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百年歷史，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我們從黨在港澳地區的歷史紅色印跡和故事中，找尋港澳與內地的同頻共振，提升港澳各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信心，讓更多的港澳市民凝聚港澳「再出發」的正能量，促進「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繼續行穩致遠。讓我們一起走進這些激動人心的故事。

暗夜之火的同舉：香港海員的反抗與鬥爭

一個世紀前，在中國海員最集中的地方，以維護海員尊嚴和權利為宗旨的香港海員工會誕生了。它在歷史上曾經曆數次遷址，現位於佐敦一座樓齡超過60年的大廈中，毗鄰繁華的廟街，市井裏的煙火氣，映襯着這個百年工會的厚重韻味。

二十世紀初的香港，中國海員的境遇惡劣。外國的船主老闆可以隨便辱罵和打罵中國香港的船員。在遭受種族歧視的同時，中國海員還面對華洋工人待遇的巨大差異。相比外籍船員，船東給華籍船員的工資較低，華籍船員往往10多個人擠在一個不通風透氣的房間，甚至有些船員連房間都沒有，鋪蓋在走廊里一鋪，就睡在貨堆裏頭。香港海員工會秘書長黎啟穗說，「跟洋人的待遇、生活素質都有差距，所以(當時的海員)都很想國家能夠富強，能夠改變我們被人看不起的情況。」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經常乘坐輪船奔走于海內外，從事革命活動，與香港海員接觸較多，常向海員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海員們在客船上排演戲劇，向海外各地華僑募捐，以作為革命黨人的活動經費，甚至直接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黎啟穗為我們還原了那一段歷史，「那時，香港海員已經協助孫中山先生，運送軍火、情報，掩護革命人士。」海員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由此而開始。

1921年，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宣告成立，這是中國海員工人第一個工會組織，也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會組織之一。黎啟穗說：「孫中山先生當時還寫了兩個字贈給我們(海員)，就是『博愛』兩個字。」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後，數次向香港輪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資，改善生活待遇，改革僱傭制度以及反對包公剝削等要求，但都不獲理會。海員的不滿逐漸升級，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罷工應運而生。

1922年，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第三次向香港輪船公司提出要求，並限定當天答覆，否則就舉行罷工，但對方依舊置之不理。黎啟穗介紹，當時從香港開往廣州、江門等地的內河輪船，以及從外部開到香港的遠洋輪船上，大約1500名中國船員相繼罷工，香港海員大罷工終於爆發。「當時主要領導(罷工)的有兩位前輩，一位是林偉民，另一位就是蘇兆徵。」黎啟穗說，「他們為罷工的勝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25年6月，工會參與組織發動了支持「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省港大罷工。在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中，受到重大打擊的港英政府，感到工會的存在對其殖民統治是極大的威脅，於是乘機進行報復，工會曾三次被港英政府封閉。但面對強權，工會堅持抗爭，三落三起不屈不撓，繼續堅持愛國反殖反帝，維護海員權益，展現了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光榮傳統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日軍入侵廣州後，一大批海員在工會幹部的率領下回鄉參加抗日鬥爭，後來發展成為東江抗日縱隊和珠江抗日縱隊。當時，香港海員在工會領導下，建立了地下水運交通線，把大批的物資運往內地;海員還擔負起重任，冒着風險駕船繞過台灣海峽，把沈鈞儒、何香凝、郭沫若、柳亞子等19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經海上安全護送到目的地，為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召開做出傑出貢獻。

肝膽相照：「紅色生命線」的護送

在紅色大營救的過程中，香港作為紅色救援線上重要的一環，不少地方都曾見證過營救的艱險，而當中不得不介紹的一個地點，就是香港元朗的適廬。在這裏，曾有不少被救助的愛國民主人士短暫休憩，而後再重新啟程。

香港元朗，炊煙裊裊間，一片寧靜祥和，在這裏有一座客家大屋，被稱為「適廬」。跨過適廬的大門，穿過大堂，可以發現門廳掛有楹聯「家住梅山想前人利逐南方萍雖靡定，時逢荊棘為後起遠懷東土室築於斯」。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介紹說，當時，適廬主人楊竹南從印尼返回香港元朗，並於1939年修建適廬。由楹聯分析猜想他的初衷應該是返故鄉梅州，但適逢此時內地已遍地戰火，楊竹南無奈轉而赴港。上聯「想前人利逐南方」是回顧先祖由「家住梅州」到南洋發展的族史，但如浮萍一樣飄泊不定。下聯「時逢荊棘」是因為戰亂無法返回家鄉，懷着對故土的思念就在這裏修建了適廬定居。楊先生將成語「萍蹤靡定」改為「萍雖靡定」，已有不甘離開的內涵，表示了屋主把此地當作故鄉去熱愛和守護的本心。

吳軍捷說，抗日戰爭時期，適盧曾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營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個根據地。東江縱隊在香港開展的一次又一次大營救，是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在香港這片熱土上留下的紅色足跡。

1941年12月，香港總督府掛起白旗，宣告香港淪陷。在香港避難的百名文化精英處境萬分危急，其中包括茅盾、鄒韜奮、何香凝、柳亞子等。日軍還張貼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報到，否則「格殺勿論」;並公然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燈片，點名「請」梅蘭芳、蔡楚生等人到日軍佔領司令部半島酒店「會面」。緊急關頭，中共中央領導人發出急電，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與廣東省、香港黨組織和部隊的負責人，要想盡辦法把他們搶救轉移。這一歷史重任落到了東江縱隊前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肩上，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居民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吳軍捷表示，提起這一次的大營救，他首先想到的是「緊密合作，全力以赴」。

參與大營救的每一個組織、個人都拚盡全力，互相配合，嚴密有序的行動，而適廬為緊張的護送營救提供了一個休憩的落腳點。從茅盾寫作的《脫險雜記》中可以窺見當年那艱辛的「逃亡路」：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婦等人被游擊隊帶到皇后大道東的臨時集中點，扮成難民模樣，通過日軍檢查站，在夜幕掩護下登上停靠在避風塘的駁船，與鄒韜奮等人會合。10日凌晨，他們分乘3艘小艇迅速沖向九龍，並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們經荃灣，到元朗十八鄉的適廬歇息一晚，再渡過深圳河。13日，他們一行抵達寶安游擊區的游擊隊臨時指揮所駐地白石龍，並見到了林平等游擊隊領導。

「當年大多被營救的人走的都是這條路線。」吳軍捷描述道，「還有何香凝等不方便長途跋涉的人走的是水路，也就是從港島坐小艇到九龍後，經西貢坐船到深圳。」

在百多天時間裏，共有800多名滯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在游擊隊戰士護送下，通過不同路線，順利逃離日軍魔掌，無一傷亡，無一被捕。這一壯舉蜚聲海外，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當年被營救的文化名人夏衍曾表示，大營救記錄了共產黨人和游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捨生忘死地執行統戰政策的史實，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我覺得這就是共產黨的精神和力量所在，不是說某一個人的英勇行動，某一個人的舍己，而是我們共產黨的團結、組織紀律和黨性，這是最值得我們思考和傳承的東西。」吳軍捷說。

抗戰時期波瀾壯闊的大營救在香港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那些走出危難、走向勝利的人們曾翻越的山嶺，仍或多或少地殘留着當年的痕迹，有些已成為今天港人熱衷的行山徑。除了適廬，當時的香港亦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據點，成為中央與香港各界聯絡的重要對接點，為抗日運動的勝利做出極其重要的貢獻，而聯和行正是其一。

信念如磐：香港聯和行的默默守護

1938年夏，陝北延安，一名年輕的中央黨校教員被叫進了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居住的窯洞。一番長談之後，這名教員脫下軍裝離開延安，背負着一項在日後影響深遠的特殊任務，向着2000多公里外的香港出發。

香港，是不抽稅之埠，準各國貿易的自由港，世界知名通商貿易口岸。隨着日本侵華和中國抗戰的爆發，內陸人口和財富紛紛越過狹窄的海峽，湧入這片暫時和平的避風港。卜公碼頭，曾經坐落在中環畢打街的盡頭，見證了維多利亞港的百年滄桑。1938年一個尋常夏日，或許它也見證了一艘抵港的客船帶來的喧鬧：一個戴着金絲邊眼鏡，穿着老式三件套西裝的男子，提着小巧的皮箱，在其他船客大包小包行李的掩映下，匆匆匯入湧進香港的人流。

他叫秦邦禮，離開延安時，他還是年輕的黨校教員，當時，黨中央給了他一筆黨的經費，讓他到香港去開展黨的地下商業活動。從抵達香港的一刻起，他就變成商人楊廉安，在和延安中央的秘密往來電報中，代號楊琳。楊廉安當過6年的學徒，也管過賬，記憶力好，商業嗅覺特別靈敏。在中國革命者的井岡山時期，他拿着組織提供的兩根金條，在短短几年時間裏，將上海的米鋪由一間擴大到六間，將兩根金條變成了八根，並以此為掩護傳遞情報、接送蘇區幹部、為蘇區購買藥品和無綫電器材等，為紅色根據地的生存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當時，每個店都被掩護得很好，當敵人或特務來勘察，見他拿着算盤打得那麼溜，對他作為經商者的身份未曾生疑。直到日軍侵入上海，楊廉安才賣掉店舖轉回延安。

1938年夏秋之交，聯和行的小招牌出現在乾諾道鱗次櫛比的霓虹燈中，操着吳儂口音的老闆楊廉安，帶着僅有的兩名員工和當初結業時留下的資金，在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裏，開始經營當時香港最流行的南北貨貿易。當時，作為中共在香港商貿系統的核心機構，聯和行業負責的兩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就是匯兌和採購，把湊集的資金換成法幣，採購當時根據地很難獲得的物資包括西藥、電訊器材和汽車等交通需要的東西送往內地。於是，對於香港中環新出現的聯和行和它的楊老闆，最緊迫的任務是如何將倉庫里的物資越過萬水千山，送往延安，送往前線。

不幸的是，聯和行剛開張，幾乎同時就面臨廣州的淪陷，香港和內地之間最重要的一條交通線被徹底切斷。楊廉安的目光不得不投向與中國山水相連的鄰國，越南。

1939年9月18日，10輛大卡車開進了延安，車上除了衣物鞋襪，還有二十多箱當時最先進的X光機、顯微鏡、電台和發電機。聯和行始終默默的發揮着自己的最大作用。從1938年夏到1941年秋，通過聯和行運往內地抗日前線的物資，包括藥品及醫療器械一百二十多噸，捐款五百萬美元，運送的愛國華僑及港澳同胞超過一千人。

從1938年在香港成立時僅有2人的小商號聯和行，到今天已經是擁有員工37.1萬人的多元化控股企業集團。正如那個小小的商行變成了今天的超級公司一樣，中國也從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經濟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在民族危亡之際，身在香港的革命人士面不曾退縮，他們懷着對黨的絕對忠誠，一次次突破敵人的封鎖，用一道道「紅色生命線」和一條條貿易通道支援前線。在百年黨史中，香港這片熱土始終與中國共產黨人心手相牽，風雨同行。

来源：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