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最近，香港一對老夫少妻因為家庭錢財糾紛，主動接受一家電視台民生節目組訪問，希望藉此向女兒施壓，取回所謂被拿走的幾百萬。在傳媒的報道下，此事很快便成為城中熱話，大批網民在互聯網社交平台上議論紛紛，一時間鬧得不亦樂乎。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有網民注意到這對擁有幾百萬定期存款的夫婦原來是公屋居民，都說兩人的財富與入住公屋似乎存有可疑之處，呼籲有關政府部門應該立即對此事展開調查，以免寶貴的公共資源被人濫用，對苦等多時、輪候上樓的市民不公平。
鑒於此事引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房屋署立即作出反應，其發言人表示，部門已透過不同途徑收集情報，初步掌握有關公屋單位的資料，現正跟進調查，但因涉及個人資料及私隱，故未能透露個案的詳情。自去年上任以來，房屋署署長羅淑佩大力推動部門對以瞞報或使用虛假資料來霸佔公屋單位的行為全面展開系統性的調查，初步成績不錯。房屋署這次一反以往「慢一拍」的風格，迅速作出行動便是其中的例子之一，其它的則包括在去年的財政年度收回公屋單位數目與主動交回公屋單位的人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房屋署職員在調查懷疑個案以及巡查公屋樓宇方面增添了許多新點子與積極性等，改進的勢頭使人鼓舞。
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徹底清除寒冰當然也需要時間，更須加大力度和使用不同的技巧與方法，否則難以觸及深層次問題，遑論犁庭掃穴，把蠹蟲清除殆盡。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這對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夫婦。根據羅淑佩署長所說，房屋署的執法策略有兩方面，一是引入新方法，深挖公屋住戶的本地財富與收入；二是調查公屋住戶在內地所擁有的物業與資產。在第一方面，房屋署已經密鑼緊鼓地開展了工作半年有多，只要嚴肅執行，持之以恒，隨着時間的過去，就不難畢全功於此一役。不過，第二方面才是比較難啃的骨頭，少數曝光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藏在水下的才是問題的主要部分。
從1979年至2000年期間，筆者曾在邊界警區駐守多次，崗位包括打鼓嶺警署副署長、邊界警分區副指揮官、落馬洲野外巡邏隊隊長、邊界警區副指揮官，更在1980年「抵壘政策」生效前後擔任新界反偷渡調查組組長，對邊境的事情知之甚詳。1898年，新界被強迫所謂租借給英國，並以深圳河為分界。在這之前，深圳河兩岸都同屬中國，很多村民居住在河的北岸，但耕種的田卻在南岸，往來耕作並無問題。可是，在1898年之後，兩岸分別由中英兩國管轄，北岸（所謂華界）村民就不能到南岸（所謂英界）耕種，嚴重影響生計。經過兩邊政府協商，「過境耕作」政策便應需要而生。
只要經過正式登記，北岸村民在白天（6時至18時）就可以南下過境，前往其在新界邊境地區的農田耕種，出產的農作物也可以在當地銷售，但活動範圍不能超越大埔墟與元朗墟。隨着時間的推進，這個安排逐漸發展成為「過境耕作證」制度；北岸農民憑深圳市邊防武警發出的證件可以通過一些小橋或渡口合法地前來香港，這些非正式通道包括鄰近打鼓嶺蓮麻坑村的無名小橋、打鼓嶺羅芳橋、羅湖口岸側的一條小通道、落馬洲靠近白鶴洲的一個渡頭。不過，這個「過境耕作證」制度非常鬆散，因此存在了不少執法盲區。
在香港宣布將會取消「抵壘政策」之後至執行限期之前，就有大批北岸深圳居民跑到港九市區「抵壘」，在向香港入境處登記身份證後當天又回到深圳北岸。就這樣，這批村民就同時持有內地及香港身份證。他們自己當然不會說，兩地政府也難以查究，正所謂神不知鬼不覺。隨着內地的經濟發展，昔日的農村與漁村漸漸變成繁華地區，高樓林立，村民也成為坐擁多棟或多間物業單位的巨富，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皇崗、羅芳、蓮塘等地。自香港回歸之後，深港市民往來兩地的手續越發容易，於是就出現了這些深圳富豪村民拿香港身份證來到香港，以基層市民的身份（在港沒財富、沒收入）獲發公屋單位的情況。
時至今日，這批持雙重身份的人士仍一直持有香港的公屋單位，很多更是拿盡香港這邊的各種福利津貼，偶爾來港打個「白鴿轉」，大部分時間則留在深圳「享福」。在上水、粉嶺一帶，這類人士的存在廣為人知，很多人只是抱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知而不報而已。至於香港市民在內地豪擲一兩百萬置辦豪宅，但卻霸佔公屋單位的就更是不知凡幾。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徹底杜絕瞞騙行為，盡快收回霸佔公屋單位仍然是道阻且長，房屋署此後的執法重心之一肯定是要取得內地各級政府的支援，徹查公屋住戶在內地擁有的物業與銀行存款。不這樣的話，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標的努力就會事倍功半，公平分配公共資源也變得困難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