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香港正面臨人口急劇老化的問題，特區政府提出「精準扶貧」策略，並識別三大群組需針對性支援，其中以獨居長者及雙老家庭構成的「長者戶」人數最多，佔逾55萬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日公布一項研究顯示，疫情間基層長者缺乏子女支援，當中只有15%受訪基層長者經常與子女聯絡，另僅得8%受訪者經常從子女獲得情感支援。社協建議特區政府於長者中心恒常設立「數碼大使」，推動數碼共融，並為長者提供適切支援；而為協助較隱蔽及有複雜醫療需要的「長者戶」，則需以外展及個案管理模式提供社區基層醫療服務。
社協聯同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於去年7月至今年1月間成功與162名基層長者戶訪談，發現受訪長者孤獨量平均分為9.2分（高於8分即屬嚴重程度的孤獨感），部分受訪者出現情緒困擾狀況，當中焦慮狀況的比率較普通居港人士高一半以上。
整體而言，出現抑鬱、焦慮及壓力的受訪者比例介乎48.3%至60.5%。社協亦獲基金資助，於去年7月至今年10月進行基層獨居及雙老長者支援計劃，調查發現如長者有參與該計劃並獲得支援與關懷，其孤獨感較非計劃參加者明顯較低。
社交孤立嚴峻 欠缺數碼支援
疫情間社交隔離措施影響下，令部分長者逐漸養成隱蔽習慣，導致社交孤立的問題嚴峻。社協幹事連瑋翹表示，當時長者中心及其他社署資助服務單位均只維持有限度服務，一方面令長者失去固有聚腳點，同時亦阻礙他們有需要時得到適切的服務支援及介入。
中文大學社工學系助理教授崔佳良指出，雖然有使用智能電話長者比例近年顯著上升，但研究發現逾90%受訪長者在疫情間使用智能電話時感到困難，且欠缺數碼支援，反映他們的數碼需要已由量性轉為質性。
社協幹事阮淑茵表示，基層獨居長者及雙老家庭社會資本較低，亦無其他同住親友，因此較難獲取支援，甚至或因數碼隔閡而無法獲得資源及減少社交，求助無門下影響情緒及生活質素，更可能變得孤獨及隱蔽。
研究亦發現85.2%受訪者患有慢性病，較全港長者的75%高；逾30%至40%受訪者亦在獲得疫苗接種的資訊、確診或懷疑確診下的支援上出現困難。崔佳良表示，該些基層長者戶面對健康問題時，求醫無門，部分或被迫不必要地使用急症室服務，甚至延誤求診。
現年68歲的關婆婆一直獨自照顧73歲患有長期病症的丈夫，她昨日於記者會上慨嘆，去年疫情時，她和丈夫都確診兼感到惶恐不安，卻不知可從哪裏買藥或去接種疫苗，「我們都很害怕，也不敢出門，只能困在家裏。」
建議設「社區保姆」支援「長者戶」
社協幹事廖智皓表示，雖然社會現正走向復常的道路，惟過去的社交隔離措施已令部分長者養成隱蔽習慣。他建議於各區設立「長者社區保姆」，以加強對體弱獨居及雙老家庭的支援。針對推動長者數碼共融方面，政府可透過長者數碼外展計劃等，以培訓班方式推動數碼共融，並於長者中心增聘恒常數碼大使，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
長遠而言，他認為政府需研究及制定數碼共融政策，促進私人企業、慈善及非牟利團體與政府部門合作，協助弱勢長者過度數碼年代。
社協同時建議由地區團體與各區康健中心合作設立外展隊，接觸隱蔽長者及其他患者積極度低的社群，以個案管理形式建立關係及介紹服務；醫管局亦應盡快提升門診服務的可達性及全面性，例如提供更彈性的預約方式及時間，為長者提供有連慣性的家庭醫生服務等。
婆婆嘆不懂用「安心出行」少出門
88歲的麥婆婆在位於深水埗區的唐樓獨居，她以「無助」來總結3年疫情的日子。在疫情期間，特區政府曾有一段時間要求進入公營街市者需使用「安心出行」，這令麥婆婆感到十分困擾，因她不懂使用智能電話，亦不熟悉「安心出行」的操作方法，導致她很少出門。在麥婆婆的丈夫確診之後，她更感到無助與焦慮，「當時有一個月要照顧他起居飲食的壓力非常大，加上居家隔離亦擔心自己會受感染，所以那個月十分筋疲力竭，由早到晚需要照顧他，年紀大十分辛苦。」
不幸的是，麥婆婆的丈夫已於今年較早前離世，讓麥婆婆的內心更加孤獨，既缺乏傾訴對象亦減少社交。她指雖育有一名兒子，但平時一個月只是與對方有兩三次電話聯繫，「囝囝已成家立室，也有自己的負擔，我不想成為他們的負累。」
太久無與人談天 獲社工探望即哭
現年81歲的林婆婆獨居於深水埗一個公屋單位，患有抑鬱症的她平時亦有定期精神科覆診，服用處方抗抑鬱藥已長達十年。她昨日表示，疫情時社會壓抑的氣氛，令她的情緒變得愈來愈緊張，容易產生焦慮，未能自我放鬆，「好難過，眼光光喺屋企。」
林婆婆憶述當第一次有社工上門探望她時，自己都哭了，因感覺已經太久沒有與人談天，「在和社工交談之後，我感到一份關心，能夠抒發情緒，釋放壓力。」
林婆婆表示，在和社工談天及參與社區的一些活動後，感覺自己的心情也變好，也經常鼓勵自己應該保持有正面、積極的心態，「我慢慢不再封閉自己，被人關心的感覺真的很好！」
（來源：香港文匯報A04：要聞 2023/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