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全媒體特約記者陳惠芳報道）由張婉婷執導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於2日正式上映，其優先場票房至今已收了800萬，更榮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評論文章如雪花沓至，涉及觀點亦廣。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訪問了兩位千禧學生的家長，她們看到的是這班學生幸運遇上好的教育者，春風化雨。
有學生反對上映
該片是張婉婷用了十年時間，紀錄了一班從小學到中學的學生成長。起初本來有三十位學生參加，但並非個個肯面對鏡頭，將自己成長私生活暴露在大眾面前。最終只集中六位女生拍攝，期間遇到個別女生反叛，抗拒入鏡，但張婉婷以能耐以及校長循循開解，最終有六位學生完成拍攝。可是影片上映，六位學生成為大眾焦點，一位受訪女生阿聆最近向傳媒撰文，稱她在首次觀看影片後情緒大受影響，再三向母校英華女學校及導演張婉婷表明不同意將《給十九歲的我》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有感學生意願不被尊重。她更不斷質問校方及導演：「到底他們想得到些什麼呢？私人放映也放了，電影節要參展也參了。你們所宣稱的『教育意義』和認證團隊努力也都做到了，究竟要不惜犧牲我也要公開放映的目的是什麼？」已有文章指這是涉及人權，更指張婉婷主導影片，並未尊重學生意願。影評從來各有觀感，這次點新聞訪問了兩位看過該片的千禧年學生家長，在她們看來，電影傳達大愛教育層面更重要。
家長心聲：任何行業樹大有枯枝 在戲中看到人性光輝
徐女士說:「孩子細個可以任你安排，如片中學生如做得到好會獲家長或老師蓋印仔，儲夠多少個便有獎勵。幼稚兒至小學初期就work啫，隨他們長大就唔work，有點個細路唔反叛，就算應承父母什麼，都是怕父母煩，並非真的害怕，那就陽逢陰違，這是他們成長一部分。他們不同我們以前了，我們都算聽阿媽話，以前打下都得，現在乜都唔得。教好一個孩子，家庭和學校都好重要，片中學生成長各有不同遭遇，她們反叛過，但副校長『用愛浸死佢哋』，以及校長的大愛，這份際遇是最不容易。我唔會評教育制度，因香港一直是填鴨式，最大感受是學生遇到好的校長和老師是好。教育者有人當打份工，有人用心去做，任何行業樹大有枯枝，但這部戲令人看到人性光輝，希望有更多教育者，用愛心好好教導下一代。」
家長學校需溝通：「教育者的愛始終是最重要」
另一位受訪者李女士表示，她有一對子女入讀如英華女校一條龍由小學直升中學的學校，她看了該片更有切身感受。
李女士說:「子女的一班同學，由小學開始升上中學，期間都有同學轉校，移民，女仔比較感性，我女兒也不開心。她從來不用我擔心，成績操行都好，但有段時間她不開心，她初時什麼都不說，後來向老師了解，原來她受同學排擠，這是否我女兒較出色之故？她好硬淨無人敢『蝦』佢，可是對其情緒始終有影響。我個女係乖，升上中學一樣反叛，她拍拖瞞住我不說，是老師告訴我擔心她心散影響學業。家庭跟學校溝通好重要，我感謝那位老師，我們互相配合下，女兒知道我們是為她好，她便承諾會識處理，最終她沒令我失望。」
原來李女士女兒，如演出紀錄片的幾位女生一樣，自小就有理想，她理想是當獸醫。可是她知讀獸醫學費昂貴，她便轉讀護士。
李女士嘆一聲說:「開始時女兒接受現實一心做護士，但兩年下來，我見她完全不開心，有次她突然同我說她最想做獸醫，我見收入環境好咗，便答應送她到澳洲讀書。她有做兼識減輕我負擔。我兒子本來想留港，他喜歡拍嘢，疫情時報讀一間澳洲大學，在港讀了一年多，我跟兒子說去往外國見識下，完了大學回來做自己喜歡的事。其實他想回港讀演藝學院。他最近回來過年本想不回澳洲，我就說需完成大學。這次假期他過得好開心，拍嘢賺外快好勤力。有時我都懷疑自己，父母安排為子女好，是否一定是好？再者千禧年代青年人，都經歷過香港修例風波，我兒子曾做過些事令我擔心，可是他有手有腳我管唔到，我只叫他小心唔好做犯法事。究竟社會環境影響教育、還是教育影響青少年，不論如何，我覺得教育者的愛始終是最重要。我以前有一位老師曾寫下傷害我的評語，對我好有影響，可說是陰影，老師係愛學生，不是傷害學生。」
面對不同評論，張婉婷始終堅持這部紀錄片是為母校籌建泳池經費，更言這十年和相處中已成了她們的「樹窿」。事實片中另一位想做警察的學生因修例事件令好多人針對警察，她不想影響家人及被人起底最終沒做。紀錄片留下六位學生成長印記，當中有放棄理想、亦有堅持理想，達到或達不到，都和教育和社會有脱不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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