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全媒體 記者 馮書朋）今天（3月15日）是金庸先生（查良鏞）的農曆百年誕辰。金庸為人熟知已有多久了呢？從1955年首部長篇武俠小說問世算起，已有69年；而以《射鵰英雄傳》奠定武俠泰斗地位至今，也歷經67載；乃至《鹿鼎記》封筆，也已過了52年。這些歲月流轉，皆比他筆下那些波瀾壯闊的故事還要長久，實為現實超越想像的有力見證。
時值金庸百年誕辰，全國各地都在辦紀念活動。如在金庸的故鄉浙江文學館舉辦了「俠之大者、百年金庸」特別展覽；在金庸長期生活的香港，「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次第展開，中環愛丁堡廣場今起舉辦「江湖盛滙」展覽，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將舉辦「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任哲雕塑展」。與此同時，線上紀念活動、紀念郵票、書籍再版等更是絡繹不絕。
寫武俠寫得出神入化，辦報辦得遊刃有餘，做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金庸在許多領域的成就，如同本名查良鏞——「大鐘謂之鏞」。這口大鐘，敲響時代強音，激蕩個人魅力，讓人們在深夜夢回少時激情，又在現實與虛構間找到共鳴，縱未謀面，亦覺相知已久。
共生傳奇：與文共舞 香港報業大亨與文化帝國的崛起
按今天的說法，金庸的正式職業是媒體人。
1948年，在香港復刊的《大公報》調金庸來香港。「還比較落後，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這是還未起筆名為金庸的查良鏞初到香港的感受，面對當時尚顯落後的沙田漁村風貌，未曾料想自己會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一住70餘年。他親歷了這座城市從水田交錯的漁港小鎮轉變為國際大都市的過程，其中的變遷痕迹如今更多地保留在老舊照片和如西貢、停泊在海港的漁船、夜裏吹着濕熱海風的露天海鮮大排檔等處的傳統風情之中。
金庸在港期間，1950年，《大公報》所屬《新晚報》創刊，金庸調任副刊編輯。1955年，金庸開始在《新晚報》上連載《書劍恩仇錄》，開啟了武俠小說生涯。1959年，金庸與友人沈寶新創辦《明報》，後來又創辦了《明報月刊》(1966年)、《明報周刊》(1968年)和《明報晚報》(1969年)，更在新加坡創辦《東南亞周刊》(1964年)和《新明日報》(1967年)……
正如許多大企業家最初創業只為稻粱謀一樣，金庸寫小說的初衷朴實而直接——為了提高報紙發行量。他以「一手寫小說，一手寫評論」撐起《明報》大業，開闢報業江湖，不單大展「文人論政」的抱負，也憑生意頭腦的靈光而賺得滿缽。從《明報》的10萬元港幣啟動資金，到1991年明報企業有限公司上市時，市值飆升至8億7千萬港元，金庸獨佔六成，書寫了一段報業江湖的崛起傳奇。
「金庸跟香港是一個互相成就的關係，可以說香港造就了金庸。」當年獲金庸手寫聘書聘任《明報月刊》總編輯的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曾說，金庸九成主要著作均誕生於香港這片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獨特土壤。他深諳多國語言，敏銳捕捉並融入全球視野，為《明報》構建起了兼容並蓄的品牌形象。
商業上，金庸自青少年時期便展現才華，後在報業經營中更顯精明幹練，無論是紙張採購、股市投資，還是房地產運作，均體現了其高超的商業手腕和前瞻眼光。
金庸對於文化產業的品牌意識非常強烈，他認為文化雖不易量化，但卻是無形資產，能極大地提升公司價值。據潘耀明回憶，1991年他進《明報》，第一天上班就去找金庸問他為什麼做《明報月刊》，這種文化雜誌在商業上不好銷售，沒有什麼經濟效益。金庸說：「這是想給明報集團創立一個品牌。」該刊集結了余英時、李歐梵等眾多海外精英學者，奠定了明報集團的學術高度與文化品位。
符浚傑在任董事行政秘書期間，時常也幫金庸處理每天大量的讀者來信。他記得曾有讀者問過金庸一個問題：「你的武俠小說這麼嚴謹，是事先編排結構好的，還是一邊連載一邊想下一步該如何寫？」「查先生說，他事先構思的是人物的性格，然後再將人物的性格放在後面展開的人物身上，於不同場景和情節裏去演繹，自然而然就發展出人物的命運了。」這種對人性的洞察力，也被查良鏞實踐在他對《明報》的人事管理中，借鑒小說創作中對人物性格塑造的經驗，因材施教，讓每位員工都能在適合的位置上發揮所長，而其秉持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管理理念，則賦予了明報集團各階段主編極大的自主權，形成多元化的內容風格。
1993年，金庸辭去了明報企業主席的職務，逐步淡出管理層，直至1994年正式退休，為接近半個世紀的報人生涯畫上句號。這段漫長的報人生涯見證了金庸如何以一個媒體人的身份，在香港這片土地上鑄就了自己的文化和商業帝國，同時也揭示了其深邃的人性和世事洞察能力，無論是在文學創作還是報業經營中，都展現出了一位文化巨擘的非凡風采。
武俠造夢：巨筆如椽 重構全球華人的集體想像
20世紀50年代，大批商人、文化人士、政治家攜財富湧向香港，徹底重塑了香港的人口結構、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其中，金庸與梁羽生等新派武俠作品在此背景下橫空出世，他們的作品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學的藝術表現手法和敘述技巧，如細膩的心理描繪、美學抒情，同時沿襲了古典章回小說形式，穿插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歷史文化典故、風景名勝和歷史名人，極大程度撫慰了香港移民懷揣的「北望神州」的文化鄉愁。
金庸筆下的武俠世界以其前所未有的地理跨度，空前開闊了香港乃至全球華人讀者的閱讀視野和想像力疆界。他的武俠世界不僅涵蓋了江湖紛爭，還延伸至國家江山。通過《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讀者跟隨其腳步穿越回疆戈壁至秀美江南，踏遍中原各大名山古蹟，直達北京紫禁城和東北長白山；跟隨《射鵰英雄傳》的郭靖，從蒙古草原步入中原武林；伴隨着《天龍八部》的蕭峰，暢遊大理、西夏、宋朝及遼國廣闊天地，抑或是隨着《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歷經山海關、紫禁城、江南至台灣、莫斯科等地。這些「萬里江山」的宏大格局突破了以往香港小說家局限於家族恩怨和一隅之地的敘事模式，將整個中國古代歷史版圖和人文景觀隨着人物旅程徐徐鋪展，生動再現了歷史的厚重底蘊和人文地理的豐富多樣。
同時，金庸的武俠小說融入歷史脈絡，虛實交織，使歷史背景與武俠情節無縫對接，賦予作品更強的真實感，為讀者生動再現了一幅幅古色古香的歷史畫卷，讓傳統文化在他的筆觸下熱烈燃燒。由此，這些小說在20世紀50至60年代風靡香港社會，並影響了東南亞乃至全球華人圈，構建出一種宏大的、史詩般的民族集體想像。
不僅金庸武俠小說原著廣為流傳，其改編作品都已成為經典。自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新式娛樂媒體興起，金庸武俠小說為電影、電視、廣播劇和舞台表演藝術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過去數十年，在海峽兩岸，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電視劇超百部。進入90年代，電子遊戲和文化創意產品成為主流，金庸武俠小說依然備受追捧，衍生出眾多電玩和漫畫作品，風靡新生代的青年人，間接延續了金庸武俠世界的傳奇。甚至在學術界，金庸武俠小說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進而推動了「金學」研究的熱潮，其作品的學術研究價值得到了學界的充分認可。
金庸先生雖然離世已有六年，但其作品魅力猶存，始終活躍在當代語境中，彷彿仍處於「現在進行時」，這也恰恰體現了「經典」的意義：總能在恰當的時機再次成為流行。就像新版《射鵰英雄傳》這類新改編作品，不斷地為公眾的「金庸記憶」注入新鮮血液，而且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部。
金庸的身影將永駐於現代的各種文化載體中，從博物館展覽、街頭巷尾的熱議，到漫畫創作，這位大俠雖已遠去，但其所創造的江湖世界依舊深入人心，謂之「大俠雖逝，江湖猶在，俠義永存」。
百年金庸：精神燈塔 照亮全球華人的江湖夢
「哪裏有中國人，哪裏就有金庸的小說。」金庸的好友倪匡曾經評價他，此言猶如古語「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從31歲至48歲，金庸用了17年光陰，傾注心力共創作了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以及《越女劍》，塑造了逾1400位人物。其作品以14種不同語言在全世界發行，銷量超過1億冊，富含深邃人文關懷、敏銳社會洞見和卓越藝術造詣，對中國乃至全球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永遠鐫刻在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經典殿堂熠熠生輝。
金庸作品的獨特之處在於，雖非創作數量最多，卻在世界各地華人讀者心中的地位無人能及。他獨步文壇，成功地在「經典」與「流行」之間找到了平衡點。他筆下的武俠世界裏，既有江湖的波瀾壯闊，又有對人性的深度剖析，成為數十年來連接海峽兩岸乃至全球華人心靈紐帶的共同文化符號，構築了一片專屬華人的浪漫江湖夢境。
「說封筆就封筆，說去讀書就去讀書。」2005年，81歲的金庸背起書包到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甚至一度想騎車上學，被太太堅決阻攔才作罷。這份純粹的學者之心和執着的追求，恰似其武俠世界中「俠者」那般，如同孩童般純真執着，面對紛繁複雜的人生困境，始終保持對真理與正義的熱忱、對初心的堅守。
除文學成就外，金庸亦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曾擔任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特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並獲得特區政府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也得到過法國當局頒授的「榮譽軍團騎士勳章」和「藝術及文學高級騎士勳章」，以表彰他在政治、社會及文化藝術領域的傑出貢獻。
金庸深深扎根於香港這片土壤，憑藉自身廣博的學識、出眾的才華、開闊的視野和不懈的努力，在香港獨特的文化氛圍和開放的創作環境下進行創作，並利用成熟的出版發行渠道建立起跨越國界的文化事業，影響了幾代華文讀者。
金庸，不僅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史上一座無法替代的豐碑，更是香港文化的驕傲象徵。
即便時光荏苒，大師離去，世人依然倍加珍視並守護着他構築的精神樂土。在這個影像、音頻等新型閱讀方式佔據人們日常生活角落的時代，儘管傳統閱讀方式面臨挑戰，但武俠作品卻始終能在新的媒介、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煥發新生，持續展現不朽的生命力。
金庸的精神光芒歷久彌新，宛如燈塔，引領着一代代華人讀者在現實之外找尋那永不消逝的江湖理想。
歲月翩躚，俠骨柔情，金庸的江湖世界恆久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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