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全媒體 記者 張安寧）一年前，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並發表重要講話時表示，「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當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要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一年後，疫情遠去，香港社會逐步復常，經濟復甦，生機再現，這一年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開啟之年。26周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值青壯年，有活力、有理想、有幹勁。但香港的民生問題如何解決？發展之路要怎麼走？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國經濟學家朱嘉明，請他談談對香港當下的民生問題與經濟發展的思考。
現年73歲的朱嘉明，是中國特定的戰後一代人，又是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其間，也目睹了包括冷戰在內的世界風雲變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中國對社會變革的期待如火山噴發，力量積蓄已久，社會潮流惟以「變」字當道，政治新銳先發制人，應時而生的「改革四君子」至今仍影響中國社會進程。朱嘉明現任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長期關注區塊鏈、加密數字貨幣、NFT、Web3.0、元宇宙等。
深圳的成功 香港功不可沒
朱嘉明介紹，1985年，他先後與時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第一副董事長唐克、深圳蛇口工業區建設指揮部總指揮袁庚，參加香港考察。當時，考察的課題包括「香港金融市場是否存在潛在金融危機問題」、「香港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以及「招商局建立獨立金融機構可行性」。考察的核心目標是解讀作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如何為內地的改革開放發揮不可替代的貢獻。從此，朱嘉明與香港結下緣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充滿了生命力。朱嘉明見了政府官員、企業家、銀行家、律師、著名家族成員、中資管理層成員、作家、演藝界人士，深感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其中與金庸的見面很振奮人心，兩人交談很久，朱嘉明回憶起金庸對自己的所有作品如數家珍。
彼時35歲的朱嘉明在香港認真調查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通過那個時期的多次考察，比較深入地了解了香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實現製造業、對外貿易和金融業緊密的發展模式。見證這裏生機勃勃的同時，也發現香港存在非常嚴重的貧富差別，富人住在「半山」，而老百姓在居住方面尤其侷促。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的收入水平還有巨大差距，朱嘉明已經意識到香港對內地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他表示：「歷史也證明了，香港對於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和意義，雖然已經被很多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所認識，然而，我認為到現在為止，還是被低估的。」「中國因為有香港，才有全方位的改革開放，才有特區建設。」朱嘉明表示，中國因為有香港才有改革開放、特區建設、深圳模式。八十年代的四個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其中深圳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今天舉世矚目的都市，香港功不可沒。
時間再回到去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這亦是當下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對此，朱嘉明也向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談了他的思考。
香港民生問題的背後是恢復活力
朱嘉明表示，其實香港民生問題是一個非常表象的問題。大家都要解決民生問題，解決貧富問題，但是背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重新恢復香港的活力？讓香港的經濟發展不僅在大灣區，而且在世界範圍內重建雄風。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民生將是一個被動的問題。增加香港貧困階層的社會福利，改善公屋供給，提高勞工待遇等政策，甚至實施基本收入保障制度，都是改善民生的辦法，但是長久來講，還是要解決：到底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新經濟體制和結構來支持香港的發展？
他說：「周邊的一些人認為可以發展Web3.0，但我認為這個想法還不夠完整。在我看來，香港需要一個至少10年『振興香港』的中長期發展戰略，這個戰略不是說沒人提出或者沒有人思考，但是並沒有一個頂層設計的大規模並以全球視野的香港經濟發展戰略。就民生解決民生永遠解決不了，因為今天解決了民生，明天又貧困了。香港需要被政府完全照顧的人數是有限的。問題是下一步怎麼辦？怎麼解決香港人才的流失和已經流失的人才的回流，這是大問題。要給所有的香港市民都能夠創業的機會，這是要害。」
關於「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朱嘉明表示當年香港所謂壟斷問題或者利益固化的結構問題，本質上也是剝奪了香港絕大多數人能夠參與創業，能夠實現自己經濟發展的機會。這些人本身是在那樣的制度中成長起來，等他們得到機會之後，不給別人這樣的機會，這條路線當然是錯誤的。他提到，當年的利益固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所以有政府公務員，甚至有高級公務員捲入到醜聞裏，相關的經驗教訓還是要繼續總結；只關心民生，是不能夠解決香港一代一代的人，特別是現在年輕人的創業和就業機會，這是重中之重。
香港更需要頂層設計 將經濟民生問題同中長期發展戰略相結合
朱嘉明總結研究香港經濟發展的歷史時說道，要找到它的局限性，香港現在自由選擇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更需要一個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把香港眼前面臨的經濟問題、民生問題，和中長期的發展戰略結合在一起。
朱嘉明說：「香港需要一個10年甚至20年的振奮人心、符合實際的規劃。以後的各屆特首，在這個規劃下把香港一步一步恢復起來，這是一個長期的、認真的工作，在規劃中去尋找民生的位置和民生的規模。」
談到香港目前的四個方向：金融中心、科技中心、貿易物流供應鏈中心、固定資產資源中心，朱嘉明分別進行了分析。
第一，關於香港發展科技，朱嘉明認為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但是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數碼港的想法是對的，但失敗了。1991年，我是支持香港創立科技大學的，成立大會我在現場。然而，香港高科技沒有因為建造這個學校而解決科技人才短缺的問題。這是因為，香港至今沒有從根本上構建支持高科技發展的教育體系和吸納人才的制度。非但如此，香港自己培養的人才，持續發生反向流失。」他提到，歷屆香港特首都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經濟、法律、政務、房地產、國際貿易和金融，但是對高科技的訓練不足。香港已經錯失了成為高科技發展基地的一個歷史時期。
第二，香港繼續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朱嘉明表示現在比較複雜，因為一個金融中心需要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來支撐。現在受客觀或者主觀因素的限制，能不能和新加坡競爭，或者是和上海競爭，有它的先發優勢，也有近年來形成的劣勢，這問題是可以研究的，不是沒有餘地。
第三，香港繼續成為全球供應鏈或者貿易中心？朱嘉明認為，現在也很難。「因為香港的這個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中國本身在世界供應鏈的位置也在調整，更何況香港做傳統加工工業，過去幾十年已經過去了，已經回不來了。」
第四，振興傳統房地產行業？他認為，這條道路基本不存在前途。香港是世界少有的房地產過度開放的地方。其負面後果，還要經過較長時間得以化解。
建議香港成立「香港發展振興綜合研究院」 重新確定香港在國際競爭中的定位
朱嘉明建議，香港應該盡快着手成立一個有經濟學家、科學家、官員參與的，由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發展振興綜合研究院」。如果這樣的研究院成立了，需要立即制定香港中期（五至十年）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
關於重新確定香港在國際競爭中的定位，朱嘉明提出：將前沿科學和科技金融結合，推動香港成為以「前沿科學」為基礎，以「實體經濟」為支撐，以「大灣區」為腹地，以東南亞為輻射圈的「科技金融」中心。這個「中心」的核心特徵是將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科技與金融產業融合，超越傳統的「科技金融化」和「金融科技化」。一方面，香港可以從這個中心受益，另一方面，這個中心對周邊地區會產生「溢出」效應。
在全球範圍內，構建這樣的「中心」尚無先例，朱嘉明認為，這是時代的需求，也是再「全球化」的需求。同時，更是一個創造性的系統工程。
「比如科學問題，關於『大科學』，我們關注差不多八個科學前沿，香港能解決一個兩個也可以。每天全世界那麼多人分析火星，現在大家既要上宇宙空間又要下深海。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香港政府需要給民眾一個perspective，一個願景，然後鼓舞大家。」他指出，確定香港在大灣區、整個亞太地區的位置，讓大家重新覺得I am proud of Hong Kong。只有這樣，分布在全球的那麼多優秀的香港人，可以回來。綜合而言，要推動和刺激流失的精英和優秀人才的回流。
他特別提到，香港在發展科技金融、科技藝術領域，具有極大的空間。現在，人工智能技術如火如荼，香港也是有機會的，香港可以成為人工智能和金融和藝術結合的試驗場和高地。這樣的目標，不是僅靠政府可以規劃實現的，但是，政府要提供一個代表未來的全新的生態環境。有了這樣的生態環境，青年人的潛力就會爆發出來。
談到「發展優先」時，朱嘉明認為要客觀公正地回顧和總結歷史。以前在總結歷史上，大家會有很多分歧，現在求同存異，關於「向前發展」大家總是能夠形成共識的，「發展優先」壓倒一切。只有通過可持續發展實現繁榮，才有可能解決民生問題。
最後，朱嘉明告訴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是巨大的。現在香港需要信心、戰略目標、實事求是的規劃。距離我第一次去香港，很快就四十年了，我關心香港，祝福香港，也相信香港能夠再次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