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秋北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工資決定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的鬥爭。勝利必定屬於資本家。資本家沒有工資能比工人沒有資本家活的長久。……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資額就是工人在勞動期間的生活費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夠養家糊口並使工人種族不至死絕的費用。」指出了勞資雙方的矛盾。
在工資問題上，香港有一個特殊群體，這群體只佔勞動人口的0.6%，約1.77萬人，是最不能自我保護、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一群，也是最不願意「躺平」的一群。
在工資問題上，香港還有一個特殊僱主群體，這群老闆人數或是少數，但一發聲便代表全體老闆，個個體面光鮮，卻觀感予人是最錙銖必較的一群。
最沒議價能力的一群遇着最錙銖必較的一群，在最低工資問題上更充分體現各自之「最」，可是社會公義和名聲卻因此蕩然無存，社會再繁榮發達也並不光彩！由此可見，僱員和僱主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確實是無法調和。資本的邏輯就是：老闆主動加薪哪怕再多都可以，但被動加薪哪怕再少，就是不願意！不是加多少的問題，而是由誰加的問題。
何以這樣？且聽道來：
最新最低工資的安排
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採用方程式以實行一年一檢，新機制得出的首個最低工資水平，將會在2026年5月1日生效。方程式設計可用以下公式表示：每年法定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 整體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率（下限為零）＋「共享經濟繁榮」因素*
*「共享經濟繁榮」因素為「（最近一年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 最近十年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趨勢增長率）× 20%」。這因素的上限為1%，下限為0。
由於上述兩個組成部分的下限為0，也因此該方程式屬於「可加不減」機制。最低工資按照這兩個因素調整，有其原因。第一，最低工資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開支較低住戶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價格水平）來調整，目的就是讓最低工資的增長，足以抵銷通脹，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所面對通脹壓力尤其大。所以，薪酬增長至少可抵銷通脹，是普遍合理預期，爭議不大。
第二，最低工資應反映經濟增長變化，讓收取最低工資的勞工可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即除了抵銷通脹，還應該有實質性的增長。有報道便引述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新的方程式是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識，相信計算出來的加幅會符合經濟情況，未來亦不需要再經常爭拗如何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當然，還是有商界人士存在一些質疑和迷思，例如認為公式沒有考慮商界的負擔能力，甚至聲稱最低工資會導致商界的成本暴增，削弱競爭力，最終業務萎縮，引致惡性循環。
打破所謂競爭力迷思
首先，說到競爭力，我們很多時以新加坡與香港作比較。在2022年8月15日，新加坡零售業勞資政工作組公布對零售業漸進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的建議，由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把零售業低收入僱員的總月薪增長設在18%，複合年均增長率則設在8.4%至8.5%，最低總月薪（包括津貼及績效獎金等可變動薪資）為1,850新加坡元（以當時匯價1新加坡元大概等於5.7港元計算，即等於約10,500元），至2025年9月1日達到超過2,175新加坡元。當時新加坡共有約1萬4000名收銀員和零售助理的月薪低於1,850新加坡元。在2023年2月，新加坡人力部宣布，餐飲業也在同年3月1日開始實施漸進式薪金模式，快餐和超市熟食檔員工薪金上漲至1,750新加坡元，2024年同月增至1,915新加坡元，到2025年同月達至2,080新加坡元，涵蓋至少2.6萬名全職員工和1.5萬名兼職員工。（因應漸進式薪金模式，新加坡政府也設有漸進式加薪補貼計劃，資助加薪額由30%至50%不等。）
新加坡推出了這樣進取的薪金模式，是否代表新加坡將會失去競爭力，香港比新加坡將更有優勢？新加坡人力部長近日發表勞動節獻詞時說：「政府已將漸進式薪金模式擴展到零售業、食品服務業、垃圾管理業、行政人員和司機行業等領域和行業。每10名低收入工友中，已有多達九人受惠於漸進式薪金所涵蓋的範圍。」用香港商界的思維，新加坡理應完全失去了競爭力。然而事實是新加坡2024年2月的零售業銷售額，與2023年同比增長8.4%，表現強勁，獲得不少經濟分析師唱好，認為有望繼續增長。
勞工不是機器，而是有感情的。銷售和餐飲都是服務行業，員工表現對服務品質影響很大。僱主爭相壓低員工的工資，導致勞工要長時間工作才能維持生活，甚至如何工作也無法應付生活壓力。這樣被壓榨下的員工，如何能提供好的服務？如勞工努力工作，也只處於僅能糊口的狀況，如何能提升自身？結果，勞工無法提升，服務不好，生意慘淡，如是者，僱主為維持經營再壓縮成本，進一步對僱員壓榨，這才是對競爭力最大的損害，才是最大的惡性循環！當商界以持續壓榨勞工為出路，政府便有責任撥亂反正，保障勞工權益。這既是對社會負責，對勞工負責，也是在促進商界跳出惡性循環，提升業務，增加質量，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有效動力。
香港部分商界人士，或許是習慣了壓榨式對待員工，忘記了生意之道，是把僱員視為自己的夥伴，同甘共苦。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只是40元，按照這個水平，就算是新機制下，可能只是加一至兩元。為何非得要和這最弱勢的一群過不去呢？就算沒有法例要求，給底層員工每年加這麼一丁點，有必要如此這般的「算死草」？這樣的調薪，大部分正常營運的企業，應付綽綽有餘。如果一家企業，連最底層員工應有的最基本工資都付不起，便需要檢討經營之道，而不應甩鍋「最低工資」。「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生動寫照不需再現。
事實上，最低工資只是一條底線，是社會對最底層員工最起碼的生活保障的底線，讓他們可以最低限度用自己的勞力，換取一個合理、能應付基本生活的收入。如果社會連這樣的底線也沒有，勞動便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和尊嚴，這對社會進步危害深遠。
打破所謂成本增加的迷思
其次，最低工資對經營成本的影響非常有限。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的底層員工，基本上佔極少數。比如按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的說法，現時領取最低工資的僱員人數，只佔勞動人口約0.6%，大概只有1.7萬人。商界有所謂的「漣漪效應」。現時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大概2.1萬元左右。收取最低工資的，如每月服務150小時，加兩元的結果，是每月只多了300元而已。對月入2.1萬元的員工來說，300元只是人工的1.4%。一般企業加幅都比這高；加得太少，很可能的結果是，企業留不住人才，就是僱員「炒老闆魷魚」，所以所謂「漣漪效應」，更多是製造假象、危言聳聽。更何況，底層員工的人工加幅其實對其他員工（特別是中高層的員工）影響微乎其微，甚至不成其為參考指標。
打破所謂漣漪效應的迷思
另有一種奇談，說的是以飯盒價格上漲為例，聲稱從以前的20多元漲至現在的幾十元。事實呢？就算沒有最低工資，香港的物價也是在持續上升的。在上世紀80年代尾至90年代，沒有最低工資，但物價指數的升幅大概維持在每年8~10%，最高為1991年的11.6%。顯然，物價上漲並非最低工資所致。在2023年，最低工資調整，由2015年的32.5元，一次過加到40元，加幅23.1%（按：實際上，2015年至2023年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的增幅為27.3%，還沒有考慮最低工資被「凍薪」了足足八年）。那麼，物價加了多少呢？2023年的物價只加了2.1%。可以證明，最低工資並非物價高企的關鍵因素。反而，百物騰貴的最根本原因，更多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尤其是租金成本。那麼，如果商界這樣憂慮成本和競爭力，為何從不要求規管租金水平呢？不規管一下地產霸權？！所謂的「漣漪效應」，是偽命題，更是一種恫嚇手段，更多是針對沒有議價能力卻又堅持勞動的底層員工的壓榨、利益最大化的貪婪話術！
打破迷思，達至共贏
在勞工權益上，香港為最底層員工所做的實在太少。為最底層員工，做這麼一丁點最基本的法例保障，理所當然，理應獲得更多和更廣泛認同。全球首個最低工資由新西蘭於1894年制定，全球爭相仿效，現時大多數國家/地區均設最低工資標準，以此作為對收入不均的一種調節，作為對底層勞工權益最基本保障。如果最低工資是洪水猛獸，會嚴重破壞競爭力，為何各地還會實施？香港不是唯一實行最低工資的地區，但香港到2011年5月1日才開始實施最低工資，在勞工權益的保障上遠遠落後於全球趨勢。香港在勞工權益保障上，只是處於起點。本屆政府優化最低工資機制，提高對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視，值得肯定。
前述少數老闆所代表的商界及其意識形態，其實是不會用自己的利潤給員工發薪、加薪的，老闆從來都是讓消費者為員工發薪、加薪埋單的；商品價格是商品銷量的關鍵因素，定價權在老闆，這就解釋了有的老闆堅決抗拒最低工資的原因。只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能持續嗎？老闆當然可以說，能否持續不是他要考慮的，他只考慮如何壓低成本，追求更高利潤；要考慮就讓政府考慮去！那就要支持政府訂立最低工資標準了！
事實上，資本主義從野蠻發展到現代，工資調整是達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合理的工資才能產生消費動能，刺激經濟發展。市場不是靜態的，也不是零和遊戲。老闆資本家要是利益全取，經濟難以活起來，唇亡齒寒那就變成「攬炒」了。所以，老闆雖心不甘情不願，還是需要政府合理干預的！
最低工資新機制最終能否讓底層僱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還未可知，儘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其立意是對的，各方走前一步才能有繼續走向前的可能，勞資雙方還是達成了共識願意接受，政府及時檢討機制，化解了協商機制的崩壞，這是由治及興，各利益相關方達至共贏的結果。期望這是香港新型勞動關係發展的標誌。
（作者為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