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德武

中印邊界紛爭在這個時點出現，既有疫情的催化因素，更是印度內部矛盾的外化表現。如果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而內因則是變化的根據。

印敢於在中印邊界屢次衝撞紅線、試探中國底線，反映了印度執政當局的政策冒險性、投機性，也是印度民族主義自我膨脹的結果。

首先，印度需要利用「中國威脅」推動其國家戰略的實現。不少學者傾向認為，中印邊界衝突是莫迪政府為了轉移疫情和社會矛盾的焦點而刻意製造出來的事件。這種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但筆者更願意相信，疫情因素是導致印對華戰略徹底轉向的催化劑，而不是根本原因。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導致印度供應鏈中斷，特別是印度的關鍵性產業，如汽車、醫藥、手機、電子製造等零部件及原料過分依賴中國的弊端進一步放大，促使印度政府警醒：必須加快完善印度本土的產業鏈，尤其是不能被中國卡住了脖子。更何況，「印度製造」也是莫迪政府的一項戰略追求，是印度「大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政府需要製造一種氛圍，把「中國製造」在無需太多壓力下擠出去。

從美國產品「去中國化」的路徑來看，「國家安全」條款是最好用的一張牌。美國除了對中國產品進行301條款調查之外，運用最多的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232條款，「國家安全」是個筐，什麼東西都可以裝，而且遭遇的法律風險最小。於是印度也模仿美國，通過挑起邊界衝突，煽起「中國威脅」，這樣就可通過印國內的反華情緒，輕而易舉地實現將中國企業趕出去的目的。而6月15日加勒萬河谷事件發生之後，印反華情緒出現高潮，「抵制中國貨運動」堂而皇之地在印度各地上演。印度政府隨之把中國幾百個應用程序(APP)下架。可見，這場中印邊界衝突事件大概率是印度自導自演的一場苦肉計，以此加害於中國。

其次，莫迪雖是強勢的領導人，但印度的選舉政治決定了他需要迎合國內的民意。2019年莫迪靠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輕鬆贏得大選，也結束了印度多年以來的「懸置議會」格局，人民黨居於多數，反過來增強莫迪的信心及政策冒險性。印度人民黨的執政歷史雖然短暫，但其群眾基礎的淵源可追溯到1925年成立的「國民志願團」，這是一個印度極具保守色彩的右翼組織，追求印度教的絕對主導地位，民族主義情緒濃烈，過去曾參與抵制美國沃爾瑪、亞馬遜等企業在印度的業務，如今他們視中國資本是更大的威脅，如果不及時限制中國的投資及中國商品的湧入，印度本土的製造業將毀於一旦。更重要的是，印度內閣部長中，超過60%的人有「國民志願團」的背景，為其推行極端保守的政策提供了組織(幹部)基礎。

人民黨政策的冒險性從第一任總理瓦傑帕伊身上就可以看出。1998年他上台只有2個月，就悍然進行了核試驗，且在致克林頓總統的信中，指責「印度鄰國擁有核武器及幫助另一個鄰國開發核武器」，以此把「中國威脅」作為其擋箭牌。而這一次，人民黨再次煽起「中國威脅」，凸顯其打「中國牌」的戰略考慮。

印度所處的國際大氣候與本國的小氣候，迫使印度放棄了在大國間「左右逢源」的政策，「戰略自主」曾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驕傲，也是做一個「有聲有色大國」的法寶，但在美國「印太戰略」的誘惑之下，印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美國的打手。印度外長蘇傑生在不同場合表示，「不結盟雖是特定時期的地緣政治術語，但印度永遠不會成為結盟體系的一部分」，但這位當過駐美、駐華大使的首席外交官也同樣說過，「戰略自主就是自主選擇盟友」。在美日澳印四國安全戰略對話機制的建設方面，印度明顯加快了步伐。對話層次也由司局長層面上升到部長級。美印雙方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包括但不限於向印度提供中國邊境局勢衛星資料。繼2016年美印簽署軍事後勤保障協議之外，9月10日，印日雙邊也簽署了《相互提供物資勞務協定》，強化軍事合作，這一切都為印度抗衡中國增強了信心。2021年美日印澳共同舉行馬拉巴爾軍演的概率大大提高。

2020年本是中印建交70周年。但是雙邊關係卻陷入了低谷，中印關係再次落入地緣政治的窠臼。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與印度的「東向戰略」不是實現無縫銜接，而是發生中烈度的碰撞。印度長期以來把印度洋視為是印度的洋，稱霸南亞，對尼泊爾、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以及不丹等國的友華政權或政策行為予以打壓，使得中印關係中的第三方因素變得更加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一直以大英帝國殖民地的繼承者自居，把殖民地時代不光彩的利益固化，包括將不合理的領土訴求帶入現實之中。

9月10日，中印外長借上合組織外長會議之機，進行了雙邊會晤，達成了五點共識，雙方均表達了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的意願，但印度軍方與外交部門最近一直在演雙簧，究竟印方能不能知難而退，主動撤軍，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中印作為大國、鄰國以及發展中國家，發展才是第一要務。而戰略誤判是大國崛起之大忌，印度想抓住戰略機遇期無可厚非，但與中國對抗肯定不會給印度帶來機遇，相反是印度發展的一大戰略陷阱。莫迪政府當三思而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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