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凱雷 實習記者 郭瀚林）在大公報120年的歷史上，名記者編輯輩出，在這些人物中，范長江無疑是一個格外響亮的名字。深入西北邊塞，直擊西安事變，毅然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直至後來成為新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可以說，范長江在《大公報》成就了個人事業的首次巔峰，而《大公報》也因范長江的一篇篇報道收穫了廣泛的讚譽。日前，范長江長子范蘇蘇在北京接受了大公報記者的專訪，范蘇蘇表示，《大公報》崇高的報格對父親的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大公報》同仁的鼎力支持更是成就父親新聞事業的重要保證。
1934年12月，一篇有關北大軍訓風潮的通訊文章出現在北京的地方報紙上。文章觀點鮮明、言辭有力，很快吸引了時任大公報經理胡政之的注意。幾經輾轉，胡政之成功找到了這個署名「長江」的年輕筆者。愛才心切的胡政之與其進行了一番長談，表達了延攬之意，這個年輕人也受到《大公報》聲望的吸引，兩人一拍即合。自此，開啟了一段輝煌的報章時代。
國難當前 匹夫有責
范長江加入《大公報》時，正是日本逐漸擴大侵華勢力範圍的時期。國內生靈塗炭，以《大公報》為代表的報業脊樑，嚴厲譴責日本的暴行，呼籲國內一致抗日。為了持續發出正義之聲，《大公報》更六易其址，領頭人胡政之也有過寧可吞幣自盡也不投降的義舉。當時，在范長江心裏，《大公報》是極有報格與聲望的，對有志於新聞事業的人而言，具有強烈的吸引力。
就在國難當頭、戰事焦灼之際，范長江以敏銳的新聞嗅覺意識到，抗戰的大後方一定在中國的西部，而這是中國最落後的地方，應當有人去考察，發表文章，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也應該去研究紅軍北上抗日的問題，最好能到紅軍中去，徹底弄個明白。但是，耗時費事、長途跋涉，去探索未知的新聞，很多人都不支持范長江的想法，更沒有人樂意為其「埋單」。
這時，胡政之又站了出來，他不僅批准了范長江的採訪計劃，更同意預支稿費，全力支持范長江的西北之行。正是這次採訪，使得《大公報》第一時間報道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范長江自此一舉成名，《大公報》也再度翹首報界。
延安長談 堅定信念
1937年2月，范長江到達西安和延安進行採訪，這是中國報紙上首次出現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袖人物形象，范長江也因此成為中國記者採訪延安第一人。這一次的延安之行，也成為范長江個人及《大公報》報道史上一次極其閃亮的時刻。
「當時我父親十分想了解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在聽了周恩來的介紹之後，我父親開始對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革命的前途有了全新的認識。」范蘇蘇說，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父親如願見到了毛澤東，而這次見面也徹底改變了父親一生的軌跡。
范蘇蘇說，當時毛澤東與范長江進行了一場徹夜長談，時間接近10個小時。「因為我父親是進入延安的第一個記者，所以毛澤東十分熱情地歡迎他，我父親也十分興奮，有問不完的問題。當時，毛澤東主要談了三個問題，其一是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其二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問題，其三是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
「那次長談之後，我父親茅塞頓開。他十幾年來一直思考並深感困惑的問題，都被毛澤東清楚地解答明白了。」范蘇蘇說，父親當時就表示要留在延安，跟隨共產黨一起戰鬥。但當時毛澤東審時度勢，給我父親做了另一個明確的指引，「當時毛澤東很明確地說，希望我父親盡快回到《大公報》，把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介紹給廣大人民。」
後來，范長江聽從了毛澤東的建議，即時返回了上海的大公報社，並在胡政之等的支持下，不顧國民黨的禁令，刊發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發表了《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並迅速在全國上下引發熱潮。有關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真相也得以透過《大公報》向全世界公開。
消息之快 讀者驚嘆
《大公報》對范長江的支持是全方位的。這既體現為《大公報》報格對范長江從業精神的深刻影響，也體現在《大公報》同事與范長江的默契配合上。比如，當年著名的《大公報》「一支筆」王芸生就對范長江有過很大的幫助。二人合作的快訊既是當時新聞界的一樁奇觀，更是《大公報》史上的一段佳話。
據王芸生後人的回憶文章描述：「在戰地前沿，范長江經常是用軍用電話直接向大公報編輯部口述稿件。在編輯部守候的王芸生常常是在深夜接到電話，速記成文，直接送到印廠排字上版，消息之快，許多讀者都為之驚嘆。」
范蘇蘇說，《大公報》集體的氛圍和環境對父親的成長起到了很大的影響。為此，范長江也拚盡全力，用一篇篇報道踐行着《大公報》「文章報國」的精神理念，「我父親在大公報工作四年，幾乎一直在一線跑新聞，僅僅戰地通訊就寫了二十多萬字。」
「毫無疑問，在大公報工作時期，是我父親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之一。」范蘇蘇表示，這份報紙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報館同仁們對民族前途的不斷思考，以及他們內部那種互相砥礪、彼此支持的氛圍，對我父親的一生都產生着深遠的影響，並成為他人生一筆至為寶貴的財富。
後人憶述｜「《大公報》為父親提供施展才華機會」
人們都知道范長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但事實上，在進入《大公報》前，范長江有着極其豐富的人生履歷。他年輕時曾想報考黃埔軍校，還加入過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教導團，成為一名學生兵，更參加過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後來他先是就讀於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又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求學。可以說，從政、入伍、治學，都曾是范長江近在咫尺的人生選項，但很多人都沒想到，他最終會成為一名新聞記者。
「其實，我父親對於政治、軍隊和學院的投入和離開，都基於同一個原因。」范蘇蘇說，父親從軍，是想直接投身革命，參與救國救民的事業。治學，又是想去探求解救國家於水火的真理。但無論是入伍，還是治學，當時的現實都給了他沉重的打擊，讓他一次次失望。最後，《大公報》為我父親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與此同時，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的幫助下，我父親才最終走上了奉獻熱血、報效國家的新聞之路。
「以天下為己任」
范蘇蘇還介紹說，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是家族先祖。根據族譜，范長江是范仲淹的第三十一代孫。他的祖父范延馨更是十分推崇和強調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可以說，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和追求，很早便深深扎根在父親的心底裏。
喬裝老農民 混進西安城
1936年底「西安事變」爆發後，舉國震驚，很多人都迫切想知道箇中內情。在與胡政之商定後，范長江旋即踏上了西行之路，但臨到西安城，重重守軍和嚴格的盤查卻阻住了范長江的探訪之路。
范蘇蘇說，父親曾對我的叔叔講過一段「秘聞」，「據我叔叔回憶，當時為了順利混進西安城，父親便找到了一位老農，用自己的皮帽和斗笠，交換了老農的破舊布衣，隨後又在臉上塗抹了一層泥土。」經過一番變裝，范長江終於成功進入了西安城，並最終見到了楊虎城和周恩來。
「我叔叔說，後來父親還曾借用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的名作，寫了一首打油詩──斗篷誠可貴，帽子價更高，若為搶新聞，兩者皆可拋。」范蘇蘇說，正是靠着這樣一股不屈不撓的勁頭兒，父親終於不辱使命，成功完成了《大公報》交給他的採訪任務，同時也成就了一段業界佳話。
（來源：大公報A14：內地 2022/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