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湖

巴黎奧運已經落幕，回聲和餘響仍將繼續，其中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是運動員的收入怎樣才合適。此次奪得佳績的香港運動員，將獲馬會獎金：張家朗、江旻憓各600萬元（港幣，下同）；何詩蓓兩面銅牌，300萬元；黃鎮廷及杜凱琹混雙第四，共得150萬元。

不可能人人都獲奧運入場券，因此在香港做全職運動員，需要有其他收入。特區政府對運動員的支持，按評級分為5種，最高是精英訓練資助，「精英甲+」，即能在奧運會爭奪獎牌的，例如張家朗、江旻憓、何詩蓓，最少月入44500元。級數愈低，資助愈少，第五級每月7000多元。前幾天有官員回應稱，政府除了對運動員有資助外，還有提供宿舍、使用體育場地、教練團隊等方式，讓運動員可以安心訓練比賽，不用為日常生活擔心。

職業運動員該有多少收入才合適，這在全世界都不易回答。古希臘奧運創辦之初，沒有職業選手，參賽者就是農夫和士兵。這也是今天多數國家運動員參加比賽的常態。比如470萬人口的新西蘭，本屆巴黎奧運會獲9枚金牌，打破1984年在洛杉磯創下的8枚金牌紀錄，同時獎牌總數達到20枚，位列11位，緊隨德國之後並排在加拿大之前。不過在新西蘭，頂級運動員也要在訓練比賽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比如新西蘭單車運動員Dakin，參加過上屆東京奧運會，2022年英聯邦運動會自行車比賽銅牌得主，同年還開了一家咖啡烘焙公司。鉛球運動員Tom Walsh的故事更是奇特，2枚奧運會銅牌得主，獲得過包括2018年世界室內田徑錦標賽金牌在內的多項榮譽，但運動員身份外，他還是南島Timaru的普通建築工人。

這是職業運動員在體育訓練與日常生活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的通常狀況，也可以看看運動員可以獲得的極限收入情況。去年的2023《富比士》收入最高運動員排行榜，C朗以1.36億美元名列榜首；美斯排名第二，年入1.3億美元；第三的麥巴比則賺進1.2億美元。前三名均是足球運動員。其他7名，分別是籃球的勒邦占士（LeBron James）、網球的費德勒（Roger Federer）等。

由此可見，除了運動員的天賦才能和長期的意志努力之外，運動員收入也與運動項目直接相關。職業化程度越高，一般收入也越高。奧運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強」，本次奧運會跳高金牌得主，新西蘭選手柯爾（Hamish Kerr）跳過2公尺36；舉重冠軍有「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氣概，中國隊劉煥華在102公斤的男子舉重「大級別」組中，以抓舉186公斤、挺舉220公斤、總成績406公斤，歷史性奪得金牌。不過跳高和舉重都沒職業化，所以柯爾和劉煥華平時的常態訓練，大概率都要靠政府和社會支持。

內地體育界過去長期實行「舉國體制」，女子網球是第一個向職業化轉型的項目。事因2002年兵敗釜山亞運會，網球界痛定思痛，制定了「以女網帶動男網，以雙打帶動單打」的戰略，就此邁出歷史性一步。短短十年，就出現了大滿貫冠軍、曾排名世界第二的巨星李娜。本次奧運會女子網球金牌得主鄭欽文更進一步，充分受益於網球運動的職業化，少年時代就全球化訓練和比賽，為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奠定基礎。從這一角度看，包括足球、籃球、網球等項目在內的運動員，都是體育職業化的幸運參與者。

回到香港，運動員的收入要看項目的職業化情況。換句話說，職業化項目的運動員收入其實是個偽問題，如果達到職業水平，比如職業拳擊、網球、高爾夫，那就全球參加比賽好了，出場費和獎金足夠支撐整個團隊的開銷和生活。如不是職業化項目，頂級運動員也還得由政府或者社會提供持續資助。

日本明治時代教育家福澤諭吉有句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講人的平等。和教育一樣，體育也是為人中之人準備的。體育不是軍備競賽，不服務於等級制度，體育比賽的結果，不是讓人成為人上之人，為了獎金的多和少，而是讓每個人都成為他自己，充分探索自我，享受上帝造人、給自己獨特天賦的生命之旅。這才是體育的人格教育意義所在。

《論語》中有一段孔子和弟子的對話，描述教育和體育可以達到的美好境界。先是曾點暢談人生志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畫面，不是關於知識的探討和星空的奧秘，而是展現人類對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伴隨其中的優雅和美麗。孔子聽後喟然而嘆：「吾與點也。」這四個字回答了教育、也包括體育的終極意義問題，即生命、自由和幸福，三者三位一體，牢牢不可分割。從這一角度出發，只看有沒拿到獎牌，只關注獎金多少，是還不了解體育的意義和價值，格局未免不夠開闊。

額外說一點，香港是全球近視患病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港中大的調查數據顯示，許多香港學童患有近視：小三約28%，小六約50%，中三約66%。怎麼辦？很簡單，每天一節體育課，每周14小時接觸戶外環境。體育教育不是空話，請先自學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