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見到岑明峰的時候，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與員工商議港式小吃「雞蛋仔」怎樣加入鵝蛋和鵪鶉蛋進行改良。17年前，他來到廣州的親戚家時，講的普通話還沒有幾個人能聽懂。當時，因為不熟悉內地的交通規則，過馬路的時候，他曾經面對一個紅綠燈15分鐘也不知該怎麼過去。採訪中回憶起這些細節，他笑稱「很奇妙吧，當時的我絕對沒想到自己的後半生要在內地度過。」
今年35歲的岑明峰稱自己已經是「半個內地人」。「在內地讀大學，在內地娶老婆，還在內地開了公司，差不多兩年沒回香港了。」不過他同時又強調，「雖然在內地開公司，吃的還是『港味』的飯。」他認為自己更精確的身份應該是個「灣區人」。
為騰訊華為食堂提供地道港味
岑明峰與合夥人共同創立的「挺哥餐飲」是一家為大企業提供團餐的餐飲企業。他的客戶騰訊、華為、順豐均為內地知名「大廠」，這些企業看重的都是他的「地道港味」。香港文匯報記者與他約好的採訪地點正是在華為阪田基地的食堂。他透露，知名企業的員工人數都在數萬人，這些企業「不差錢」，都希望能夠為員工提供豐富和多元化的餐飲選擇。這正是「挺哥」所瞄準的細分市場。
「挺哥」在這些企業的檔口都不大，提供的產品也只有十餘種。產品種類雖少，但這些多是從數十種「地道港味食品」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像燒臘、車仔麵這些。既不追求特別好吃，也不追求賣出量大，團餐最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和品質保證。經營要細水長流。」岑明峰很看重這些大客戶，在他眼裏這是他的企業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標誌。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些大廠的人做事都很嚴謹，哪怕對待食堂的經營管理都一絲不苟。「經常會派人巡查，還會有第三方機構參與。以前都說香港對食品檢驗嚴格，以我在這的工作經驗，這些大廠對食品品質的要求比香港那邊的企業都要嚴格。」
冀港人勿用老眼光看待內地
除了食品監管領域，深圳在許多領域的飛速進步都讓岑明峰感到驚訝。他舉例，「還有垃圾分類的工作。我在景田居住的小區，屬於深圳福田區的垃圾分類試點。現在小區的垃圾分類每天都有專人負責檢驗。生活垃圾被嚴格地分為8種。誰都不能亂扔，這種垃圾分類的水平比香港的普遍分類要更高。」
在暨南大學讀書，畢業之後又在海口、深圳、武漢等地輾轉工作。對內地了解越詳細，他越覺得，不能用以前的老眼光來看待香港和內地。
收入不輸香港 市場規模龐大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然而很多香港人還是抱着舊觀念，認為內地比香港落後。」近兩年，岑明峰已經很少回香港。他回去也漸漸出現了陌生感。每次出關口都不記得帶現金，讓他遇到多次尷尬。他無奈搖頭，「在深圳生活真的不用帶現金。時間長了就忘了帶，只好跟人借錢。」
同學聚會時，很多同學費解他為什麼要在內地發展。在香港同學眼中，深圳工資待遇不如香港高，在深圳工作會被人質疑「混得不好」。對此，岑明峰也很無奈。他不知如何跟香港同學解釋，其實深圳很多人賺錢已經不比港人少。「因為深圳經濟活躍，很多人身兼多職，屬於斜槓青年，不是只有一份收入。」他以自己舉例，大灣區許多公司規模大，員工超過萬名，團餐市場規模也是百億級。創業以來，公司進展較為順利，如今已經開出了3家分店。並且成為了深圳沃爾瑪的供應商。「挺哥餐飲」業務逐漸穩定，他的收入這兩年增長迅速。反而香港在修例風波及疫情期間，很多茶餐廳受到衝擊，生意不如往年。而內地則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疫情爆發後兩個月之內就隨即復工，對生意基本沒有太大影響。如今，香港失業率逐漸升高。他的很多同學也坦言，「香港發展機會稀少，空間不夠大。」
岑明峰談愛國和愛港
在內地工作會在親戚朋友中沒面子嗎？
答：我爸媽都是江門人，雖然我從小在香港長大，但我家庭教育中爸媽總是把香港和廣東認為是一體的。很多香港人其實祖籍都是廣東。
在上大學之前，來到內地，確實好像有種優越感。當時內地物質不豐富，香港很多東西顯得很新潮。然而，當時我去暨南大學讀書的時候，內地的校園條件和學校的設施配備已經比香港要好。校園大，配套都非常齊。從讀書開始，我已經在內地17年，輾轉廣州、深圳、海口、武漢等地，內地的各種條件已經比香港更好。移動支付、人工智能、智慧型交通等等，現在香港反而顯得太傳統了。現在深圳很多大企業的薪資水平也都很高。很多港人心存的優越感其實還是舊教育體系殘留下來的，他們應該過來內地生活一段時間。就會明白，這種內心的優越感是很幼稚的。到內地工作完全不會「沒面子」，死守在香港一畝三分地，浪費了自己的青春才不划算。
你覺得自己從小接受的殖民教育需要改變嗎？
答：愛國教育在香港絕對有必要。1997年的時候我小學六年級，接受的是殖民教育。我是最後一屆用全英文作答的會考及高考生，我的下一屆已經開始普及母語教學。現在回想起來，殖民教育比較單一化，它不強調你是中國人，但更不會說你是英國人。他們只會告訴你，你是香港人。最多就告訴你這個地方是英屬的，但你去英國之後也會發現，港人與英國本土公民的權益也是不一樣的。當年的英國人對港人也很防備，港人去英國生活也算移民。
但今天香港的教育內容似乎比當時更偏頗。除了淡化「民族」和「所屬國」的身份外，殖民教育起碼沒有今天通識課在讓學生課堂中表態「我是誰？」的所謂「選項討論」。讓學生舉手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外國人」，這些模糊而分裂的教育內容，比當年英式的淡化政策更可怕。香港人就是中國人的身份不容也不需討論，愛國和愛港也是共存共生而不是二元對立的思想。
來到內地之後，我們才發現，大家對國家的認同和中華文化的自豪感很強。面對美國的打壓，大家能夠同聲同氣，支持國產。對其他國家的人明確地說「我是中國人」，這是一種歸屬感，人要有根才會內心安定，教育在這方面需要做改革的。港人也需要更多的來到內地，了解內地，未來才會更適應。
你認為有「只對香港好而無益於國家」的事嗎？
答：偏頗的教育會讓人產生有「愛港但不愛國」或「愛國但不愛港」等錯誤觀念。
但這不過是民主派別分裂社會思想的偽命題，我不認為會出現「只對香港好而無益於祖國」的事情。這兩年他們打着所謂「為香港好」的標籤做着暴力衝擊的事，既損害了香港的安定，又不利於國家。事實說明了這種分裂思想根本不會有利於香港。
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不應淪為被政客玩弄的立法會議題。十分期待出台完善的選舉制度，由香港人甚至香港市民真正選出具有獅子山下精神的愛國愛港的特首。作為香港選民，我們有義務支持選舉以及作出投票。暴力和爭吵只是純粹的破壞，只有表態才是意見，期待有完善的選舉制度讓我表態。
從香港創業青年的角度，對自身今後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國家發展大局的看法？
答：正如一位愛國愛港的領導人所說的，他將為香港市民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一樣。作為香港的創業青年，若我能為團隊創造良好的發展和工作環境，實屬榮幸也是我的初心。在工作中，我也希望把「香港味道」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做出更大的品牌，讓大家認可香港產品。
我也期望兩地的交流越來越簡單方便，大融合有利香港人北望神州、認識祖國，也為我的團隊重回香港市場打開方便之門。這也是實際行動上的真正融入和兩地溝通吧。
婚禮遇修例風波 感慨平靜生活珍貴
回憶起這兩年的香港時局，岑明峰說，其實現在普通人的生活早已無可避免地被波及。
混亂的社會中，普通市民就是受害者。對於這一點，他自己有切身體會。聊天中，他回憶起兩年前自己的婚禮，「一生一次的人生大事，全家都沒想到會一波三折。」
兩年前的5月，岑明峰剛結婚。工作之餘，還要忙着籌備自己婚禮。因太太是內地人，兩人的事業都在內地，所以留給他在香港舉辦婚禮的時間並不太多。「結婚是人生大事，賓客們都要來參加，我們家也早早的訂好了6月的晚宴。」他笑道，「你聽到這個時間節點應該能想到什麼了吧。修例風波的升級令整個事情充滿了變數。」
「『愛國者治港』是理所當然」
2019年的時候，很多婚禮被迫延遲，岑明峰和家人都不想婚禮被無限期拖延。最重要的是，岑明峰家住銅鑼灣，當時預訂的酒樓也在附近，那正好是修例風波的風暴中心。他坦言，「還能記起當時籌備過程中，全家忐忑的心情。」當時銅鑼灣的店舖和酒樓已經多次出現被衝擊的情況，酒樓生意受影響，也不願意全額退款。「酒樓的規矩是，如果有暴徒衝擊，那當天的婚禮只能延期。如果是因為交通被阻，賓客無法及時到達，那定金不能退。我們家當時也是左右為難。」岑明峰說。
經過跟酒樓多次協商，雙方決定一起撞撞運氣。婚禮如期舉行。一般香港婚禮是「六時恭候，八時開席，但慣例是九點才開席。結束時間經常拖到11點。當時岑明峰和家人決定在傳統規矩的基礎上，靈活變動時間。「7點就準時開席，9點結束後就護送賓客回去。早開早散，把婚禮流程縮短到最短。」他後來回憶，「好彩晚宴那天是當周暴力事件最少的一天。過程很順利，沒有遇到麻煩。但辦完回內地後，暴亂就越來越頻繁，回港也從每周一次縮減為一兩個月一次。」時至今日，岑明峰慶幸當時的決定。修例風波一直延續到疫情，隨後兩地封關，他連春節也無法回港。如果當時決定延遲，恐怕至今也無法給太太一個完整的婚禮，可能會因此成為終生遺憾。
經歷之後，他坦言「平平靜靜的生活最可貴。」如今，香港還在因為選舉制度等問題頻繁出現鬧事的情況。他說，普通市民最希望社會秩序穩定，日常生活有保障。「『愛國者治港』是理所當然的，愛港就是愛國。難道世界上有國家希望一個不愛國的人來做管理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