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柳學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長。中國ESG研究院院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家標準委環境社會治理（ESG）標準化項目研究組召集人。九三學社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政協北京市第十四屆委員會委員。《改革》學術委員會委員、編委及《經濟管理》編委。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首都企業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產業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環境、社會與治理（ESG）專委會主任。研究領域為ESG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等40餘項科研項目；在《管理世界》期刊發表論文80多篇，出版專著10部。
香港國際ESG研究院：您如何看待中國在ESG標準化方面的進展？
柳教授：今年，ESG標準化在中國進入了一個加速期。可以看到，4月12號，三大交易所發布了證券交易所的ESG披露指引。4月18日，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批准了一個環境社會治理（ESG）標準化項目研究組，負責研究中國ESG標準的需求和戰略發展路徑。5月27日，財政部發布了對標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委員會（ISSB）S1標準的中國可持續披露準則草案。因此，我認為中國在今年的ESG標準化發展上明顯提速了。
近年來，與國外發達國家及歐盟相比，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ESG標準方面確實略有落後，仍處在起步階段。我們（中國ESG研究院）在2021年開始研究ESG標準，當時出版了國內第一本關於ESG披露標準的比較研究書籍。2022年4月16日，我們與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一起發布了國內第一個企業ESG披露的團體標準。
所以，從四年前大家開始關注這件事起，到現在，在ESG標準方面已有了顯著進展。據統計，目前國內有大約三十到四十個各種類型的ESG標準體系。但在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方面，實際上還沒有真正形成完整的ESG標準體系。總體來看，中國的ESG標準化仍然處在起步階段，更多的是在學習、借鑒和吸收國外經驗，還沒有形成具有中國特色、能夠滿足中國需求的標準體系。這是我對中國ESG標準化進展的基本判斷。
香港國際ESG研究院：在中國ESG標準化過程中，您認為我們面臨哪些挑戰？
柳教授：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使我們的標準滿足企業實踐以及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巨大和快速的需求。從全球和國內來看，目前的標準有些滯後於實踐的發展。企業在實踐中已經進行了多年的探索，現在我們希望將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個因素綜合起來，形成一整套全新的框架體系，以規範和指導企業和社會實踐的發展。如果要說挑戰，我認為主要是如何既有前瞻性，又能指導實踐的快速發展。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正在進行高質量轉型的發展中大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低碳和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國家戰略，如何通過標準來指導企業踐行這些戰略，讓中國的高質量發展落到實處，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另外，國際準則體系進步很快，如ISSB（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GRI（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和歐盟的ESRS（歐洲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這對我們形成了巨大的示範壓力。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位於供應鏈的終端和末端，受到國外準則標準的影響大，比較被動。我們如何平衡按照國際規則提升我們的ESG水平和標準化水平，同時形成我們自主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體系，以滿足我們快速發展的需求，這也是一個挑戰。
實際上，這涉及到標準和治理體系之間的協調、溝通、競爭和磨合。我們的標準需要反映國家戰略需求和企業發展的需求，形成中國的敘事方式和發展範式，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這也是一個挑戰。
香港國際ESG研究院：中國在制定和實施ESG標準時，如何平衡國際標準和本土需求？
柳教授：這個問題非常好。當前，無論是證監會還是財政部，他們發布的指南多借鑒了ISSB的內容，其中也提到了一些中國特色的元素，但立足於考慮中國本土企業和社會發展的內生需求方面還需要加強。我認為，我們的研究組首先要了解全球最新的變化及其背後的原因，同時清楚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國際標準是人類進步的成果，我們需要借鑒、吸收和應用這些標準，開放地進行標準化建設。但更重要的是要平衡和滿足本土需求。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特別是在ESG領域，近年來發展很快，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已經成為全球的燈塔。儘管遭受疫情衝擊和經濟下行壓力，我們從未放棄雙碳目標和ESG政策，在新能源方面為全球提供解決方案，解決了大量貧困人口脫貧和溫飽問題，並且正在推動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獨特的經驗，這些經驗需要總結出來，以指導未來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標準首先必須滿足中國的發展需求。
香港國際ESG研究院：您能分享一些中國企業在ESG實踐中的成功案例嗎？
柳教授：中國企業在ESG實踐中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儘管中國企業的敘事方式與國外不同，可能不直接稱之為「ESG」或「社會責任」，但中國企業在推動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案例有很多，可以作為標杆，但我們通常不太願意點名具體企業。比如，很多企業在重大應急事件中捐款和提供支持，特別是國有企業在國家需求時迅速響應，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回報。這些企業在環境和社會方面都有顯著的貢獻。
儘管中國在ESG管理範式和經驗總結方面還沒有形成獨特的全球範式，很多企業仍在跟跑階段，但一些優秀企業的實踐已經顯示出顯著的成效。比如，螞蟻森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通過激勵普通大眾參與降碳舉措，實現了環境保護和社會效益的結合。還有一些企業在鄉村扶貧方面的努力，比如零售企業在鄉村地區開設超市，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實現農產品上行、工業品下行的良性循環，這些舉措既創造了經濟價值，也支持了國家的鄉村振興戰略。
再如，中國的新三樣企業在新能源領域的成就，比如風電和電池行業，這些企業不僅解決了國家在雙碳目標方面的挑戰，也實現了經濟價值。這些成功案例很多，但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在管理規範性、制度建設、軟實力、品牌影響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需要進一步努力。
總的來說，中國企業在ESG實踐中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論是從企業角度還是國家角度，在ESG方面都需要持續推進和改進。
香港國際ESG研究院：面對ESG理念，市場上也存在不同的聲音。有些人認為ESG更多是對企業的約束，是額外的成本，企業這樣做只是為了面子工程。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
柳教授：實際上，我們的調研也發現，目前企業做ESG更多是出於外部壓力，而不是內生的驅動力。國外的情況也類似，企業在NGO和政府的壓力下，響應一些需求和期待，從而開展ESG實踐。但從理論上講，ESG實踐能夠降低企業風險、提升品牌傳播力、獲得政府支持、甚至得到政府補貼。同時，ESG還能提升員工滿意度、吸引人才、降低資本成本等。這些做得好的企業都會發現ESG實踐非常有價值。
但現在的問題在於，很多企業在ESG方面的行動還是出於品牌傳播和合法壓力，而沒有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商業模式和盈利方式。例如，如果企業生產不健康的食品來盈利，造成消費者的不健康，最終帶來社會的外部性，這種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持久成功的企業必然是從行穩致遠的角度出發，才會獲得長期的價值。然而，很多企業還未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更多是被動地進行ESG披露。
很多理論研究已經指出，企業應該將ESG融入戰略思考，重新審視其商業目標、企業價值、員工和客戶的對待方式以及對環境的態度，從而形成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和運營方式。這樣，ESG實踐和披露將自然而然地成為企業運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被動的任務。
目前，ESG標準和實踐都處於起步階段，還未成熟。理論上存在一些衝突，如過去的股東至上轉變為利益相關方至上，以及環境和氣候問題的外部性需要企業來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新的理論體系和發展範式來應對。
現在的挑戰在於，缺乏一種有效的分享機制，即「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的現世報機制尚未建立。雖然有些企業在ESG方面做得很好，但其成功經驗難以普及到其他企業。要實現ESG作為必選題，還需要信息披露的規範化、政府法律法規的完善、市場競爭規則和範式的轉變。
當前，企業在ESG實踐中的優秀案例雖然每年都會出現，但這些案例具有獨特性，難以成為普適性模板。因此，目前的狀況是，ESG實踐仍在探索階段，需要更多的機制和規則來支持企業從被動到主動地踐行ESG理念。
香港國際ESG研究院：企業在當前的ESG實踐過程遇到了哪些實際的困難，您有怎樣的建議？
柳教授：我認為，目前企業在執行ESG標準化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是缺乏有效的標準。雖然我們發布了一些團體標準，但這些大多只是指導性的，在具體操作層面上仍面臨許多困難。例如，證監會發布的標準多為框架性內容，在操作性方面還需要加強。企業在執行這些標準時，常常不清楚具體操作步驟。以碳披露為例，要求披露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的排放，但很多企業連範疇一的核算都很難精確進行，更別說範疇三了。這說明在技術和操作層面仍有許多困難，標準需要進一步細化。
此外，現有標準在要求企業做很多事情的同時，往往沒有考慮到企業已經在做的一些事情。例如，中國有許多具有本土特色的ESG做法，但這些做法未被標準充分反映出來。同時，企業中真正懂標準的人也較少，許多企業對於ESG的理解仍停留在發布報告和公關宣傳的層面，這是一個誤區。
因此，我認為，一方面需要建立可操作性強的ESG標準體系，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企業管理層對ESG的認知。此外，我們也缺乏ESG相關的人才，許多企業不知道如何去做，也沒有人指導，這些都制約了ESG標準的落地和發展。
香港國際ESG研究院：您認為中國制定的ESG標準將對全球產生什麼影響？
柳教授：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全球的一個燈塔。我們從未放棄雙碳目標和ESG政策，今年更是迅速出台了更多相關政策。在新能源方面，我們為全球提供了解決方案，在脫貧、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積累了獨特的經驗。
我們的標準應該總結中國的發展經驗、模式和敘事方式，並指導企業未來的發展。標準必須首先滿足中國的發展需求，同時也需要考慮到國際標準和本土需求之間的平衡。這兩者並不衝突，只是在一些方面可能存在細微差別，例如環境和社會方面的一些特色做法。
我們的標準要發揮推動和引領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這其中就包括如何指導大企業、中小企業以及產業鏈供應鏈和園區等可持續發展轉型。儘管中國有一些頭部企業能對標國際規則，但大量企業仍處於供應鏈的終端末端，被動地接受ESG要求。我們的規則體系需要促進這些企業的發展，讓它們逐漸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頭部企業可以先行對標國際規則，但我們也需要建立一部分規則體系，滿足中小企業的需求，避免限制中國企業的發展。
ESG是一個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革，從根本上講，雙碳目標和巴黎協定都是為了改變傳統的工業革命以來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生產和消費範式，轉向新能源和新的生產消費範式。但這個新範式目前尚不明朗，我們需要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探索和推動未來的發展。
標準的作用非常重要，不僅是借鑒國外經驗，更是通過標準實現國家戰略需求。我們的標準要有國家的戰略需求和工具價值，因此需要以我為主，博採眾長，吸收最先進的智力成果，最終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