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 鄧 宇

近20年以來，歐美國家危機應對能力日益衰退。無論是2008年金融危機、2012年歐債危機，還是2019年新冠疫情、2022年俄烏衝突，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通脹危機，歐美面對挑戰時常遇挫，不僅政策立場搖擺，而且危機管控措施捉襟見肘。這裏面既有總體實力下降的內因，也有地緣政治矛盾激化的外因，同時歐美國家承擔國際責任的意願也在下降。

總體而言，如果歐美國家未能充分意識到危機的衝擊力，仍局限於傳統的「冷戰思維」，那麼將不可避免加速走向衰退，屆時國際秩序也將會加速演變。

歐美面臨三大危機

持續發酵的地緣政治危機。俄烏衝突已呈現出升級態勢，並有向長期化發展的趨勢。在這一引發世界關注的地緣政治事件中，歐美國家不但未能提出有效應對方案，而且因濫用制裁措施、加大對烏克蘭軍援等一系列「拱火」舉動，最終加劇了地緣政治危機。雖然部分歐盟國家曾開展一些斡旋和調停行動，但因各自的政治利益考量而立場搖擺不定，一再錯失和平解決危機的機會。如今來看，歐美國家正在承受着來自地緣政治危機的苦果，同時也遭遇到了制裁濫用所引發的反噬。

深陷困境的民主制度危機。歐美國家一向以民主制度的典範自居，但近年來自身卻遭遇到了民主制度的挑戰。美國總統選舉、英國首相選舉均出現了不穩定性，而且民眾投票率與政黨分歧愈發突出。一方面，歐美國家在應對各類危機時的措施缺乏有效性，由此導致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持續下降，歐洲國家政府更迭已日漸頻繁；另一方面，歐美國家的選舉造勢愈來愈依賴社交媒體，同時也遭遇輿論失控的衝擊，不僅因造謠、抹黑行為嚴重破壞選舉規範，而且也造成了民意的分歧對立。

難以走出的經濟金融危機。每一次經濟金融危機過後，歐美國家並未完全吸取經驗教訓，尤其缺乏必要的反思，過於短視的政策行為只會導致持續不斷的金融危機。2019年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後，美聯儲再次啟動大規模資產負債表擴張，為市場注入天量流動性。如今，美聯儲又不得不通過激進加息來解決高通脹問題，但暫未出現通脹消退跡象，預期高通脹可能持續至2023年。除此以外，歐美國家並未給出其他更長期的應對政策方案，表明其應對金融危機存在較大的局限性，也在加劇了自身的衰退風險。

歐美無力應對危機

綜合國力出現衰落。歐美國家雖然憑藉過去的積累與先發優勢維持着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但總體上近20年來已經陷入到增長低迷周期，在全球經濟的佔比也出現下降趨勢。短期來看，很難說歐美國家綜合國力在加速衰退，但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在逐漸增加。反觀新興國家，不僅成功抓住了全球化發展機遇加速追趕，部分國家甚至保持較長時期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規模、全球經濟總量佔比等數據均快速上升，而且經過結構性改革與擴大開放後，新興國家的增長潛力也得到進一步激發。

從國家實力比較看，歐美國家的衰落與新興國家的崛起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特徵，而這也引發了歐美國家的焦慮。無論是從國際權力結構還是世界秩序演變來看，長期維繫主導地位的歐美國家在某些領域正在失去競爭優勢，因而也未能適應新的世界秩序變化。由此可見，近年來歐美國家頻頻出台更加保守的經濟貿易政策，例如對重要技術出口的限制、新設立外資審查機制，以及不斷抬高的市場准入門檻、貿易壁壘等，而且頻繁借助經貿、金融和科技制裁工具，最終不僅損害各國人民的利益，歐美國家自身也會遭遇反噬。

國家治理進程停滯不前。回顧歷史發展進程，歐美國家的現代民主制度並非完美，而更多是基於政治妥協與利益交換的「市場績優選擇」，因而決定了歐美國家在制定分配政策、產業政策和實施福利制度時，必須依賴各個群體之間的博弈。在危機時期，這種制度模式反而造成了政治極化，激發了民粹主義思潮。無論是美國的「兩黨制」還是歐洲國家的「多黨制」都在呈現對立的局面，以至於歐盟內部也出現了重大分歧，持續數年的「英國脫歐」事件和2021年初的美國國會騷亂事件都是典型案例，其中反映出歐美國家民主制度危機，而歐美國家尚未得出應對制度危機的解決方案與現實政策。

日裔美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美國制度失靈的首要問題是制衡機制同政治極化相互交織，黨派鬥爭僵持不下、持續不斷。從2011年爆發的歐債危機到2019年的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初爆發的俄烏衝突，歐盟在應對這些危機時也暴露出民主制度的缺陷，因成員國內部政治體制、經濟治理模式和利益訴求等差異，削弱了集體解決危機的能力，同時過於強硬的立場也激化了內部矛盾。總體來看，歐美國家一方面缺乏推動民主制度創新的動力，陷入黨派競爭、群體對立的局面，另一方面卻又無法適應媒體形態轉變和年輕群體的利益訴求，最終在應對危機時顯得頗為吃力。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範式失效。回顧20年來歐美國家的發展進程，經濟金融危機始終伴隨左右，存在揮之不去的陰影。2007年因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2011年因希臘債務危機引發的歐債危機，以及2019年新冠疫情危機後出現的通脹危機，均反映出歐美國家經濟金融政策的失效、失靈和失誤。事實上，歐美國家的經濟學理論範式已經難以適應時代步伐，經濟金融自由化、放鬆金融監管，以及複雜的金融創新均為危機爆發埋下伏筆。而歐美國家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短期內雖然解決了流動性危機、恢復了市場信心、穩定了資本市場，但釋放出了大量的負面風險。

以2019年歐美國家應對經濟衰退作為案例分析。美聯儲與歐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債務規模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但美國和歐元區僅維持了短暫的經濟復甦，很快就因地緣政治危機、能源危機等而加速衰退，且面臨嚴重的通脹風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2008年金融危機「滅火隊長」自居、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與另外兩位經濟學者因銀行與金融危機研究而獲得了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如何撲滅又一場金融危機大火卻仍是未知數。歐美央行在20年來的表現愈發暴露出局限性，政策施展的空間無疑將變得更加狹窄。

未來展望

新冠疫情的衝擊讓世人看到了國家能力的差異。《國家、經濟與大分流》的作者皮爾·弗里斯指出，制度是決定各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國家作為一種制度，顯然發揮着基礎性作用。歐美國家在應對一系列危機事件時已經顯現出軟弱，從根本上反映出其國家治理水平的衰退。

事實證明，歐美制度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相反，缺乏變革和創新的制度最終都會因無法適應現實發展而陷入窘境。回頭來看，歐美歷經300年的工業化與3次科技革命獲得了領先地位，這其中既有特殊的歷史原因，也有歐美國家過去所依賴的創新精神、市場經濟，以及自由開放理念所發揮的作用。但這並不意味着歐美的發展模式具有「普適性」，早期拉美國家、東歐轉型國家，以及東南亞部分國家的失敗案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於歐美國家而言，要想扭轉衰退趨勢仍有賴於推進制度變革、激發創新活力，重新融入自由開放和平等的全球化，適應未來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變化，否則將會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來源：大公報A13：經濟 202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