內外華僑和友人的傾力支持。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最後一次在澳門握手道別，距今已經十八年」的飛南第特意致函：「懷着最大的喜悅，為您的勝利以及榮任中華民國總統致以最衷心的祝賀」，「期望自己尚可盡點綿力為您效勞」，「希望我們的老交情重新開始;葡萄牙和中國這兩個親密的友邦，亦將在一年半載之後成為兩個共和國!那真是好極了」。同年五月，對澳門念念不忘的孫中山故地重遊，在盧廉若公園接見澳門官紳，以示謝意，並再次與飛南第會晤，歡敘舊情。一九二一年就任非常大總統後，他曾擬聘飛南第為顧問，飛南第以年事已高婉辭。如斯友誼，人間難得。「十年身事各如萍，白首相逢淚滿纓」，君子之交，患難相見，無分民族，不論信仰，只有閃閃發亮的人性光輝和樸素深厚的人文關懷。這是澳門最動人美麗的遇見，也是世間最值得歌頌傳揚的故事。
孫中山一生從事革命工作，歷經艱險，正是因為在五湖四海有無數這樣的遇見，才化險為夷、化危為安，取得最後成功。澳門也很幸運，遇見了少年孫中山、青年孫中山和晚年孫中山，遇見了很多憂國憂民、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革命家、思想家，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而眾多的幸運遇見、眾多的動聽故事，又成就了澳門的光輝歲月和厚重歷史。
在澳門，西方遇見了中國，中國遇見了西方。澳門本身，就是西方與中國遇見的結果;澳門的歷史，也就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縮影，清晰勾勒出中國近代化艱難進程中的輪廓。其間，多少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都與澳門產生了關聯，別有淵源;其間，有衝突和包容、有鬥爭和妥協、有光榮與屈辱、有歡樂與悲哀，更有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閃爍世間的人性光輝。
所有這一切，又使澳門與祖國血脈相連、命運與共，使澳門與世界息息相關、同頻共振，鑄就了澳門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歷史文化底蘊，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交流互鑒經驗，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會環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話語體系。
所有這一切，奠定了澳門在中西交流史上的地位，激發澳門在「振興中華」「世界大同」征程上繼續前行，迎接下一個更加扣人心弦、入人心扉的遇見。
（八）尾 聲
「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五星紅旗首次在濠江中學冉冉升起，那麼鮮艷、那麼耀眼、那麼激動人心。
從十六世紀來到現在
東望洋堡壘
一艘登陸之後就永遠停泊的
古戰船
炮呢
唯一殘存的佛郎機就蹲在那裏
是古銅還是春暉這閃閃的光芒
精巧的皇冠淪落為炮身的圖案
一對鐵輪跪進凝固的水泥
不能再動 不能再咆哮
一張大口變一隻長長眼睛
向南 望天空
其實是望茫茫的大海
來時的路也就是歸程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聯合聲明》簽訂，中國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大西洋 中國海
始終是相連相通的
光輝也罷 屈辱也罷
四百年是非逝去的水
先進也好 破落也好
船身 就是這一個船身
我們體察着風力和風向
調整着船帆
船舵 掌握在我們手中
在船尾轉動
對着歷史又與歷史疏離
駛向未來 歷史的反方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五點，在葡萄牙國歌聲中，總督府門前的國旗徐徐降落，儀仗隊員摺疊好後交給韋奇立(Rocha Vieira)總督。總督捧在胸前，神情肅穆地步出了這座象徵對澳門管治權的古老建築。密密麻麻的雨點，沒能掩飾觀禮人群激動的淚花。
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
那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
請叫兒的乳名，
叫我一聲「澳門」!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這一天，這一年，在大三巴牌坊台階上由童聲領唱的《七子之歌》，響遍了澳門大街小巷，響遍了大江南北。聽到的人，無不心潮澎湃、熱淚盈眶。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凌晨零時，在軍樂團奏響的《義勇軍進行曲》樂聲中，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澳門文化中心徐徐升起。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的澳門市民，拉開巨大的紅色橫幅：「我們回家了!」
這一夜，「月明風清，波平如鏡」。珠江口，火樹銀花，璀璨奪目。松山燈塔照亮的海面上，掛着各色旗幟的船隻來往穿梭，笛聲齊鳴。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