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12位港人便有1位是千萬富翁？這其中又有多少人擁有「千萬富翁」的光環，卻在光環之下過着拮据甚至「財盡」的生活。表面看似風光無限的他們，背後的苦又有誰人知。
有數據顯示，本港打工仔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84萬元，但金融及保險從業員卻高達2.9萬元，較平均數多逾萬元，亦是一眾行業中最高。然而近兩年面對修例風波及疫情的衝擊，香港經濟均錄得負增長。經濟不景，直接影響銀行經營，一向高薪厚職的金融業屢傳凍薪裁員的消息；而疫情下兩地交流陷於停頓，亦令銀行保險的跨境生意大受影響，即使「保得住份工」，在花紅大減之餘，甚至要面對減薪。
收入大增無望，支出又省無可省。有投行從業員因供樓及生活費等入不敷支，要靠借私人貸款度日；也有人為維持所謂「才俊」形象，置裝及應酬等開支巨大，選擇居於不足200呎的「蚊型」單位，有口難言；更有人擁千萬資產，但卻是物業為主，手頭流動資金緊張，要做省吃儉用的「窮富翁」。
投行董事：月入7萬都頂唔順
今年40歲的陳生，在知名學府博士畢業後便獲一家中資投行聘請，如今已升至董事一職，月入達7萬，計及花紅年薪過百萬。表面上看，陳生事業發展可謂一帆風順，令人羨慕。但誰會估到，他每月卻過着入不敷支的日子，個別日子甚至要靠借私人貸款渡過難關。
太太為全職主婦、有外傭、子女讀私立學校，是本港不少中產家庭的寫照，陳生也不例外。他向記者分享了每月開支：「最大支出是供樓，薪金差不多一半用於供樓，再加上子女教育、保險、工人及其他開支，我每月基本都是入不敷支，要靠年底花紅補貼。」
修例風波加上疫情的打擊，近年本港經營環境日趨嚴峻，亦蠶食了銀行的整體表現，不少金融機構紛紛削減花紅，陳生所在的投行也是一樣。他十分依賴年底花紅，當年發放不理想便十分頭痛。「有時實在沒有辦法，手頭現金流不足，要供樓、要養家，又未到發花紅日子，唯有借私貸。」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已成為銀行私人貸款的常客。過重的負擔亦令陳生不敢輕言轉工。「自己於這個崗位已數年，眼看再向上升遷的空間有限，自己也十分想出去再闖一闖，但又擔心新工作環境一旦未如理想，自己又不能裸辭。」人前風光的他，面對種種壓力，只能咬緊牙關度過。
事實上，即使沒有家庭負擔，亦有其他壓力要面對。據陳生透露，他的一名前線同事為單身貴族，生活本應無憂，但卻常常向他抱怨「不夠使」。皆因他要面向客戶，置裝費自然不能省，名牌、名錶更是必備；再加上平日的應酬活動，動輒出入高檔食肆，平日使費甚大。由於置裝及應酬等開支已佔去他人工一大部分，香港樓價又貴，唯有選擇居於不足200呎的「蚊型」單位，亦不敢向人透露自己住處。
私人銀行高層：不通關 客難留 收入大減
從事私人銀行業務的鄭生，平時需要經常出差往返兩地，自疫情爆發後工作陷入停滯，面臨較大業績壓力。他向記者坦言：「往年花紅有五個月的人工，去年卻只得一個月」。疫情不僅讓個人收入縮水，而且產生了職業危機。鄭生解畫，其所服務的客戶主要是內地高淨值群體，長期通關限制使得很多潛在Case流向內地同行。
過去跨境理財業務需要來港開戶，鄭生可憑藉全流程服務維護客戶資源，如今兩地封關後，內地高淨值人群亦能通過互聯網券商投資港股美股，分流了部分潛在生意。他表示，下半年香港有望開啟「理財通」，客戶在內地即能完成跨境投資，或進一步擠壓自己的業務空間。
鄭生目前全家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因此相關支出較少，但因前兩年在大灣區貸款買房，每月有數萬房貸負擔。惟他認為：「資金壓力尚好處理，但生活方式的轉變卻很難適應。如『在家工作』期間，孩子同時也在家上網課，自己需要兼顧子女的學習與功課，導致工作效率下降很多。」
此外，疫情期間菲傭提出離職，而眼下本地菲傭供應非常短缺。時間緊迫，自己在兩周時間之內先後去到八間中介機構面試，菲傭的人工開價也去到7000元。最終雖然通過高價簽到菲傭，但中間仍有兩個多月的「空窗期」，自己與老婆都要返工，屋企兩個孩子急需照顧，無奈之下只得「求救」外母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