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國際企業戰略家和投資銀行家、公共知識分子。35年來，庫恩一直與中國領導人合作，並為中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總裁提供建議。他還是CNN、BBC、CNBC等媒體的評論員，並著有30多本書籍。庫恩致力於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曾出版《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等書籍。2018年12月18日，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政府授予其「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已走過10年歷程。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世界多極化的典範，體現了中國在國際合作中謀求互利共贏，堅持與所有國家平等相待的方針。他指出，10年來，中國利用自身優勢，為解決世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比如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無與倫比的經驗和在減貧上取得的堪稱奇跡的成果等。「中國通過分享成功經驗，為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訪中亞，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在出訪東南亞期間又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由此共同構成「一帶一路」重大倡議。

解決基建是扶貧首步

在倡議提出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個重點中，庫恩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優勢是「中國擁有且發展中國家需要的」，這是互利共贏的精髓，也是共建 「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他指出，基礎設施建設是解決巨大的全球不平等和看似棘手的全球貧困問題不可避免的第一步，而中國在此方面有無與倫比的經驗和競爭優勢，包括鐵路、公路、港口、機場、發電廠、電信等諸多領域。「中方認為， 『共商共建』可以確保『一帶一路』沿線項目的質量，只有通過詳細的討論和精深的協作，才能實現最優的項目結構和運營體系，這對基礎設施建設尤為重要。」

方案因地制宜重環保

庫恩稱，中國的開放精神和對外開放系列政策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注入了活力。不過，他提醒，在中國奏效的辦法，最好不好全盤移植，而如何活學活用，制定出一套適合本國國情的方案，或許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

此外，他還提醒，必須摒棄建設環境污染型產業的短視做法。「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至關重要，這也是『一帶一路』實現可持續、長遠發展的關鍵之一。」

這一觀點，在上月國新辦舉行的《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發布會上，也曾被中方官員提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叢亮當時稱，堅持把綠色作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底色，並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包括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等。

或重新平衡全球經濟

庫恩認為，世界多極化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一帶一路」倡議涉及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正是世界多極化的典範。「而且倡議內的項目不分大小、強弱，都是基於相互合作、共同發展、共商共建的原則。」他指出，「命運共同體」是各國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夢想，而古絲綢之路在過去2,000年的交流歷史，恰恰為不同國家、種族、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人們提供了先例。「只要堅持追求共同目標，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就可以實現和平，分享互動成果，」他說，「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正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正在改變中國社會、重新平衡中國經濟一樣， 『一帶一路』倡議也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重新平衡全球經濟。」

基建回報需放長衡量

西方輿論中，向來不乏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指控聲音，主要的火力集中在「為東道國帶來過多債務」，有的甚至直接聲稱，中國的戰略是建立「準附庸國」，「以實現永久的經濟剝削和潛在的軍事擴張」。對於此種聲音，庫恩駁斥稱，「一帶一路」項目採用商業貸款的形式進行融資，「這是中國的功勞，而不該是被指責的原因。」

他強調，他們（持有上述反對聲音的人）需要認識到，對於基礎設施建設而言，經濟回報當以幾十年來論，而非用短短幾年去衡量。「相反，不切實際的期望，可能會破壞其實際擁有的價值。」

亞投行就是重大創新

庫恩指出，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需要結構性創新，特別在融資和投資穩健性方面。「由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項目提供便利，本身就是一項重大創新。」

在他的觀察中，中國通常喜歡「以史為鑒」，而後改善未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投融資方面可能缺乏經驗，因此，經驗豐富的中國恰好能提供建議，為項目帶來 『最佳實踐』。」

中國經驗惠全球　精準扶貧可借鑒

庫恩指出，中國現在正專注於共同富裕，以平衡其自身的不平衡，比如城市和農村、沿海和內陸等，中國也將再一次把適配於國內的共同繁榮的最佳實踐帶給全球的發展中國家。

他提到，所有發展中國家裏，只有中國實現了如此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大規模的減貧。「40年來，大約有8.5億貧困人口分享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其中包括到2020年底最終擺脫貧困的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中國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減貧目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如此多的人擺脫貧困。」因此，他認為，中國的減貧成功被稱為發展奇跡和歷史性的成就，是有道理的。

庫恩認為，中國的減貧經驗可以惠及國際社會，特別是貧窮國家。「雖然不能照搬經驗，但原則才是最重要的。」他表示，中國的減貧原則是非常明確的，即「精準」。「要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針對性措施，還要有明確的組織結構來實施、監督、檢查上述措施。」他還補充稱，「此外，立志減貧的國家，其高層領導必須把減貧作為重中之重，必須對此有絕對的領導和堅決的承諾，這才能向各級官員、乃至全國傳遞強有力的信息。」

製造「債務陷阱」不符合中國利益

關於「債務」，西方對於中國的指控還稱，中國利用「一帶一路」項目在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作為新殖民主義的「債務陷阱」，如此中國就可以接管戰略資產，影響跨國政策，從而走向「統治世界」。

對此，庫恩提醒，儘管外媒有聳人聽聞的報道，但讓東道國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並非是中國的策略，也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相比之下，或許背債更符合一些公司與東道國當地官員『密切合作』的某種 『非法利益』。」他提及，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嚴格標準和加強控制，對上述問題進行調整。「而調整，是中國尤其擅長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能取得驚人成功的原因。」他說，「先大膽地從實驗性項目開始，看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然後作出改變，再進行推廣。」

中國已要求加強審查償債能力

因此，庫恩認為，近年來「一帶一路」投資減少是一個積極的跡象，若想取得長期的成功，必須用最高標準的分析、檢測和控制，來規劃、組織和運營項目。

除了債務問題，西方負面輿論中也有對東道國「去工業化」、腐敗、項目延誤等方面的指控。對此，庫恩給出建議稱，首先應該保守地預測未來收入，並將其與貸款時間表相匹配，預估該地區發展的簡介增量收入以及項目產生的具體收入；其次，應該利用中國的既有經驗，為東道國制定工業化計劃提供便利。

庫恩強調，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採取了「債務戰略」來「誘騙」發展中國家，「事實上，證據支持的觀點，恰恰相反。」其次，他指出，債權人在商業貸款中建立保護性契約是很自然的，也是人們普遍接受的最佳做法。另外，雖然某些項目背負了過高的債務，超出了可支付水平，造成此結果的原因無論是出於缺乏經驗、過度繁榮或腐敗，但這些案例絕對無法反映出「高債務是中國的意圖或政策指示」。而且，中國已經注意到相關問題，並要求對項目進行更仔細的分析和嚴格的審查，特別是項目的債務承載能力。

「中國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汲取到的經驗和教訓，正在應用於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 『一帶一路』倡議中，」他說，「雖然存在挑戰，但發展中國家將從中受益，整個世界也是。」

特稿｜合作共贏　倡議真諦

庫恩曾經參加過2014年在新疆舉行的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共建共享與共贏共榮的新機遇」為主題絲綢之路經濟帶國際研討會，以及2015年在福建舉行的以「打造命運共同體，攜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主題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研討會。他笑稱，「一帶一路」這個名字在英語中聽起來有點「奇怪」，但在中文裏卻很自然、很抒情。

中國同受益　倡議得持續

10年來的感受讓他對「一帶一路」倡議有了更深的認識，在他的眼中，「一帶一路」既不像被西方某些輿論所質疑的那樣，是「經濟新殖民主義」，也絕對不是單純利他的「慈善」之舉，必然將是合作共贏的局面。

庫恩認為，中國本身將從「一帶一路」倡議中受益，比如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將使得中國貿易多樣化，從而減少對美國及歐洲的依賴，中國將優先獲得大量自然資源（如石油），基礎設施項目意味着中國企業能提高業務量，從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比如參與 『一帶一路』項目的一些中國省份相對欠發達，有助於平衡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等。」

他指出，這種「受益」是好事，因為這將使得「一帶一路」倡議能夠自我持續，從而促進經濟公平，共商共建共享，減少全球貧困。當前，世界面臨着巨大的挑戰，比如經濟、金融、生態、社會、政治、民族主義、恐怖主義等多方面的風險，甚至還有可能發生的不可預見事件，中國將不得不謹慎應對。「未來不可預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有巨大的需求，而中國，有宏偉的計劃。」

（來源：香港文匯報A06：文匯專題 202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