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迎來回歸25周年紀念日。回首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香港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舉世矚目。風雷激蕩裏堅守初心，勇毅篤行中寫就華章。點新聞發布「回歸25年大事記」特輯，與讀者一同回顧這非凡卓越的25年，祝福香港明天會更好。
1999年，香港踏入了回歸祖國的第三個年頭。追本溯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憲法第31條設立，而特區實行的制度亦是根據憲法制定，即在1997年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頒布的基本法。基本法第158條列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講起人大釋法，香港回歸至今總共有5次，而首次釋法便是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問題的「吳嘉玲案」。
根據基本法第24條的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均為香港居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居留權。1997年7月1日，年約10歲、父親為香港永久居民的吳嘉玲偷渡來香港，未能獲得居港權，引發爭議。7月9日，特區政府向臨時立法會提出入境條例修訂條例，於翌日實施居留權證明書計劃，規定有關人士必須持有附貼有效居權證的有效旅行證件（即單程證），才可確立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款第（三）項所指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吳嘉玲在父親的代表下，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稱入境條例有關修訂違憲。其後，同樣提出司法覆核的人士增加。
終審法院於1999年1月29日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無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均擁有居港權，吳嘉玲勝訴。
特區政府當時估計，倘若依照終院裁定執行，10年內約167萬人可從內地大規模移居香港，甚至通過非法途徑偷渡來港，將對本港社會入境管制及人口造成沉重壓力，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
很明顯，此案明顯涉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是次終院在判決前，未有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有關條文，已僭越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惟時任特區終院首席法官的李國能以超越憲制秩序的方式，聲稱「香港終審法院有權審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幾乎觸發憲制危機。
5月18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這便是第一次釋法的由來。
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列明，只有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出生時父母仍未成為香港居民的則沒有居港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實質上否決了香港終審法院的有關裁決。
「居港權」給回歸後的香港帶來了第一次人大釋法，為香港以後解決類似爭端開了一個先例。時任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解決了一個特區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避免了十年內增加四分之一人口給住房、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等帶來不可承受的壓力，「這件事情令我們更理解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回顧逾20年前的「吳嘉玲案」，其本身已變成一個政治事件，實際上是香港部分法官和大律師們，挑戰中央司法主權並試圖讓香港終審法院擁有獨立的司法主權的政治性案件。案件的裁決，反映當時本港法官對「一國兩制」、基本法及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以至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缺乏透徹認識，也沒有考慮判決後果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影響。
儘管中央在香港回歸之後採取「不干預」政策，但在涉「一國」主權問題上，中央必須承擔起主權者的政治責任。面對這起政治案件，中央的處理始終着眼於政治考慮，既然無法用協商政治的方式來糾正終院判決，而必須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那麼如何運用法律手段就成為對政治智慧的考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此次釋法，極大豐富基本法的實踐經驗，平息香港社會因理解基本法條文的爭議所引發的社會動盪，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一個穩定的法律環境。
如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已成為香港社會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無視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解釋權正當性的觀點，任何歪曲甚至詆毀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言行，都與作為港澳社會核心價值的法治精神不相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