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俞晝、李陽波、胡若璋 兩會報道）一場激昂的演講、一句無心的抱怨、一頭粉色的長髮、一趟快遞的交接……當一個普通人的行為，引發了互聯網上漫天的惡意，究竟是誰之錯，又可以追究誰？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分別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報告。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兩份報告均提及網暴，這也是最高檢報告首次明確治理網暴。與此同時，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紛紛就治理網暴建言獻策，提出要像懲戒「酒駕」那樣，盡快出台反網絡暴力相關法律，讓「按鍵傷人」者付出應有的代價。
一場激情洋溢的演講將一位高三女生拉入網暴漩渦之中。「凌晨6點的校園真的很黑，但六百多分的成績真的很耀眼。」作為學生代表，她在湖南某中學高考衝刺誓師大會上說出這樣一番宣言。這段演講視頻很快在互聯網傳播發酵，隨即生出波瀾。此後數日，「誓師女孩」遭遇網暴，「你咬牙切齒的樣子真難看」這樣無端的謾罵洶湧而來，將女孩的勤奮上進扭曲為無腦的學習機器，渾然不顧她的身份和壓力——100天後，她即將參加高考，衝刺期盼已久的目標學校。
網暴定義和標準等有待明確
「『按鍵傷人』現象讓人防不勝防。」在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韋震玲看來，相關的法律保障機制不健全，網絡暴力行為違法成本低，尋求法律維權存在取證難、維權難等問題，造成網絡暴力行為頻發。「部分網暴者明知是違法行為，但因知曉不易被懲治，抱着法不責眾的心理肆意妄為，一些營銷號更是為追求流量經濟，利用網絡暴力製造熱點賺取不義之財，令人深惡痛絕。」
不能讓網暴者逍遙法外，但治理網暴之難超乎很多人想像。「首先是對網暴的定義、標準等有待明確。給負面評論點個讚算不算網暴？罵人到什麼規模和力度才算網暴？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其次是在司法實踐層面，由於缺乏反網絡暴力的專項法律條款作為指引，在實際訴訟過程中，法官裁判規則難以統一。同時，網站平台主體責任不夠明晰，部分網絡平台雖有內容審核和投訴舉報機制，但面對舉報人的取證需求，往往不願提供後台的數據。」
建快速舉報通道
「隨着網絡在個人工作和生活中日益重要，網絡上的謠言、誹謗、惡意揣測、人身攻擊等亦蔓延到現實，令當事人不堪其擾，深受其害。然而，在實際維權過程中，受害者往往會遇到投訴入口隱蔽、自證材料眾多、舉報響應遲緩的問題。」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台盟浙江省委會專職副主委陶駿認為，各大平台應設置一鍵防護功能，同時建立快速舉報通道，向用戶提供針對網暴信息的一鍵取證等功能。
「要及時通過截屏、錄屏等方式對相關文字、圖片、鏈接等進行保存，並及時到公證處用公證方式固定證據，同時注意向身邊人尋求幫助，暫時遠離網絡環境，保護身心不受侵害。」韋震玲說，對大量洩露個人信息、侮辱、誹謗的主要施暴者，可以及時向平台投訴，申請刪除侵犯隱私信息、禁言其賬號，並視具體情形向網信部門投訴、向公安部門報案或向法院提起訴訟。
落實平台責任解決取證難
針對網絡暴力取證難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羅衛紅建議，最重要的是落實平台的監督責任，倡導實名制上網，在平台後端強制實名制。「在治理網絡暴力的過程中，要善用科技和文化的兩隻翅膀。把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應用於網絡空間的治理中，以智能換取效能，以算力替代人力。受害者自己取證不僅艱難，而且容易造成二次傷害。如果證據可以用區塊鏈的方式固定下來，對受害者來說會便利很多。」
「全面織密法律保護網絡，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為此，全國人大代表、雅安市雨城區第二中學校長庹慶明呼籲，非常有必要像懲戒「酒駕」一樣，制定反網絡暴力專門法律。「就網絡暴力的定性、類型、違法主體的確定及需承擔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網絡平台的審查、監督義務等進行明確規定，有助於提高法律的適用性和銜接性，明確各部門的監督職責，使對網絡空間的治理更具體系性，形成合力。」
從源頭上加強對受害人保護
針對網絡暴力治理問題，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人、董事長李東生也建議盡快出台《反網絡暴力法》。李東生認為，當前在法律層面對於網絡暴力缺乏精確定義，以及明確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釋，尤其缺乏反網絡暴力的專項法律條款作為指引，這導致在實際訴訟過程中，法官裁判規則無法統一，自由裁量權較大。「如此一來，治理網絡暴力存在違法行為和主體認定難、違法證據取證難、治理周期長等問題。」
「首先是盡快出台《反網絡暴力法》，從法律層面明確界定網絡暴力的定義和範疇，以具體化的法律條文指導司法實踐。」 李東生建議，除了盡快立法，還需要構建網暴技術識別模型，持續強化監督發現保護機制，建立快速舉報通道，從源頭上加強對被網暴當事人的保護，同時降低取證難度。與此同時，還需要建立網絡暴力黑名單機制與監察執法體系，將涉及網暴行為的個人或機構列入黑名單，對其採取更長處罰期的限流、禁言、關閉賬號等處理措施。
成功案例：檢察機關勇於擔責 公訴案件依法取證
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需要多久？在杭州女子谷女士的故事裏，這個答案是9秒鐘。2020年7月7日，28歲的谷女士像往常一樣，下班後到小區附近的快遞驛站取快遞，不料被人偷拍了一段9秒鐘的視頻，隨之而來的變化讓她始料未及。「寂寞少婦出軌快遞小哥」——一段莫須有的低俗劇情在互聯網中瘋狂上演，郎某、何某偽造的聊天紀錄配上谷女士的視頻，被相繼擴散到110餘個微信群和其他網絡平台，後面緊跟着大量的淫穢評論。
事件發酵後，谷女士被公司勸退，陷入抑鬱狀態。在朋友的寬慰和幫助下，谷女士決定反擊，讓造謠者付出代價。2020年8月7日，谷女士就郎某、何某涉嫌誹謗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報案。同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區法院提起刑事自訴，要求以誹謗罪追究涉事兩人的刑責。2020年年底，案件轉為公訴。2021年4月，法院以誹謗罪判處被告人郎某、何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在谷女士的代理律師——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晶晶看來，這樣的成功來之不易。「侮辱、誹謗罪在刑法中是為數不多的『告訴才處理』的罪名，也就是說，如果要追究網暴者的刑事責任，大多數時候只能通過自訴，起訴者需要自行舉證。而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達到五百次以上的，才算『情節嚴重』，構成刑事立案標準。」
取證之路難上加難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起訴者往往遇到許多困難。「當事人想對網上的誹謗行為進行追責時，可能會面臨對方已將相關言論刪除的情況，卻很難要求平台幫助其恢復數據。這也是案件亟需從自訴轉為公訴的原因。」鄭晶晶解釋道，一旦案件轉為公訴，司法機關向平台或有關部門提出調取證據是司法行為，相關平台有義務進行配合。「以谷女士的案件為例，檢察機關用了近一個月時間調查，最後形成18卷案卷、76張光盤。這樣的取證量讓個人去做是不現實的。」
「整個維權過程十分漫長，面對不確定的結果，鮮有像谷女士這樣堅持到底的起訴者。」鄭晶晶坦言，向她諮詢的網暴受害者中，十個裏最多只有一兩個會選擇起訴，而最終勝訴者更是寥寥無幾。「谷女士的成功，一方面源自她良好的維權意識，另一方面說明，浙江是互聯網先發區域，浙江檢察機關在本案的辦理中承擔起了應有的責任，維護了被害人的權利。」
記者手記｜以法制暴 讓傷人惡語無所遁形
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誰能想到，高考衝刺誓師大會上的勵志發言、愛美女生的一頭粉色長髮、開着拖拉機拍攝沿途風景的直播……都能成為網暴者批判的「口實」，繼而演變成一場謾罵的狂歡。「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社會性死亡』離我那麼近。」即使維權成功，谷女士回憶起兩年多前被改變的命運，依然心有餘悸。這些具有誹謗性、污衊性的圖文視頻，給當事人帶來精神壓力與心靈創傷，甚至讓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網暴事件頻發，暴露出網絡治理的法律保障機制還不健全。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目前中國相關法律僅規範了網絡暴力者實施侮辱、誹謗、侵犯他人名譽權、隱私權的行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缺乏對網絡平台的約束，容易造成管理漏洞。違法成本過低也是造成網絡暴力的重要原因，一些網民的道德標準和守法意識弱化，乃至抱着法不責眾的心理「按鍵傷人」。更重要的是，自訴案件的舉證困境阻礙了受害者的維權腳步。
的確，治理網絡暴力並不容易。這其中，既有溯及匿名的技術之論，也有言論表達的權利之爭，更有取證難、維權難等實際問題。但如果不去做，誰來保證我們不會是下一個被謾罵的「誓師女孩」、被誹謗的「取快遞女子」？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最高檢報告首次明確治理網暴，顯示出法律機關對網暴危害的重視及「零容忍」的態度。從長遠來看，只有擦亮「法治利劍」，才能對網絡暴力形成震懾；只有明確「權責邊界」，才能讓傷人惡語無所遁形。
網暴無處不在 懲治需多方出手
全國人大代表李君是有名的「網紅書記」，通過互聯網售賣農產品，他將四川廣元的岫雲村從貧困村帶到了幸福村。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備受百姓愛戴的基層幹部，竟然也遭受過網絡暴力。「幾年前，我曾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出禁止未成年人玩網絡遊戲、建立遊戲分級制度、關閉網絡直播打賞等建議。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經常有網友來我的直播間留言抨擊，讓我別多管閒事。」
無獨有偶，就在今年2月，一則「老牛吃嫩草」的爆料將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推上了風口浪尖。該爆料來自一個自媒體微博大V，他表示69歲的董明珠正在與35歲的王自如戀愛，兩人相差足足34年，還將其稱為「阿姨我不想努力了」的現實版。「低級、下流、無聊！」事件發生後，董明珠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闢謠道，「這純粹是捏造出來的，為了博眼球，為了賺那麼一點錢，我不知道這些人的良心是什麼？」
38.6%的人遭受過網暴
為了洩憤、為了引流，連全國人大代表也會遭遇網暴，那麼作為普通人的你我，又如何能獨善其身？一項2022年初的研究表明，在中國，38.6%的人在社交媒體上遭受過不同程度的網絡暴力。年齡在26歲至35歲之間的受訪者遭遇網絡暴力的比例較高，約佔總數的64.4%。在網暴形式上，用惡意、污穢的語言羞辱攻擊他人是最常見的網暴形式。
「懲治網絡暴力需多方出手，全社會要形成合力，重視網絡暴力造成的現實危害，使抵制網絡暴力成為社會共識，讓施暴者無所遁形，希望不再有人成為網絡暴力的受害者。」李君坦言，如何把法律責任落到實處，如何使維權之路更為順暢，不僅是被網暴者，也是身處網絡社會中的我們所面臨的共同命題。
（來源：香港文匯報A09：兩會聚焦 2023/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