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後，東莞人陳伯陶隱居九龍，到1930年去世，居港前後十九年。他築「瓜廬」自住，閒暇讀書著述，對九龍城的歷史多有考證。特別對南宋末年帝昰、帝昺逃至宋王臺的史實加以論述，並詠詩誌之。陳伯陶也常邀請避港的晚清遺民，相聚於宋王臺，或遊覽或雅集，而環繞宋王臺為主題的詩文也得以豐富起來，其中《宋皇臺懷古》一詩及序較全面地交代了陳伯陶對宋王臺的認識。
序中對九龍及宋王臺先作了一些說明：
九龍在古代稱「官富場」，明代在這裏設置巡司。清代嘉慶年間，兩廣總督百齡在這裏建砦城，改名為「九龍」。道光年間，把「官富巡司」改為「九龍巡司」，以後就很少人知道「官富場」這個名了。
在九龍的東南方有一座小山，近海那邊有一巨石，上面刻有「宋王臺」三字。《新安縣志》認為宋帝昺曾駐蹕於此。陳伯陶查考明代錢士升的《南宋書》，「稱端宗景炎二年二月，帝舟次梅蔚。四月次官富場。九月次淺灣。」但《宋史.二王紀》記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昰次甲子門(在惠州)。十四年十月，劉深攻淺灣，昰走秀山(今虎門)。」沒有到官富場的記錄。陳伯陶再參照《宋史.杜滸傳》及《元史.唆都傳》的記載，認為「當時遺臣奔赴，敵人會攻，並指茲地。」因此認為《南宋書》的記載是合理的，反而《宋史.二王紀》忽略了這段史實。
陳伯陶又指出，至元十五年四月，宋端宗趙昰在碙州(即今大嶼山)駕崩。於是宋帝昺立。六月帝昺遷至新會崖山，不再回到九龍。所以，當年駐蹕宋王臺的是宋端宗趙昰，當時宋帝昺尚未登位。
另外，陳伯陶考證諸書，認為石刻舊稱「宋王」，是以史稱「二王」的原因，他認為應改稱為「宋皇」才對。
然後陳伯陶在懷古詩中對這段史事加以詠歎：
朔方白雁翔杭湖，五更頭叫頭白烏，
龍爪合尊朝上都，遺二龍子南溟逋。
這四句交代了蒙古人南下消滅南宋，帝昰帝昺雙雙逃難南方海上的背景。
南宋軍民對蒙古的入侵也是有反抗的。「金甲神人斗膽麤，戈船閩廣相提扶。」正顯示了這種情況。忠臣義士也甚多，例如文天祥便是「零丁惶恐節義徒」。義士們「麻衣草屨來于于，鐵石忠肝一團血，誓徇塊肉捐微軀。」力挽亡國之狂瀾。
二帝曾經逃難到九龍，在此建行宮，以圖恢復：「行宮草創三十所，富場梐枑閎規模」。陳伯陶引《一統志》稱：「宋行宮三十餘所，可考者四。其一為官富場。」可見九龍一度成為抗元的指揮中心，可能也建了具有規模的行宮。
但「不知天祐趙氏無?」九龍最終守不住，再逃亡至大嶼山，帝昰也在此駕崩。「黃龍復隱碙州郛」交代了這事。最後由帝昺繼位，並再逃往新會崖山。然而，崖山也守不住，帝昺跳海而亡，「浮沉袍服魚腹見」，成為海中魚兒的食物。「慈元殿下生青蕪」，當年在崖山所建的慈元殿也成了廢墟，從此「皐羽所南足跡絕。」
陳伯陶回首南宋滅亡的經過，甚是悲慘。「君不見臨安宮禁啼鷓鴣，蘭亭抔土冬青枯。」宋都臨安(今杭州)的宮殿殘破，只聞鷓鴣啼叫聲，氣氛悲涼。而建在紹興一帶的南宋皇陵也給元僧楊璉真珈破壞。此人「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肢體，攫珠糯玉匣」，然後把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建一塔壓在上，名曰「鎮南」。此事引起江南人民的憤怒，士人們組成汐社，四處收集宋帝遺骸，並加以重葬，手植冬青以紀念，史稱「六陵冬青之役」。
不過，風水輪流轉。「庚申帝亡亦如此，和林草荒雪塞途，彼送子英胡為乎」。元代末年，天下大亂，紅巾軍起兵趕走蒙古人。大軍攻入元大都，被稱為「庚申帝」的元順帝也匆忙逃往蒙古和林，元朝滅亡。陳伯陶自註「元蔡子英為明太祖所得，不肯屈，太祖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這又是另一「遺民」的故事。
宋末元初有「汐社」遺民，元末明初有蔡子英，清末民初則有陳伯陶等人。這便是作者在詩中抒發的「遺民」情懷。九龍城的宋末史蹟也成為建構「遺民」歷史場景，肯定「遺民」身份和自我塑造的材料。■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20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