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正式開庭，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在這場史稱東京審判的重大歷史事件中，中國法官梅汝璈殫精竭慮，對第一批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

歷史，是裁判者，也是警世鐘。5月3日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80年後的今天，在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再次露出獠牙、成勢為患之際，東京審判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梅汝璈先生之女、新中國首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梅小侃向大公報記者指出，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一起開創了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戰爭的先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日本近期動向引發高度關注，從蓄謀修改和平憲法、日相高市早苗連續「拜鬼」，到日本解綁殺傷性武器出口、參加美菲軍演，各方不禁提出疑問：日本是否正逐步突破戰後國際秩序約束，妄圖否定東京審判正義性？　

東京審判判決書鐵證如山，白紙黑字所記載的侵略罪行，今天卻被日本右翼勢力一點點稀釋甚至美化，散布「東京審判無效論」。《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日本「禁止重新武裝」，日本「和平憲法」也確立「專守防衛」原則。然而，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後加速擴軍步伐：防衛預算提前兩年實現GDP佔比2%的目標，2026財年突破9萬億日圓創新高；中遠程進攻性導彈陸續部署；在與中國台灣鄰近的西南諸島部署進攻性武器。

紀念東京審判就是要向世界重申：那場審判所確立的是非曲直不容顛倒，所判定的歷史定論不容翻案，所守護的和平秩序不容破壞。這是對無數死難者最起碼的告慰，是對人類文明底線最基本的堅守，是對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正義力量最應有的回應。

在持續兩年多的審判過程中，梅汝璈多次為了祖國尊嚴和公平正義而據理力爭。例如，開庭預演時，面對法庭將中國法官座次排在英國法官之後，梅汝璈當即提出強烈抗議，要求以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的先後為序，即按照美、中、英、蘇……的順序來排座次，甚至氣憤地脫下法袍以示決心。最終，法庭同意將中國排在第二的位置。

「忘記過去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災禍」

同樣因為梅汝璈的努力，東京審判的判決書詳細列舉了日軍侵華過程中的主要暴行，其中特別列出「南京大屠殺」一節，細數了日軍在南京實施屠殺、強姦、搶劫等滔天罪行，並認定在日軍佔領後最初6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梅小侃回憶道，1962年2月，父親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二輯上發表了題為《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文章，對谷壽夫等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所犯的罪行以及松井石根的審判細節進行了詳細地記述。在這篇文章中，梅汝璈強調，「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不是說誰拳頭大就聽誰」

由於東京審判的法官來自不同國家，分歧很大，來自澳大利亞的庭長韋伯主張將全體戰犯流放荒島，印度法官帕爾博士則甚至主張對全體被告「無罪釋放」。梅汝璈周旋於各國法官之間，呼籲他們珍惜手中「生死權之一票」。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微弱優勢，通過了對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7名首惡處以絞刑的嚴正判決。

梅小侃指出，東京審判開創了以法治來解決戰爭罪行的先河，「不是說誰拳頭大、誰厲害，就聽誰的，而是說要通過一個理性的、法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對當今世界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了解這段歷史，要理解、要記住，要警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梅小侃說。

話你知｜東京審判

1946年5月3日，日本東京市谷地區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庭，來自中、蘇、美、英、法等11個同盟國的法官肅然在座，28名日本甲級戰犯被押上被告席。庭審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出庭證人419人，受理證據4300多件，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際審判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最有力清算。東條英機等七名罪魁被判處絞刑，木戶幸一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

銘記歷史｜法官梅汝璈遺著　留下東京審判權威紀錄

在梅汝璈之女梅小侃的記憶中，父親梅汝璈很少提及東京審判這段經歷。「我現在很後悔的一件事，就是當時沒有問問他，更深入地了解東京審判時的一些情況。」

上世紀80年代，梅汝璈之子梅小璈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父親生前留下的半部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部是父親生前的手寫稿，用每頁400字的稿紙謄寫得整整齊齊。」梅小侃說，非常遺憾的是，父親原計劃寫七章，但是只完成前四章就無法繼續，後來就抱憾去世了。

受父親影響，梅小侃在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後，考取了北京大學國際法專業研究生，並於1986年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在北大學習期間，一次法律出版社社長藍明良前去講課，梅小侃與其交談時提及父親遺留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手稿。藍明良認為這部遺稿很有意義，立即答應予以出版。不久梅小侃出國，梅小璈承擔起整理父親遺稿的工作，並在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梅小侃也發揮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專業優勢，長期致力於東京審判歷史文獻研究與譯介工作。同時，梅小侃還作為核心成員，參與《戰爭審判研究》叢書的編譯與東京審判文獻數據庫建設，系統整理梅汝璈法官的審判文稿與備忘錄，以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

梅汝璈法官將7名日本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

權威法律學者

1904年，梅汝璈出生於江西南昌市青雲譜區朱姑橋梅村。1916年考入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留學預備班」。1924年赴美深造，先後就讀於史丹福大學、芝加哥大學，24歲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學成歸國，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任教。

唯一中國法官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梅汝璈作為中國法官赴東京參與審判，是該法庭11名法官中唯一的中國人。

堅決嚴懲戰犯

在審判過程最艱難時期，梅汝璈對海明誓：「若不能嚴懲戰犯，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

捍衛民族尊嚴

1946年5月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做最後一次開庭前預演，庭長威廉·韋伯擅自將中國法官的座次從第二降至第三，排在美、英之後。梅汝璈脫下法袍嚴正抗議：「中國受日本侵略最猛烈，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他認為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東京審判，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梅汝璈最終使法庭調回座次，維護民族尊嚴和利益。

奮戰818次庭審

818次庭審900多個日夜，法庭成為沒有硝煙的戰場，印度法官主張對全體被告「無罪釋放」，澳大利亞庭長主張「流放孤島」。梅汝璈據理力爭，列舉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令人髮指的暴行，力主判處甲級戰犯死刑，經過投票法庭以6比5微弱優勢將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7名首犯送上絞刑架。

維護正義｜東京審判鐵證如山　豈容翻案

日本投降後，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蘇等11國在日本東京（現址為東京市谷紀念館）開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東京審判是繼紐倫堡審判後，人類歷史上又一次大規模、多國合作的戰爭罪行審判。從製造「九一八」事變的陰謀到全面侵華的暴行，從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到巴丹死亡行軍，日本軍國主義滔天罪行被永久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818次開庭、419名證人出庭、4336件證據、4.8萬餘頁庭審記錄，判決書全文就有60餘萬字……1946年至1948年，11國法官歷經兩年半庭審，判決25名被告全體有罪，其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武藤章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16名戰犯被判處無期徒刑，2名戰犯被判處有期徒刑。這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國際審判。

東京審判正值冷戰開始階段，大量日本戰犯未得到應有懲處，日本天皇戰爭責任被豁免，岸信介等戰爭罪犯被釋放，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行被包庇，日本政府更於1978年將14名甲級戰犯靈位移入靖國神社。這些歷史遺留問題使日本右翼勢力存續並坐大，導致歷史修正主義滋生蔓延。

今年3月，央視記者向日本防衛省提出了拍攝法庭舊址的申請，經過多次溝通後仍被拒絕，最後只能以普通遊客身份參觀。記者發現，因種種原因沒接受審判的日本天皇，竟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舊址裏，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位置，居然擺放了一個天皇「玉座」。講解員狡辯稱，「這可讓天皇俯視這裏每個地方」。東京審判鐵證如山，豈容翻案。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指出，對歷史進行歪曲甚至否認，本質上是對戰爭責任的迴避。

徹底清算｜中方堅持從1928年起清算　決不容日寇逃脫審判

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教授認為，在東京審判過程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團隊和中國法官梅汝璈團隊分別作出了重大貢獻。如果不是中方的堅持，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華北、華東、華中等地的各種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可能都會逃脫審判。

東京審判開庭之初，國際檢察局一度傾向於將清算日本戰犯罪行的起始時間定於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但中國檢察官團隊堅持將起始時間定在1928年1月1日，理由是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謀殺中國東北、華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這就是戰爭行為。而日本是《巴黎非戰公約》的簽約國，該公約就是1928年簽署的。

被告辯護律師喬治·山岡抓住這一問題發難，聲稱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前雙方未處於交戰狀態，因此不存在戰爭，也就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罪。

向隆萬說，「當天下午，我父親首次發言就予以嚴正駁斥，他說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再到日本向中國各個地方發動侵略，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軍民。他質問日方律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什麼是戰爭？」正是向哲濬團隊的堅持，國際檢察局最終採納了中方意見，將清算起點鎖定在1928年。

（來源：大公報A1：要聞 2026/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