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歷史題材小說的創作者中，馬伯庸是獨特的一位。他總是在歷史的褶皺裏尋找小人物的蹤跡，再通過想像力，圍繞他們講出一個引人入勝，又能喚起當代人共鳴的故事。他是高產的創作者，沿着自己的興趣去尋找題材，用虛構的針線穿起史實，再宏大的歷史也能變得鮮活可感。今屆書展，他在講座「小說與中國近代醫事傳奇」跟讀者們分享了他在創作《大醫》時，進行資料收集時的各種「發現」。

《大醫》的靈感來自於馬伯庸2017年於上海華山醫院的一次講座。「在華山醫院的醫史館，我了解到醫院的前身是中國紅十字會總院，1910年就建成。紅十字會承擔了許多公共健康職責，比如疫情的應對，戰爭的救援，因此與中國歷史有很多關聯，當時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經歷了兩年時間的調研，就開始了寫作。」

「三文治」式創作法

「相較於以往的作品，《大醫》的時間更接近現代，而且題材嚴肅，不僅不能太過追求戲劇性，還要令人物的精神追求不能偏離當時的時代。」馬伯庸說，這就對書寫的準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應該如何把控？馬伯庸將自己的創作方法稱為「三文治」式創作法：「最上面一層是歷史大事，這是不能修改的，即要尊重史實。最下面一層是細節，比如當時時代的衣食住行，人們吃什麼、用什麼，比如寫宋朝歷史，決不能說一個人吃了辣椒，因為辣椒是在明代萬曆年間才傳入中國的，這些字節要盡量注意，不能偏離真實。」而中間那一層，就是虛構的部分，馬伯庸將自己的想像力，在這一層內盡情發揮。「但虛構也並非完全天馬行空，還是要遵循歷史邏輯，比如一件事未曾發生，但它有條件發生；又如寫一個歷史人物，有些話他可能未曾講過，但按照他的性格、當時的狀態，他是可以講出這些話的，這樣的才能進行虛構。」

從小人物看大歷史

「《大醫》是我寫得最長的一本書，有80萬字，寫到一半的時候我覺得很疲憊，想休息一下，於是就想寫個短篇換換腦子。」於是，時間從民國「跳」到唐朝，由「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句詩出發，僅用了11天時間，馬伯庸寫出了《長安的荔枝》。「楊貴妃的妃子笑是大家熟悉的故事，但是荔枝怎麼從廣東運到長安？誰負責運，花多少錢，走什麼路線，運完後找誰報銷？」這部作品就講述了一個負責運送荔枝的小人物，如何突破艱難險阻的故事。

《大醫》與《長安的荔枝》都是關注歷史中的小人物，也是遵循馬伯庸一貫的「人民史觀」。在各地開展講座的過程中，馬伯庸發現青少年和小朋友，都難以對宏大歷史產生興趣。「不理解是源於不被打動，但如果歷史講述的是他們切身經歷過或是他們能夠理解的事，效果就很不一樣。」馬伯庸說有次他給中學生講玄奘，他沒有選擇眾所周知的取經故事，而是講了玄奘晚年去給父母掃墓，在父母墳前痛哭的事。「講完後學生都很觸動，玄奘少時父母就已去世，六十歲歸家時，已經有五十年未見過自己父母，那種感受是他們可以共情的。這樣的歷史對他們而言才有溫度，有一層人性光芒，才能對歷史產生鮮活的認知。所以我們要講述歷史中的小人物、普通人物，或是歷史名人他們人性中閃光的一面。」

「歷史教育應該從趣味開始，然後再去深入。」馬伯庸想起自己的童年經歷：「我幼時對歷史的興趣是來自評書、動漫、遊戲，它們對歷史的表現並不準確，但讓我產生了興趣，然後再在學習了解的過程中慢慢糾正一些錯誤的認知。」對於青少年歷史教育，他認為還是要用一些趣味性的、接地氣的方式。

下一部小說寫「吃」

馬伯庸十餘年間不斷創作，且多部作品被搬上銀幕，他也曾擔任編劇，但還是覺得自己更適合小說的表達：「這和劇本的表達邏輯是不一樣的，小說更偏重於詩性表達，而劇本更像是工作手冊，是視聽語言的轉換，以方便接下來的拍攝，兩者是不同的專業。我在小說方面更擅長，編劇方面還是應該交給更專業的團隊來處理會更好。」

他同時又是坐擁近八百萬微博粉絲的「知道分子」，經常跟網友分享自己的發現與最近的興趣。「最近的一個興趣，就是尋找一些自己沒有聽過的粵語老歌，把它當成新歌來聽。」馬伯庸說，自己對粵語歌有着深厚感情，「我是聽溫拿樂隊、Beyond長大的。」

他也透露自己的下一本小說與廣東關係密切，現已完成了一半，依然是小人物的故事，透過西漢初年一個叫做唐蒙的漢朝使者來到當時還是南越國的廣東「尋味」的故事，講述南越國是如何覆滅的。他透過枸醬從原產地運來南越國的路線，找到了中原進軍南越國的方式。「也就是說，廣東地區進入中國傳統範圍內，第一次就是因為一個吃貨而引起的。我覺得這個題材有意思，通過美食來講述西漢初年的版圖的變化。」

（來源：香港文匯報A17：讀書人 2023/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