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久慧

本港社會對於規管夾公仔機、彈珠機等各類有獎娛樂遊戲機，已有共識。為免更多青少年沉迷其中，修例規管自然越快越好。

5月11日，民政事務總署向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及『網吧』的規管安排」的討論文件（「討論文件」）（點擊瀏覽）。筆者詳閱文件，首先應肯定當局填補監管漏洞的決心，政府採取積極措施規管彈珠機、夾公仔機等「有獎娛樂遊戲」，避免市民、特別是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跌落賭博陷阱，值得一讚！

然而，筆者詳閱相關案件判詞後，認為可直接修訂法例中「娛樂」一詞的定義，簡化修例內容，進而縮短修例時間，更早啟動規管行動。

民政總署展現填補監管漏洞的決心 值得一讚

民政總署提交的「討論文件」第4點，列明在現行制度下，任何人士若擬舉辦或進行有獎娛樂遊戲，須按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申領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而進行有獎娛樂遊戲的地方，須先申領有效的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該牌照由食物環境衞生署根據香港法例第172章《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按民青局局長所轉授的權力簽發。故此，在現行制度下，擁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是取得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前提條件。

然後，在「討論文件」第5點就列出了可能造成難以規管夾公仔機等店舖的案例，即高等法院在2022年處理一宗涉夾公仔機店舖的案件時，裁定一般夾公仔機並不符合《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中關於「娛樂」的定義，故此現時一般供人付款以夾取機器內物品的「夾公仔機」店舖無須按照《公眾娛樂場所條例》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討論文件」繼而指出此案裁決帶來的結果是，導致部分理應屬於「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制度規管範圍的遊戲設施或場所，在現實上因無法滿足擁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這前提條件，繼而未能取得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而署方在第7點申明立場，認為「含有博彩成分及成癮風險的有獎娛樂遊戲」理應納入規管範疇。於是，在「討論文件」第11點，署方提出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及《賭博規例》的相關條文，解除有關以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組織及經營有獎娛樂博彩遊戲』必要前提的規定，使牌照處可直接向個別裝置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此安排可讓牌照處直接根據遊戲裝置性質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而無需相關處所須先取得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從而更有效在賭博層面方面進行規管。」

直接修訂法例中「娛樂」的定義更為簡便更符合邏輯

至此，筆者難免有個疑問，法庭的裁決是基於《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而非《賭博條例》，按邏輯來說，當局為什麼不直接修訂《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中關於「娛樂」的定義？這麼做既可以簡單明瞭地解決現有問題，也不需要大費周章去改動更大的法例框架，即：修訂《賭博條例》及《賭博規例》的相關條文，解除有關以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組織及經營有獎娛樂博彩遊戲」必要前提的規定。

筆者翻查「討論文件」第5節提到的「高院案件」，即「律政司司長訴CLAW BOSS LIMITED」（HCMA 503/2021）的判詞（點擊瀏覽），主審的黎婉姫法官雖裁定夾公仔機不符合《公眾娛樂場所條例》附表1 (i)項中就「娛樂」的定義，但判詞並未斬釘截鐵指出「娛樂」一詞的定義不可改動。

而且，黎官在判詞第30-35節已經清晰指出，既然夾公仔機不符合條例中就「娛樂」的定義，順理成章地相關店舖便不是受該條例規管的「公眾娛樂場所」。因此涉案的夾公仔店舖並非受《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規管的「公眾娛樂場所」。

高院判詞中並無任何反對修訂「娛樂」定義的意思

換言之，若能修訂「娛樂」一詞在法例中的定義，規管困難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細看高院的判詞，一再顯示「娛樂」的定義並非「古老石山」般一成不變，而是隨着時間而不斷被修訂，分別在1951年、1994年、1995年及2002年修訂過，而且每次都是政府主導修訂，參看判詞第16-17節：

立法會《2011年公眾娛樂場所（豁免）（修訂）令》小組委員會一份日期為2012年2月的文件顯示，《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於1919年訂立，旨在綜合和修訂與公眾娛樂場所有關的法律。該條例的主要目的為確保舉行舞台表演的公眾處所的安全。直至2012年，該條例被作出四十多次不同程度的修訂。

該條例中「娛樂」的定義在1919年為「任何音樂會、舞台劇、舞台表演、電影放映、舞蹈、魔術或戲劇或雜耍表演、拳擊比賽、馬戲表演，或任何擁有類似特質的其他娛樂」。1951年，當局修訂「娛樂」一詞的定義，刪去「拳擊比賽」並加入「其他音樂、戲劇或劇場方面的娛樂、演講、故事演說、圖畫、攝影或書刊展覽、非正常人士或動物的展覽、運動展覽或比賽、賣物會、旋轉木馬、摩天輪或其他為娛樂而設計的機械裝置」，使其更符合當時的需要。1994年，因應《機動遊戲機（安全）條例》（第449章）的訂立，當局從「娛樂」一詞的定義中刪去「旋轉木馬、摩天輪或其他為娛樂而設計的機械裝置」，並以「《機動遊戲機（安全）條例》（第449章）所指的機動遊戲機或其他為遊樂而設計的機械裝置（上述的機動遊戲機除外）」取代。1995年，當局再次修改「娛樂」一詞的定義，刪去「舞台劇、舞蹈、魔術或雜耍表演、非正常人士或動物的展覽」，並加入「歌劇、芭蕾舞、激光投影放映、手稿展覽或其他文件或事物展覽」。2002年，當局因應當時的需要，在「娛樂」一詞的定義中加入「跳舞派對」。

在高院判詞第7節，亦引述了原審裁判官的觀點（原判詞第24節）：「法庭不應輕易地擴闊有關法例的定義。正如辯方指出，2002年修例時，律政司曾向立法會建議在『娛樂』一詞的定義中加入『狂野派對』。如果相關法例未有清晰說明，正確的做法是由立法機關作出相應的修訂。」

法庭的立場頗為明確，高院判詞中並無任何反對修訂「娛樂」定義的意思。以現時情況衡量，修訂法例中「娛樂」的定義是最直接的解決方法，政府再修訂一次並無不可。民政總署「討論文件」第5點將這宗高院裁決，視作難以規管「夾公仔機」店舖的案例，絕無必要。

夾公仔機與彈珠機的隨機機制誘發賭博心態，與賭場的老虎機無異，透過刺激玩家的多巴胺分泌，令人產生「再玩一次就中」的錯覺，最終造成花費遠超獎品價值的後果。筆者認為，隨着科技與時並進，政府嘗試將「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等市民早已耳熟能詳的科學術語，加入《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的「娛樂」一詞的定義中，非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