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太平紳士、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前亞太壽險總會聯席主席容永祺接受南都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保證國家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容永祺還表示，「愛國愛港」不代表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愛國愛港」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國家繁榮昌盛，香港穩定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事實上，作為連續三屆的政協委員，容永祺帶來了「保險通」、建立大灣區保險售後服務中心等金融領域的多個提案。容永祺表示，香港金融業應當立足自身優勢，參與祖國的發展。

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

南都：近期，社會各界都在熱議「愛國者治港」原則，你如何理解這個原則？

容永祺：我相信，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保證國家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確保「一國兩制」行之有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從公民教育、社會宣傳等方面入手，令公務員更理解國家政策，讓更多社會精英加入政府體系和公營機構，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我認為，「愛國愛港」不代表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和聲音。但是，「愛國愛港」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國家繁榮昌盛、香港穩定發展、市民安居樂業。因此，我認為「愛國者治港」對於香港至關重要。基於此，我們才能實現更大的包容、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溝通。

事實上，鄧小平同志在香港即將回歸祖國之時就給出答案：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對香港行使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所以，愛國者一定是愛護祖國，愛護香港的。

南都：從金融業界來看，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對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樞紐有哪些推動作用？

容永祺：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樞紐，資金、人才、貨物、信息等自由流動，最需要的就是穩定。

我認為，「愛國者治港」原則能夠減少不必要的爭論、不必要的對立，讓香港全體同胞同心同德發揮好香港自身優勢，為香港經濟發展出力。

此外，「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讓中央放心、讓市民放心，香港才能得到國家更多好的政策措施支持香港的長遠發展。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央出台了許多與香港相關的政策與措施，例如便利兩地的「自由行」制度、CEPA協議等都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我認為，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立足香港，香港將迎來更好的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發展大有作為

南都：你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發展的潛力和趨勢？香港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容永祺：依託香港深厚的金融基礎，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發展方面大有作為。

業界常說，「紐倫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並駕齊驅。香港作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無論是在監管制度建設，還是金融機構內部治理、從業人員培訓和服務水準等方面，都與國際接軌。同時，香港地處亞太地區，身在粵港澳大灣區，其地理位置亦相當優越。

由於香港與國際接軌緊密，大量香港的金融產品可以通過「跨境理財通」等管道實現互聯互通，而「深港通」「滬港通」早已成為互聯互通的案例。同時，香港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2018年香港管理資產規模達24萬億港元；2019年香港管理資產規模達28萬億港元，這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資金來自境外。

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香港將作為引領者，在人才素質、監管制度、公司治理、資管服務等方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競爭力。

南都：在促進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方面，你有哪些建議？

容永祺：當前，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分為兩種情況。一方面，致力於創業的香港青年較熱衷於來大灣區發展，他們清楚大灣區有着巨大的機遇和發展前景；另一方面，對於大部分香港年輕人而言，除了收入、住房等問題之外，對大灣區認知不夠深入等原因，也導致他們到大灣區發展的意願較低。

我認為，我們應當開拓更多的青年交流渠道，加深兩地青年對兩地的互相了解。

首先，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一小時」經濟圈的背景下，兩地出行時間成本大幅度壓縮。我們應當為兩地大學生乃至中學生群體創造更多的交流、考察機會，特別是在寒暑假期間，到大灣區走一走。

同時，我認為，可以考慮內地的大學與香港的大學實現學分互認，香港學子在學習過程中了解內地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學術研究情況，內地學子亦能夠了解香港繁榮開放、與國際接軌的情況。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先行先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內大學的學分互認，以促進兩地學生交流。

此外，我認為，可以為香港大學生提供更多暑期實習機會，鼓勵未能入讀香港政府資助大學的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就讀已在內地開設或將要開設分校的香港幾所大學，讓青年人在實踐過程中了解國情、積累人脈，建立起與內地的緊密聯繫。

建立壽險服務中心 要杜絕「跨境銷售」

南都：從2018年至今，你多次在提案中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壽險服務中心。那麼，你今年的提案與過去幾年有哪些不同？

容永祺：過去幾年，我在提案中均建議，希望香港的保險機構能夠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壽險服務中心，其服務範圍包括理賠、體檢、售後服務，甚至是代收保費等，這是我們過去所設想的。

早在去年5月，銀保監會、外匯管理局、人民銀行以及證監會等聯合發布《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簡稱「金融三十條」，其中提及「在CEPA框架下，支持香港、澳門保險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這將加速推進保險售後服務中心的工作。

今年，我在提案中也增加了新建議，即建議推進落實跨境保險通。

當前，滬港通、深港通在股票市場成效亮眼，未來我們也將迎來跨境理財通的落實，兩地市民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購買到兩地金融產品。我認為，「保險通」的概念同樣具有可行性，可以參考「跨境理財通」，而購買跨境保險產品的額度可以設定為每年每人5萬美元保費，將來理賠、取消保單時取回的現金價值或保單期內提取的部份現金價值及紅利，亦將透過封閉式資金管道經大灣區保險服務中心或銀行體系退回給投保人。

與此同時，由於香港沒有外匯管制，港人到內地投保時則不用設保費5萬美元的額度。而保費可以經香港銀行體系直接匯至內地保險公司的銀行賬戶中，而收取賠償或現金價值時，同樣經封閉式資金管道匯至香港給投保人。

南都：你所提及的提案，對香港業界進行了哪些調研？而業界的回饋如何？

容永祺：在長期的調研過程中，我通過多次正式、非正式的形式，與香港保險業聯會、香港人壽保險從業人員協會、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等行業協會的同業進行過討論，聽取並歸納大家的建議與想法，最終形成我的相關提案。同時，在撰寫提案的過程中，我也與香港保監局保持密切溝通，聽取監管機構的有關想法。

南都：我們可以理解為，業界很歡迎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建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具有哪些意義？

容永祺：當前，兩地的人文交流以及經濟互動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內地人到香港投保。2019年，內地人在香港投保的新保單達34.5萬張，新保費規模超過430億港元。同年，內地人在香港累計投保超過200萬張有效保單，總保費規模超1800億港元，約佔香港總保費規模的1/3。基於如此龐大的保單規模，我認為很有必要建設售後服務中心。

另一方面，在國家的積極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增長極。香港勢必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要在經濟發展、企業發展、青年求學及創業等方面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未來，將會有更多青年、企業家、專業人士以及工商業領袖投身於大灣區發展，建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也能為香港的客戶提供服務。

南都：那麼，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有哪些需要突破的難點？

容永祺：只要監管機構與保險機構能夠落實好相關的技術性問題，建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並非難事。

不過，在售後服務中心內能否通過外匯代收保費、代為賠付等服務，仍有待進一步商榷。同時，我們仍要慎防保險售後服務中心變成保險跨境銷售的地點的風險。售後服務，絕不能被用作跨境銷售。這就要求保險機構有義務對自身進行自我約束，而監管機構更要在規章制度層面明確紅線，對於違法違規的保險機構予以重罰乃至取消相關資格。

兩地可探討養老服務的合作與創新

南都：養老問題日益成為社會熱議焦點，香港在養老保險方面的發展如何？兩地未來將有哪些合作機會？

容永祺：一直以來，香港養老保險的發展相當不錯。自2000年起，香港就推出了「強制性公積金」，強制18至65歲香港就業人士參與「強制性公積金」，僱主及僱員雙方按薪酬5%的比例供款，為就業人士退休後提供保障。

前兩年，香港政府也推出了「退稅年金」，投保政府認可的年金產品將可獲得一定的免稅額度。同時，保險公司還推出適合老齡人群投保的儲蓄壽險產品。

未來，香港與內地在養老問題上也有更多的合作空間。當前，香港也面臨養老院供給不足的情況，而香港保險機構可與大灣區養老機構達成合作，探討實現「香港保單、內地養老」等諸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