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彭晨暉）盧緒章是中國共產黨最具傳奇色彩的地下黨員之一，1933年他集資五百元在上海創辦了廣大華行，後發展成為中共隱蔽最深、規模最大、經營最好的地下經濟組織，為黨籌集了巨額資金。新中國成立後，盧緒章帶領中國進出口公司破除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成為中國外貿事業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改革開放以來，盧緒章多次牽線引資，拉動許多港商參與中國旅遊事業與家鄉寧波的建設。近日，盧緒章長子盧賢棟、孫女盧剛在香港接受大公報專訪，向讀者憶述這位共產黨員傳奇的一生。

1940年的一個夏夜，盧緒章和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劉曉趁着黎明前，悄悄離開重慶紅岩村。在這裏，他們剛剛秘密會見了周恩來。此時，盧緒章的耳邊還回響着周恩來的叮囑：「盧緒章同志，工作環境是險惡的，你這個『資本家』一定要當得像樣，但又要像八月風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潛伏商圈 受周恩來直接領導

這是盧緒章跟周恩來的第一次會面：要把廣大華行辦成一家特殊商行，為黨籌措資金，接受周恩來直接領導；也是盧緒章從上海轉移重慶、正式負責隱蔽戰線工作的轉折點。盧緒章牢記周恩來定下的鐵的紀律，「對任何人不允許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這一切，當時的盧賢棟和他的母親弟妹均是毫不知情。

自盧賢棟記事起，一直都在隨家庭幾經輾轉。父親盧緒章很會做生意，為人慷慨大方，宋子文、陳果夫、施公猛等國民黨頭面人物也成了家中「座上賓」，施公猛還為盧緒章搞到了國民黨少將的頭銜……這些都得到了周恩來批准。廣大華行很快從一個小公司，變成後台強硬、商網通達的大公司，各路人馬爭開綠燈。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接見了盧緒章，並對他和廣大華行的工作作出鼓勵和肯定。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2年至1948年，盧緒章根據黨的指示為中共地下黨提供活動經費，折合20多萬美元。新中國成立後，完成了歷史使命的廣大華行與聯合行合併，成為了如今盛名遠揚的華潤集團的前身。而在廣大華行最後一次黨支部會上，盧緒章捐出了自己和妻子的全部股份，自此公開共產黨員身份開展工作。

「米膠協定」破西方封鎖

新中國成立初期，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終止了與中國的商務往來，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為了破除西方國家封鎖，打通同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渠道，1950年3月10日，新中國第一家國營對外貿易公司中國進出口公司成立。周恩來總理簽署任命書，任命盧緒章為首任總經理。

盧緒章牢記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資本主義世界並不是鐵板一塊。」可以利用禁運國之間內部存在的矛盾，爭取同他們做生意。1952年12月，中國和錫蘭（斯里蘭卡）簽訂以27萬噸大米換5萬噸橡膠的易貨貿易協定。這份「米膠協定」不僅為新中國換取了急需的橡膠，也為打破西方「封鎖禁運」發揮積極作用，盧緒章被認為是中國對外貿易事業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聯繫僑資外資 拓展旅遊事業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指示：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要靠「兩油」，一是石油，一是旅遊。而當時中國旅遊接待力量薄弱，重點旅遊城市飯店客房告急，嚴重阻礙中國旅遊事業發展。盧緒章作為首任國家旅遊局局長匯報了有關情況，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高度重視，做出「利用僑資、外資興建旅遊飯店」的決策。第一批合資項目很快獲批，共計六座飯店。其中北京的建國飯店背後的資金來源是美籍華人陳宣遠，麗都飯店是香港益和有限公司老闆羅欣權；南京的金陵飯店是僑商陶欣伯；廣州白天鵝賓館是霍英東，中國大飯店是胡應湘、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郭得勝等人。它們的投建，都有盧緒章從中協調。

1984年4月，中央宣布開放包括寧波在內的十四個沿海城市。已是73歲高齡的盧緒章受中央和鄧小平的委派，擔任政府顧問指導工作，幫助寧波制定發展戰略，加快北侖國際深水樞紐港的開發建設、籌劃創建寧波大學。盧剛在爺爺家居住期間，親眼看到爺爺在病中無時不以家鄉寧波為念，並多次向她表示：「只要我能走出這個房間的門，我就要到寧波去看看。」

1995年11月8日，盧緒章在北京與世長辭，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歷程。

克己立身 子女傳家風各有所成

盧緒章在重慶時，為了不讓子女在養尊處優的「資本家」生活中變為好逸惡勞的少爺小姐，對子女的生活要求幾近嚴苛。盧賢棟回憶，父親自己剛剛9歲，就被送到重慶的寄宿學校，只能周末回家。盧賢棟至今仍記得父親的告誡：「這兒的一切，我死後會帶進棺材，一分錢也不會留給你們。你們要好好讀書，千萬不要靠父母，自己的路你們自己走。如果能考上大學，我一定供養你們。」

「當時爸爸做地下黨工作，我後來才明白，他說這些話，就是怕萬一暴露不幸被捕，我們就要自謀出路。」盧賢棟說道。

但在盧賢棟的愛人徐天俠眼中，盧緒章是一位充滿慈愛的長者，如同一團火焰為子女的成長默默燃燒。「即便是對我這個兒媳，爸爸也一直十分支持我的演藝事業，讓我感到自己就是他的另一個親女兒。」感念盧爸爸之深，徐天俠每每提及便會潸然淚下。

盧緒章把「自食其力，不靠父蔭」的父訓深刻地灌輸給兒女，六個子女都牢記父親的囑託在各自的領域術有專攻。長子盧賢棟，核工業部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為中國原子能工業發展作出傑出貢獻。二子盧賢鈞，30歲即在錢學森創建並親任室主任的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物理力學研究室任副主任。三子盧賢林成為英語翻譯人才，曾多次為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四子盧賢慶繼承了父親不凡的生意天賦，見證並參與中國第一批大型船舶的製造和出口。長女盧麗專攻癌症和其他多種疾病作出貢獻。小女盧兵曾任北京市旅遊局常務副局長，而後辭職全身心投入慈善事業。

影響船王一生 促其斡旋中英談判

盧緒章還有另一個不為人所熟知的身份，那就是「世界船王」包玉剛的「三阿哥」，即包玉剛妻子黃秀英的三表哥。早在抗戰時期，盧緒章的任務之一就是將海外華僑捐贈的黃金和美元兌換成國統區法幣，而在國民黨工礦銀行就職的包玉剛就是主要的承兌人。

儘管當時的包玉剛對盧緒章共產黨員的身份毫不知情，但這位「三阿哥」的眼光和氣魄令他很是欽佩。上海快解放前，盧緒章曾對包玉剛說道：「我看你最適合去香港做生意，賺了錢，也一定有機會為國家做事！」正是因為這句話，包玉剛終於下了決心舉家遷往香港，發展成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

盧包兩家感情甚篤，交往更密。在盧賢棟的家中，至今仍珍藏着兩家人珍貴的合影。1978年秋天，居港近30年的包玉剛正是在盧緒章的感召與牽線下，登上了飛往北京的飛機，受到鄧小平的親切接見。由於盧緒章的促成，包玉剛投身祖國旅遊事業，1981年7月，他把1000萬美元的支票直接交給了鄧小平，在北京興建了兆龍飯店。

20世紀80年代，香港回歸祖國的工作排上了中央重要議程。鄧小平多次向包玉剛闡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偉大構想，令包玉剛心潮澎湃，積極參與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此後他經常奔走於北京、倫敦和香港之間，與各方頻頻接觸聯絡。特別是在中英談判陷於僵局時，正是包玉剛充當「潤滑劑」出面斡旋，邀請戴卓爾夫人以非官方形式訪問上海並參觀「世誼號」，使談判出現了轉機。

南遷廣大華行 與港結下不解之緣

解放前夕，因身份逐漸暴露，為了保全企業，也為了適應國民黨政府向廣州、台灣轉移的形勢，黨中央決定將廣大華行業務重心向香港轉移，長期隱蔽下去，盧緒章根據周恩來指示在港主持工作，同時為廣大華行與華潤公司合併做好準備。

為配合這一轉移，盧緒章於1947年秋赴港籌設了南洋商業銀行，銀行後於1949年移交中國人民銀行。另一方面，民安保險也按計劃遷移來港。早在1943年4月，為進一步提高廣大華行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盧緒章在重慶創辦民安保險公司，抗戰勝利後又東遷上海、擴大經營。1949年10月1日，由香港分公司另行改組成立的「香港民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共和國誕生之日開業，為國家賺取大量外匯。

1949年3月，中央決定將廣大華行與華潤公司合併，廣大華行向華潤注資500萬港元，華潤公司實力得以壯大。廣大華行資產清理後，上交組織近200萬美元，加上1949年初送交組織的100萬美元，盧緒章等人已將全部身家悉數上交。

在港主持工作期間，妻子毛梅影和其他四個子女早已隨盧緒章到了香港，只有長子盧賢棟堅持要留在上海讀高中。盧賢棟回憶到：一天在課堂上一個陌生人拿了張紙條到他面前，打開一看，認出是父親的字跡，「見字隨此人走」。盧賢棟連宿舍也沒來得及回，便被徑直帶上了飛往香港的班機，他這才意識到父親可能從事着一項十分崇高的事業。

盧賢棟至今仍記得一家人在香港團聚時的喜悅。那是1948年的聖誕之夜，在香港依山傍海的一家豪華公寓大廳，燈紅酒綠，輕歌曼舞，盧緒章夫婦在這裏接待了三四十位來賓。他們中有廣大華行的客戶，也有國民黨中統CC派來香港的人員，為攀上盧緒章這位「百萬富翁」極盡奉承。殊不知，這場盛宴名為「聖誕派對」，實為盧緒章掩人耳目協助民主人士離港的「告別會」。當聖誕午夜的鐘聲敲響，賓客盡興而歸，盧緒章和第三批離港北上的愛國民主人士乘上了輪船，經大連轉往河北西柏坡黨中央駐地，迎接解放。

到了晚年，盧緒章亦不遺餘力來港組織「寧波幫」回鄉建設。寧波是全國著名的僑鄉，有三十多萬寧波籍人士旅居在海外六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盧緒章首先做的就是「世界船王」包玉剛和「影視大王」邵逸夫的工作，包玉剛欣然捐資2000萬美元創辦了寧波大學。此後，大批海外「寧波幫」知名人士先後踏上回鄉之路，為寧波經濟建設作出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