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韓毅 蘇征兵 張寶峰報道）《大公報》於1938年由武漢漢口遷至重慶，同年12月1日發刊，日出對開紙一張。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公報》日銷最多曾達到97000餘份，創造了彼時重慶報業發行紀錄。直至1952年8月15日停刊，《大公報》在渝近14年，與重慶一起度過了抗戰相持階段最艱苦的歲月。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行國共和談。9月20日晚，《大公報》作為東道主，在李子壩的報館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毛澤東現場還為報館職工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重慶母城渝中區李子壩片區因輕軌穿樓被遊客追捧，抗戰時期，眾多達官顯貴在此修建公館、別墅。諸如史迪威舊居、圓廬、美軍飛虎隊辦公樓等。從李子壩正街邁上十幾級長滿青苔的台階，推開一扇吱呀作響的板門，在一片老黃葛樹掩映下的建築就是大公報報社重慶舊址。建築面朝嘉陵江，背靠佛圖關後山，寧靜而厚重。舊址上矗立着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兩棟中西結合磚木結構建築經修復，呈小青瓦屋面，青磚外牆，兩樓由外廊連接。

社論名篇 誕生於此

順着建築樓梯拾級而上，腳下的木樓板發出吱吱聲響。推開頂樓一扇木窗，窗外遠處的輕軌飛馳而過，與鐫刻着時代記憶的舊樓古今交融。儘管僅存斑駁老樓，但當年影響無遠弗屆，《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我們在割稻子》、《看重慶，念中原》等中國新聞史上甚具影響的社論都是經此發出。站在樓內凝思，彷彿能看見日寇狂轟濫炸中，大公報人以筆作刀槍，以文章當子彈，以報紙為戰場，奮勇無畏與日寇戰鬥艱苦而輝煌的歲月。

《大公報》為抗戰的呼籲和吶喊從未停止過，亦是重慶抗戰歷史的重要載體。已故百歲老人張炳富在《大公報》任職期間逢日軍對重慶大轟炸，是大轟炸的倖存者和見證人。「轟炸嚴重時期，編輯部與印刷廠都搬到防空洞繼續作業，大家在對開平板印刷機的轟鳴聲中寫稿、編輯、校對、印刷。在日軍對重慶長達五年半的轟炸中，從未停止出報。」10年前老人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回憶道。

防空洞內 堅持出版

1940年，日軍傾其航空力量，對重慶進行連續半年的狂轟濫炸，大公報李子壩經理部辦公樓被炸毀，印刷廠第2車間被破壞，但在半山腰防空洞裏的印刷機始終沒有停轉。1941年夏天，《大公報》報社再次遭到轟炸，經理部大樓中彈，編輯部大樓經猛烈震動，屋頂裂開，員工們在暴雨中露宿兩夜。「空襲中，只要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機，報紙即可保證無間斷。在日寇對重慶的轟炸中，《大公報》同仁從未畏懼，每天照常工作。敵機來臨，及時躲避；敵機飛走，照常工作，我們不因轟炸而退縮、害怕，決心與日寇戰鬥到底。」當年張炳富斬釘截鐵地說。

報館設宴 毛澤東題字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行國共和談。毛澤東在渝會見了很多民主人士，重慶《大公報》編發了消息和特寫，連夜趕寫了題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評。9月20日晚，《大公報》作為東道主，在李子壩報館內的「季鸞堂」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晚宴上，毛澤東說，希望《大公報》能夠成為為人民大眾說話的報紙，並為大公報全體員工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這是他對這份報紙的期望，也是對國家未來的期望。

當年軼事

重慶 解放碑下埋《大公報》

重慶解放碑於1947年10月10日竣工落成，為紀念抗戰勝利而建。1947年10月11日，重慶《大公報》以《萬人爭看紀功碑：群鴿飛出鞭炮聲中剪綵，永垂不朽象徵重慶建設》為題作了報道。重慶《大公報》刊文《歷時十月，費款兩億，勝利紀功碑今行落成禮》記載，「還有一條『紀念鋼管』，今天要將本市的報紙、照片和有關文物裝進去，於今天下午埋在碑內」，以期「使後來的時代找出今天這個時代的文化。」

在挖掘地基時，刻意留下深坑，將戰爭中繳獲的部分侵華日軍的武器彈藥、鋼盔、軍靴、指揮刀、軍旗等戰利品埋於其中；碑身壁上，藏有紀念鋼管，管內放有紀功碑設計圖樣，並放有代表此時期文化產物、包括《大公報》等報章，郵票、照片等。

無懼敵機轟炸 桂林岩洞辦報

廣西桂林市七星區七星公園後山不遠處，在吊蘿山臨近普陀路位置，一塊立於2003年的「桂林《大公報》舊址」石碑，記載着81年前《大公報》在桂林山洞辦報的歷史。

《大公報》桂林版於1941年3月15日創刊，至1944年9月12日因戰亂停刊。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偉林認為，《大公報》在桂林辦報期間，桂林接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位文化名人和多個文化機構，舉辦了大量文化活動，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的文化中心，有着「抗戰文化城」之稱。

在廣西師範大學「抗戰文化城」博物館有一段關於《大公報》的記載：1941年3月15日，桂林版《大公報》在桂林星子岩岩洞創刊，後僅僅一個月，1941年4月，時任總編輯胡政之就收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教務長馬丁信函：「將本學院今年頒贈外國報紙之榮譽獎章一枚贈與貴報。」

幾年前，桂林市人防辦公室曾經進行大規模的山洞利用整治，《大公報》桂林當年的舊址，已被租賃給當地一家企業作為倉庫。 

北京老報館 塵封的記憶

在北京市西城區永安路173號，有一排頗有些年頭的樓宇，它現在的名字是「北京郵局大樓」，往來於此的，是一輛輛郵遞車和忙碌的郵差。然而在66年前，這裏曾經是《大公報》在北京的辦公大樓，當時，在這裏往來忙碌的，是中國最優秀的一群報人，從這裏發出的，是一篇篇對國內外時局具有重大影響的文章。

1956年北京大公報社新樓落成（即今北京西城區永安路北京郵局大樓），天津《大公報》遷至北京出版。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的報館變成了郵局，周邊也開滿了買賣興隆的各式店舖。

如今，北京西城的郵局大樓早已在歷史變遷中更換了容顏。但有關大公報老報人的才情與風骨，也永久地留在了有關北京城的歷史記憶之中。

胡政之女婿 營救大公報記者

《大公報》在渝14年，大公報人亦在山城經歷了一段段艱苦卓絕的往事。現年88歲的胡政之外孫王瑾表示，1949年，在重慶還未解放之前，國民黨特務機關將秘密抓捕中國共產黨人，包括重慶《大公報》採訪部主任徐盈，《大公報》外勤記者彭子岡、丁涪海等。時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的張群得此消息。「張群通過手下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時任重慶金城銀行經理，我的父親王恩東。」

「王恩東立馬把該情報告訴了重慶《大公報》副經理段繼達，段繼達即刻通知名單上的記者趕緊躲藏，不能回家。為了不引起特務機關的注意，王恩東以重慶金城銀行的名義購買了飛往香港的機票。」王瑾透露。

王瑾回憶，「我的叔叔王恩源親口告訴我，『當時哥哥王恩東告知，今晚有客人要到家裏來，好好接待。』徐盈、彭子岡當晚來到王家，王恩源把卧室讓給了彭子岡夫婦住，他自己在沙發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王恩源駕車把徐盈、彭子岡送到重慶市內的珊瑚壩機場，王恩東已早早在機場等候，將兩張機票交給子岡夫婦，他們乘坐早上的第一班飛機，飛往香港。」

辦報資金埋樹底 躲避查封

「王恩東與張群關係交好，源於張群是王恩東的父親、我的祖父王章祜的學生。王章祜在成都辦教育，張群父親出身貧寒，是小學看門人，張群沒有錢唸書。王章祜讓張群唸書，接受啟蒙教育，沒有收其學費。」王瑾透露，王恩東於1930年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任職金城銀行南京分行經理，與政府打交道較多。

段繼達次子與王瑾同歲，他後來告訴王瑾，「段繼達發現當時位於李子壩的大公報報館門外出現很多生面孔，判斷是特務偽裝，讓丁涪海躲進段家。段家在《大公報》報館附近，獨門獨院，隱秘的後門可通往大坪。後來，丁涪海從段家後門上山逃走了。」「段繼達是胡政之的表弟，是重慶《大公報》分管財務的副經理。當年國民政府要查封重慶《大公報》，王恩東得到張群消息後，告知段繼達。」

王瑾說，臨解放時，重慶時局混亂，加之擔心國民黨搶奪財產，段繼達就把當時大公報存有的現金銀元埋在了段家院內大樹底下。解放後，段繼達與《大公報》財務科長林朝華一起，把一箱銀元取出來，應付報館職工開支。

（來源：大公報A7：內地 2022/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