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程園園 整理報道）暌違三年，2023香港書展也重啟講座環節，整個書展期間，將有超過70場講座讓讀者和作家見面，吸引了大批本港和外地的讀者前來「朝聖」。著名作家余華的講座昨日（22日）舉辦，場上笑聲連連，余華老師更是金句頻出，其中不乏對當代青年受用的觀點。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整理講座精彩談話，供讀者回顧收藏。
問：最希望哪一部作品被討論？
余華：其實我所有的作品都很值得討論。出於今天的特殊情況（講座被分為上下兩場），所以我覺得應該討論《兄弟》，因為《兄弟》有上下集。
問：創作成名作《十八歲出遠門》，有沒有什麼念想？
余華：小說就是一個寫作，和人的經歷是一樣的。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當時是1986年，我要去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那個時候我作為一個青年作者還沒有出名，天天想出名但是還沒出名，就是這樣的階段。當時不知道寫什麼，看到杭州的《錢江晚報》有一條（新聞），說有一輛裝蘋果的車因為出車禍，車上蘋果被搶光，受這個啟發，寫下開頭「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我走在這條山區公路上，我像一條船。」
拿到北京以後，遇到貴人李陀，李陀看完對我鼓勵很大，說「你現在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面」。從那一刻突然發現，我走在最前面。現在回頭看，我確實不能說在最前面，也是最前面之一。
問：創作《活着》的時候遇到瓶頸？
余華：《活着》準備了很長時間，想寫一個人和他命運的關係，但是一直不知道從哪入手。有人曾問靈感是怎麼產生的，其實靈感每天都出現，問題是是不是準備好了，如果沒有準備好，靈感會迅速出現又更快地消失。只有準備好了，靈感來了才是靈感。《活着》屬於一直在想，故事細節都有，不知道如何下手。一天午睡中，突然想到「活着」兩個字，覺得這就是小說的書名，馬上感覺來了，就開始寫，很順利。
問：《兄弟》的時代背景有何考量？
余華：也算是一個機遇吧，其實我1997年的時候已經開始動手寫了，97年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到我們中國出現了很大很大的變化，但是我當時沒寫完，我覺得是命運對我的安排。一直到了2003年，我重新開始寫。
現在看來，97年的時候感受到的巨大的變化，到了04、05年的時候，你覺得97年的變化根本不大，04、05年才是真正的巨大的變化，所以我覺得這是，怎麼說呢，我命好，就讓我在03年才開始真正的去寫它，而不是97年就完成。
問：您曾經把創作作品分三個階段，這個《文城》會不會是您的第四個階段？
余華：我對我自己的寫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第一是不要重複自己，因為重複自己，我自己都沒有興趣。第二就是我給我自己的長篇小說，拉出一個質量的一個平均線，我自我感覺達到這個平均線了，就可以拿出去出版了，如果達不到的話，繼續擱在那慢慢來。
問：您的作品中男性形象都特別完美，是不是在刻意美化男性呢？
余華：無意之間美化男性。在文革這個時代，跟今天這個時代是完全不一樣的。文革時代，在外部環境很壓抑的情況下，家庭的內部非常團結。我從小大一直到文革結束，我就沒聽說過我們鎮上有人離婚的。現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經掌握這個經驗了，遇到一個幾年沒見的朋友，千萬不要問你先生怎麼樣，或者是你太太怎麼樣？我記得有一次問，背後有人踢了我一腳，我才反應過來，人家早就已經分了，但我確實不知道，因為分了也沒告訴我是吧，沒有必要告訴我。
我的《活着》和許三觀這兩個小說，翻譯到英文的時候在美國好多出版社退稿，只有一個出版社的編輯給了一個理由，他是讓代理人來轉告這個問題，想要問我，他說為什麼你的小說裏邊的人物只承擔家庭的責任，而不承擔社會的。因為我覺得這是真是一個文化差異，當然現在已經不存在這個問題了，但是在90年代，這依然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就跟他做了一個回答，說雖然我們國家歷史有3000年了，我們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他的位置，他只有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是有位置的，所以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紐帶的連接是家庭和家庭之間的連接，不是美國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連接。
問：余華老師，您的作品中有多少靈感，或者內容是來自於個人生活體驗？
余華：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比如說《兄弟》出版以後他們說余拔牙是我。我告訴他們要是余拔牙是我的話，我肯定把他寫成英雄人物了。但是確實他的那些拔牙的技術，我是擁有的。
問：在創作《活着》的過程中，對於主人公悲慘遭遇的刻畫是如何把握的，是更多的源於自身生活還是來自想像？
余華：因為我們經歷過極其貧困的一個時代，我們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當然現在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的人還是很多。
我最早寫《活着》的時候，是用第三人稱的，用一個旁觀者的，還是延續了像《在細雨中呼喊》這樣的語言方式，就是那種比較優美的一種語言方式來寫。後來用了第一人稱以後很順利寫完了，所以我終於明白了就是，你要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福貴的話，他除了苦難沒有別的什麼，但是你讓他自己來講他的生活的時候，很多人說福貴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就一直不同意，因為福貴是用一種幸福的口吻在講述他悲慘的一生。
從他自己來說的話，他認為他是很幸福。他有過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有過兩個最好的孩子，他有過最好的父母，他最後晚年的時候回憶起來，所以他覺得自己的一生無悔。
人生是什麼，我說過很多次了，生活是屬於自己的感受的，不屬於別人的。
問：福貴的母親安慰他說，「只要活得快樂，窮也沒關係」，這是您的名言嗎？
余華：這確實是我寫出來的，但我覺得這個是福貴的母親說的，是她的名言。
問：你會因為自己筆下人物的悲慘境遇而難過嗎？
余華：初稿的時候感覺不那麼強烈，為什麼呢，因為讓我很難過的那一段，可能不是一口氣寫完的，可能是分成好幾天寫完。最難受是修改的時候，你是整段看下來的。
我印象中《兄弟》上部寫到最後的時候，我的桌子邊上擦眼淚的紙，還有鼻涕呢，一把鼻涕一把淚，沒有那麼高，但是也是一個小山坡。
問：有些情節您當初是怎麼設想的呢，就是要賺我們的眼淚嗎？
余華：任何一個作家，他在寫作的時候都要面對一個讀者，就是他自己。因為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哪怕你是給領導寫講話稿，或者是你寫年終總結，都是作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
問：對於百度回答「余華是名優秀的牙醫，但蘇童是出色的作家」，您如何看待？您認為文學成就是可以比較的嗎？
余華：我和蘇童旗鼓相當，但是蘇童有一點不如我，因為他不會拔牙。
問：如何看待「把痛苦留給讀者，快樂留給自己」的說法
余華：這個我今年在澳門就已經更正了，我說我沒那麼缺德。我是把痛苦留給虛構，把快樂留給現實。因為當我把我那種痛苦的情感全部在虛構的世界裏邊表現出來以後，在現實裏邊，留給自己的就只剩下歡樂了，輕鬆無比。
問：作家筆下如何來刻畫人物？
余華：當一個人物剛剛來到作家筆下的時候，就好比是我剛認識的一個朋友一樣。隨着寫作的深入，對他的理解越來越深，越來越了解，當我寫到後面三分之一的時候根本就不用發愁他們會怎麼說話，他們絕對會說出他們自己的話來，不是我的話，是他們的話，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了，那因為我已經完全理解這個人物。
問：《文城》故事背後有沒有趙氏孤兒的影子呢？
余華：一些小說家有時候跟一個村長差不多，管好多事情，詩人們相對來說，管的事情沒有小說家那麼多。小說家要給他們分配工作，失業以後還得再就業，所以沒有想到那麼多。
我始終有個觀念，文學最基本的一個事情，還是要與人為善，就是我們可以去寫一些醜惡的東西，但是我們也要在裏邊發現一些美好的東西。讓我們賴以能夠生存下來的，是我們人性中美好的東西，而不是那種惡的東西，醜陋的東西讓我們走到今天。
作為一個作家，應該去描寫那種惡的醜陋的，但是你必須要從裏邊寫出美好的東西來，哪怕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動物莊園》，我依然能夠從裏邊讀到希望。
問：請問您如何看待自己成為文化圈頂流這件事？
余華：我也不知道，因為當然我知道有很多讀者讀過我的書，這事我是知道的。這兩年確實我已經感受到，怎麼上街被認出來了，就是視頻太多了。
兩年前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在北京一個餐館吃飯，突然有一個朋友給我發個微信，說你上微博熱搜了，然後下面有1000多個人講他們自己的躺平故事，後來他們告訴我，剛好就是大家都想躺平嘛，但是可以理解，因為誰不想躺平是吧。而且退休是不是算躺平，退休也應該算躺平吧。所以如果退休是躺平的話，那我們可以認為躺平是一種社會制度，是允許的，是吧，有些人想早一點躺平，有些人想晚一點退休，想晚一點躺平是嗎，這都可以理解。
比如說後來小紅書上把我跟一個條狗在一起，「潦草小狗」，假如我要是不在北師大當老師的話我都不知道。我的那些學生們天天看這個，然後都發給我。我覺得很好，我覺得很可愛，所以我現在髮型變了，看他們怎麼辦，哈哈哈。
問：您會用AI進行創作輔助嗎？
余華：我不會，我絕對不會用AI去創作，我想它會把我帶向黑暗。AI可能能夠表現出我們已知的所有，但是他無法表現出我們未知的。他能夠表達的就是人的看法，不是命運的看法。一個人的命運會怎麼樣，AI是無法來決定的。所以我們唯一還能夠保留我們自己的，就是我們對自己命運的不可知。
問：年輕人覺得自己充滿着束縛，如何在現在這個同時充滿束縛和自由的時代去面對這種困境？
余華：每個人所說到的束縛是不一樣的，有的來自家庭，有的來自單位，有的來自自己的同事、同學、朋友，各種各樣。但是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就是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父輩們來指導我的時候，我是很反感的。
為什麼，因為我認為他們說的都不對，因為他們的經歷和我們這一代的人的經歷不一樣，他們的經驗對我們未必有用。老一代人總喜歡教育年輕的一代人，我們不需要他們教育。你們最清楚你們該怎麼做，你們是現在是在到處摸索、在尋找出路。找到了就出去了，沒找到的繼續找。
我今天更正一下就是什麼呢，因為我在《兄弟》的結尾裏邊說到「窄門」，我要跟你們說的什麼呢，你們年輕的時候，千萬不要去走聖經所說的「窄門」，也千萬不要去走馬克思所說的崎嶇的小路，為什麼呢，那個路走過去基本上是走不回來的，先走寬廣的大路，人越多越好，等你們感覺到自己有一定能力了，覺得我可以去走一走獨木橋了，我可以去走一走「窄門」了，我可以去走一走崎嶇的山路了，你再走。所以你不要因為（我）余華沒有上過大學，莫言沒有上過大學，史鐵生沒有上過大學，（就得出結論）作家不用上大學，錯了。我當年是考不上大學，我考上我能不去嗎，所以這個是不存在一個榜樣作用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就是不要在剛年輕的時候，剛剛走上社會的時候不要走偏門，就走正道，覺得自己好像有自己的想法了，然後我再走一下偏門，這個時候可能走是一片自己的天地來，這是我的建議。
問：人一生的幸福是可以從苦難中獲取的嗎？
余華：當你面對苦難的時候，其實裏邊是有幸福的。但是能避開就避開，不要為了追求所謂的成功去經歷苦難，太多的人經歷了苦難以後依然沒有成功，現在這個世界最多的就是雞湯，你知道嗎，但又喝不着，是假的。
問：您對諾貝爾文學獎有過期盼嗎？
余華：我寫作已經寫了40年了，我心裏很清楚了，就是當我不能把握的事情，想都不要去想。
就是如何寫好一部小說，如何把它寫的更好，這是我所能夠把握的，當這本書出版以後，能否受到讀者的喜愛，能否獲獎，這根本是我做不到的。而且我也不可能為了獲獎給某一個評委打電話吧，況且我也不會說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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