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報道，在香港淪陷後，日軍表面上以「香港陸軍病院」名義建立醫療機構，但大量檔案顯示，這並非單純的軍事醫療設施，而是防疫給水部的延伸與偽裝。不僅如此，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梳理日本《陸軍異動通報》發現，日治下的香港民政衞生系統亦在日軍的管控之下，且與日軍細菌戰系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線索揭示，日軍在香港形成的一軍一政兩個系統，在港搭建並實施了系統性的細菌研究體系。

1942年4月21日，時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醫部部長的江口豐潔與民治部衞生課長桐林茂在港英政府醫務衞生總監司徒永覺的陪同下，到訪了保良局並合影留念。照片中的江口豐潔身穿日軍中佐軍裝、桐林茂則身穿五級軍屬制服，趾高氣揚地以軍刀拄地。兩名分別代表日本陸軍和民政衞生系統，且具日軍背景在港高級官員，顯示了日軍對香港衞生系統的全面控制。

陸軍醫院與防疫給水部人員互通

香港淪陷後，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於1942年2月27日在九龍半島酒店簽發《香督命第一號》文件，這份被歸檔為「極秘」、現藏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文件顯示：「臨時香港第一陸軍病院（華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之一部）、第二陸軍病院，繼續以往之任務。 」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早前報道引述的文件顯示，日軍攻佔香港時曾派遣兩支「防疫給水部」，故而相信被編入臨時香港第一陸軍病院的「華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之一部，即一直隨日第二十三軍行動且在戰令中消失的「防疫給水部」。

據日本防衛研究所藏《華南軍/第七師簡史》、《飛機登機聲明》、《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命令（關於香港陸軍病院的臨時編制及復職事宜）》等文件顯示：香港陸軍病院創立於1942年2月27日，院長為陸軍軍醫中將押火權太郎。全院自院長以下大約800人，其中日軍編制566人。由第二十三軍抽調的軍醫、藥劑、衞生、主記等職日軍187人（含佐、尉官29人），另有54名看護。這與參加香港戰役被編入一線作戰部隊的「第十七防疫給水部」人數相比略高，但大體規模相當。該院總部設於九龍醫院，並於香港島另有分院和療養院，以及第一、第二、第三分室和深圳救護班，計有床位約4,000張。惟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向九龍醫院申請查閱日佔時期的文獻資料，獲九龍醫院回覆稱，該醫院沒有日佔時期文獻。

從編成情況上看，香港陸軍醫院似乎是一個正常的日軍醫療機構，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梳理早前被發現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及日本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異動通報》等有關文獻發現，曾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醫部中佐部長的日本醫官江口豐潔，於1943年4月8日，被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部員身份，任命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第三部中佐部長。

此外，一份簽發於1944年8月23日的《陸軍異動通報》顯示：「香港陸軍病院陸軍軍醫中尉大串良士，補任為華中防疫給水部（即榮1644部隊，編者註）部員。」上述編成及人員調動關係顯示，香港陸軍醫院並非單純的日軍醫療機構，反而與日軍細菌戰體系核心部隊存在人員互通與綑綁且淵源頗深。

細菌研究所負責人來自七三一外圍機構

除陸軍醫療系統外，香港的民政衞生系統亦在日軍掌控下，甚至位於細菌戰系統的關聯網絡中。

內地收藏家張廣勝早年在日購得的有關成田常次郎的系列文件（下稱成田文件），是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此番與日軍文獻重點交叉驗證的文件之一。該文件雖經新華社、央視等權威媒體多次報道，但至今未有權威機構或專家公開證明文件真偽，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對比發現，成田文件中多名被記錄人員與《陸軍異動通報》所涉如宮坂治雄、岩瀨祐一等陸軍技師在港任職時間可互證，這令該文件的真實性與可信度被極大提高。

梳理現藏日本防衛研究所《軍政要員割愛方之文件》及成田文件，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了解到，成田常次郎又名成田常治郎，1933年畢業於名古屋醫科大學，後在博士大庭士郎指導下進行細菌和免疫學研究，1938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39年10月，成田結束在日本任職後，赴大連於關東衞生試驗所擔任關東局技師，1943年10月再以該身份補任香港細菌研究所要員，但身份轉為陸軍技師，並歷任細菌研究所細菌部主任，香港衞生局厚生班副主任、主任、（香港細菌研究所）九龍支所所長等職。

現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由時日內閣法制局制定的《修改關東州地方待遇職員令（因設立關東衞生試驗所而增加職員）》簿冊顯示，關東衞生試驗所是出於殖民當局「行政防疫工作過往勉強依託滿鐵公司經營的衞生研究所（即滿鐵衞生研究所，編者註），但該研究所已決定移交關東軍，作為純軍事機構運營，無法再用於行政目的」的原因，在日皇裕仁的批准下於1938年11月後成立的。簿冊顯示，該所計有庶務部、衞生試驗部、細菌部、防疫部、環境衞生部、獸疫部，計6個部門，核心人員有技師3人、技手7人。簿冊第六頁第四項括號標註「試驗部技師為藥劑師，係從滿鐵衞生研究所人員，受軍方、滿鐵與殖民當局三方共管。」文件還顯示，試驗部編制達20人，是關東衞生試驗所最重要部門。遼寧省檔案館提供給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的信息顯示，滿鐵衞生研究所於1938年被關東軍接管後，改稱為大連衞生研究所，關東軍內部番號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大連出張所，曾直接參與日本細菌武器的研製及用活人進行細菌試驗等研究。

這意味着，「香港細菌研究所」，雖然被設置於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民治部衞生局的管理框架下，卻並非單純的民政衞生部門，這使得成田文件中，香港細菌研究所的相關研究，顯得頗為可疑。此外，亦證明關東衞生試驗所和滿鐵衞生研究所亦為731的外圍機構。

港醫學博物館無史料 屍檢性質待研究

浸會大學歷史系主任鄺智文團隊上線的「日據香港」網站顯示，「（香港）細菌研究所」（現香港醫學博物館，編者註）原為港英政府的微生物署，曾有6名英籍醫生。日軍佔領該署後拘禁相關醫務人員，其間英國醫生羅拔臣（Robert Cecil Robertson）因被關押期間受盡苦難於1942年在該所跳樓自殺。關於羅拔臣之死史料記載不多。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曾向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請求查找更為詳細的日據時期文獻，對方告知稱該館同樣從未存有，這使得成田文件成為為數不多的香港細菌研究所時期的文獻。

成田文件則顯示，成田常次郎確實在港系統性地進行過鼠疫、傷寒、沙門氏菌等日軍細菌戰目標細菌高度相關的菌種及疫苗的培養與研究。其中兩份被分別標註為「香港分所」和「九龍分所」的「1944年《香港細菌研究所屍體檢案統計》」顯示，1944年8月到12月，計有4,920人（含158名嬰幼兒）被納入屍檢，死因既包含腸傷寒、麻疹、赤疾、肺結核、瘧疾、腳氣病等，亦有消化、生殖、心血管等諸多項目。其中腳氣病、肺炎與肺結核佔比為總數的52.7%。值得注意的是，腸傷寒、赤疾、肺結核、瘧疾、營養不良等病症，雖可從依細菌培養臨床體表觀察等方面進行初步確認，但需經醫學解剖才能最終確認死因。此外，表格中還有數百例「不明死因」，及數例「心臟動脈瘤」的屍檢數據，顯示這些屍體亦被進行過系統解剖以研究探查。不過上述表格只是分類數量統計，並無原始屍檢檔案進行佐證。

結合1944年日軍的醫學臨床技術和屍檢統計規模分析，上述屍檢數據超出常規醫療和衞生監測需求，更可能出於服務於系統性病理研究目的。但其是否關聯細菌研究或活體解剖，尚待進一步調查與確認。

成田文件中，還有分管香港產院、細菌研究所、香港防疫團，曾任職民治部衞生課課長的桐林茂、後任職香港衞生總局局長的小林喜久男，以及香港市民醫院負責人橫井憲一等人員，亦被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經多重渠道及文獻，證實為日本陸軍人員。（在港任職及民政衞生架構見圖），且小林與橫井曾在1941年前後，曾在海南島就當地漢族、回族、黎族數千位居民進行系統性血型分類調查，並著有《海南島居民的血型》等多篇報告。惟兩者在做上述調查時，是否隸屬於華南防疫給水部，尚待進一步確證。

從傳說到確證 日軍於廣州用香港市民測試高效菌

雖然依目前日本公開的文件無法確證日軍在香港以香港居民進行細菌武器研究，但隨着近年相關研究與發現的不斷深化，日軍於香港設立的陸軍病院的本體——華南防疫給水部（波8604部隊）在廣州市海珠區南石頭，用大量香港難民進行人體實驗的惡行已是不爭之事實。儘管對於日軍於南石頭所殺害的難民規模上，不同的專家觀點各異，但他們均認為日軍華南防疫給水部（波8604部隊）在廣東的細菌戰並非零散實驗，而是有計劃、成體系的部署，與731部隊一脈相承。

多名原日成員來華謝罪

事實上，有關日軍在南石頭以粵港難民做人體實驗的傳聞一直存在，只是不論在日軍公開的相關文獻還是遺址發掘研究，均無法系統性證實這一事件。打破這個沉默的是一名波8604部隊老兵的懺悔：1993年，丸山茂因無法忍受良心的折磨，來華謝罪並寫下了波8604部隊利用難民進行人體實驗的的證詞。丸山茂稱，1941年12月日軍侵略香港後，大批香港難民被迫返回廣州，日軍為了穩佔廣州，不讓難民進入廣州，於是把他們關在南石頭難民收容所。由於收容所人滿為患，部隊長佐藤俊二口頭命令使用細菌武器屠殺難民，而隨着2025年日軍波8604部隊留守名冊（留守是指部隊在調動作戰或機構執行任務時，留在原駐地負責營區維護、制度執行等管理業務，故而留守名冊只能證實該部留守人員信息，編者註）的發現，為該部隊的存在再增一條鐵證。

1994年1月，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致函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要求梳理日軍波8604部隊在廣州的史料，時沙東迅正擔任《廣東通史·抗日戰爭部分》分卷主編。雖然深耕廣東抗戰史研究十餘年，但他卻對波8604部隊的具體情況毫無頭緒，僅從香港輾轉獲得一份日文轉譯的英文地圖，模糊顯示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內有波8604部隊相關據點，這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間接線索。

1994年3月，沙東迅與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郭成周、廖應昌兩位研究員展開合作，後者長期與日方人士合作調查日軍戰爭罪行。同年11月，日本國內舉辦日軍731部隊罪行巡展，日方人士隨即整理有關波8604部隊的相關證言並翻譯為中文，此為研究提供了關鍵支撐。1995年7月20日，日本民間調查團團長糟川良谷對原屬日軍波8604部隊成員的井上睦雄進行訪談，並留下日文手稿原件後由中國學者公開。

值得一提的是，郭成周教授作為解放前研習細菌學的資深專家，曾參與抗美援朝時期美軍細菌戰調查，其掌握的史料與波8604部隊罪行形成印證，進一步夯實了研究基礎。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深耕日軍波8604部隊華南細菌戰研究三十餘年的沙東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日軍波8604部隊在粵的細菌戰並非零散實驗，而是有計劃、成體系的部署，與731部隊一脈相承。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舊址是其重要的細菌培育基地，日軍在此用大型石油桶培育細菌，還專門抓捕老鼠並通過汽車運送至該基地，僅井上睦雄的證言就證實，當時該基地為培育鼠疫菌專門飼養了50萬隻老鼠，這些老鼠最終被用於細菌投放，相關行為甚至引起美軍注意，其培育設施後續被B-29轟炸機定點炸毀。

日用粵港難民「換」13實驗成果

同樣就日軍波8604部隊華南細菌戰研究達三十餘年的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譚元亨是日據時期香港難民的後代，1942年他的爺爺曾帶着兄弟姐妹從香港逃回廣州，所幸選擇了陸路，最終卻也只剩爺爺與一位姑奶奶倖存，其他親人盡數殞命途中。「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爺爺當年走了水路，就不會有我了。」

譚元亨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亦表示，南石頭難民所粵港難民的死亡是一場有預謀、有組織、系統性的大屠殺。談及波8604部隊的罪行體系，譚元亨指出，日軍在廣州構建了「鐵三角」殺戮網絡：南石頭難民所負責關押香港難民，省傳染病院專門進行細菌實驗，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承擔鼠疫菌生產與活體解剖，三者相互配合，形成了高效運轉的殺人機器。

譚元亨告訴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丸山茂的證詞明確記載，波8604部隊長佐藤俊二因最初使用的沙門氏菌死亡率僅20%，竟專門從東京運來更高效細菌，可將死亡率提升至40%以上。這一數據在日軍軍醫丘村宏造的《廣東華人霍亂報告》中得到確證：1942年被送入傳染病院的1,939名南石頭難民，最終死亡800餘人，死亡率為41.2%，與佐藤俊二要求的高效細菌效果完全脗合。譚元亨指出，難民所東北山崗的日軍傳染病院，實為細菌實驗基地，1942年便有近兩千名難民被送入此處，成為沙門氏菌、鼠疫菌的實驗對象，日軍從中獲取了13項所謂「實驗成果」，研究對象涵蓋不足10歲的兒童和70歲以上的老人。而位於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的波8604總部，不僅大規模生產鼠疫菌，還將數以億計的鼠疫跳蚤投向福建、粵北、粵西及廣西未佔領區，同時開展慘無人道的活體解剖：「原波8604部隊老兵井上睦雄的紀錄令人髮指：一位地下抗日者被擊昏後直接進行活體解剖，被日軍當作『觀賞品』。」譚元亨說，日軍在總部地下室設有福爾馬林池子，每天至少解剖3人。

此外，日軍還在周邊抓捕青壯農民，將他們關在密封小屋中餵蚊子、抽血、施加酷刑，製造了無數人間慘劇。

【話你知】「歸鄉」百萬人六成被強迫

據現藏日本防衛研究所，由日本陸軍省防務研究與訓練學院戰爭史辦公室於1946年編撰的《香港軍政府概覽》顯示，日軍佔領香港前，香港人口約180萬，在軍政府時代（1941年11月26日至1942年2月19日）已經「疏散」了55.4萬人，而在佔地總督府成立之前的9月18日前又有41.9萬人被「疏散」。至1943年9月底，已有約97.3萬人被「疏散」，使香港人口減少至不足一半。

雖然在歸鄉政策實施初期，日佔政府以勸喻和利誘的方式促使居民離開香港。但自1942年中開始，歸鄉政策已經漸漸失效，日佔政府更派出憲兵在街上肆意拘捕平民，然後送出境外聽任生死。1943年底，隨着日軍在太平洋戰事中節節失利，香港的糧食供應愈加緊絀，日佔政府進一步規定無業者一律遞解出境。乞丐、流浪漢、無業者都在遞解之列。上述文件亦顯示，日軍的疏散方式分為三種：免費疏散、自費疏散和強制疏散。而97.3萬被疏散人口中，約有57.6萬人屬於強制疏散，約38.1萬人是自願或自費疏散。但上述文件未講明剩餘的1.6萬人是以何種「疏散」方式被驅離香港。而事實上受日佔政府暴力執行歸鄉政策，加上生活環境日趨惡劣，到了1945年8月，香港人口持續劇減至約60萬人。

戰爭結束後，港英當局於1946年初終止了有關香港戰時失蹤人口的調查，大量遇難者的下落就此成謎。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曾與香港紅十字會聯絡，希望可以協助找到戰時失蹤人口的登記數據與有關信息，獲工作人員回應稱，香港紅十字會所保存的相關尋人服務的信息，最早只可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香港接收越南難民時期的失聯個案數據。

【特稿】倖存港難民口述人間煉獄

1942年初，何瓊菊帶着馮芳標等子女坐上了返廣州的船。抵達南石頭後，日軍以防止疫情擴散為由禁止船隻靠岸，更登船要求全船480餘難民均到船頭露天檢查。如果認為有問題的，便被拉去隔離，沒問題的也被滯留在船上。「在船上吃得很差，衞生條件又不好，無病也變成有病，天天檢查，被拉去的人一天天增加，在船上的人數一天天減少。」馮芳標說，那些被隔離的人至今也未再見到，而一提起南石頭至今她仍然覺得毛骨悚然。蕭秋亦與何瓊菊同船，他在回憶時內容也與馮芳標高度統一，「船到廣州南石頭後，被日軍攔住不給上岸，說要檢查瘟疫，驗糞便。如認為有問題就拉入廣州海港檢疫所的傳染病室，有入無出。我在船上大約月餘，我走的時候原來有480人，最後只剩下40餘人。我見到有幾個人在船上死了，被日軍丟下河裏去，其他的進了傳染病室，沒有回來，聽人說他們都死了。我離開船後再也見不到船上的人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深耕日軍波8604部隊華南細菌戰研究三十餘年的沙東迅，2015年出版的《侵華日軍在粵細菌戰和毒氣戰揭秘》一書詳細地記錄了多名香港難民後代的口述史。

為香港難民進行檢查的是日軍於南石頭設立的「粵海關海港檢疫所」，沙東迅在書中引述時年已77歲的檢疫所檢疫員廖季垣的口述說：「粵海關關港檢疫所除本所在編人員外，還駐有日本衞生部隊一個班，七八個人，有專門的房子給他們住，他們穿軍裝、配有武器，我看見過兩三個日本兵去撈孑孓蟲、捉蚊子，但他們的工作對中國人是保密的，所以具體情況我不大了解。」

活着的難民被送入了南石頭難民收容所。這是日軍依託原國民黨懲教所，由汪偽省長組織廣東省賬劑委員會所建立的難民營。

沙東迅在書中引述香港難民馮奇的口述說，1942年春夏間，香港淪陷後有大批香港難民被一船一船運到南石頭收容所，有三四千人之多。不時有日本人來難民所挑選些青年壯年的人，名義上是外出打工，實際是將其選上的人送去檢疫所。據說開始幾天讓入選者吃得好些，等到入選者肥胖時，將其關入黑房，放蚊蟲跳蚤吸血，這些人便漸漸消瘦，直到死亡。一批批從難民營走出去的人，卻不見有回。日本人還強迫難民打防疫針，但有很多人打後發高燒、抽筋。不幾天便倒地不起，這時已建好兩個大化骨池，死了或快斷氣的都丟下化骨池，化骨池有四米多高，正方體混凝土築成。屍體放滿後，加放藥水封蓋好，10至15天，開蓋時多在深夜，熏臭氣直沖天。當時在難民所中流傳着這樣一首打油詩：「籠中鳥，難高飛，不食味粥肚又飢，肚痛必痾無藥止，一定死落化骨池。」

（來源：香港文匯報A10-11：要聞 2026/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