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網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教授認為，在東京審判過程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團隊和中國法官梅汝璈團隊分別作出了重大貢獻。「如果不是中方的堅持，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華北、華東、華中等地的各種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可能都會逃脫審判。」

東京審判開庭之初，國際檢察局一度傾向於將清算日本戰犯罪行的起始時間定於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但中國檢察官團隊堅持將起始時間定在1928年1月1日，理由是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謀殺中國東北、華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這就是戰爭行為。而日本是《巴黎非戰公約》的簽約國，該公約就是1928年簽署的。

被告辯護律師喬治·山岡抓住這一問題大做文章，他在1946年5月14日首次發言時就發難，聲稱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前雙方未處於交戰狀態，因此不存在戰爭，也就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罪。

「當天下午，我父親首次發言就予以嚴正駁斥，他說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再到日本向中國各個地方發動侵略，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軍民。他質問日方律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什麼是戰爭？」仔細觀看過當時庭審錄影的向隆萬說，「what is war？what is war？我父親連說了兩遍！」

正是向哲濬團隊的堅持，國際檢察局最終採納了中方意見，將清算起點鎖定在1928年。向隆萬表示，東京審判是以英美法系為主，庭審辯論的激烈程度是超乎想像的。例如，1947年10月6日法庭審理板垣徵四郎的罪行時，中國檢察官團隊3個人發言122次，辯方6個人發言123次，持續了整整一天，期間甚至出現了向哲濬走上講台和日方搶話筒的罕見場面。

「最艱難的任務還是收集證據，包括人證、物證、書證。」向隆萬說，中國檢察官團隊組團非常匆忙，1945年12月份才確定向哲濬作為中國檢察官，尋找證據的時間非常短，而日軍敗亡之前又三令五申銷毀證據，加上中國老百姓缺乏保留證據的意識，更增加了尋找證據的難度。

為此，擔任中國代表團秘書兼助理檢察官的裘劭恒多次回國取證，還將許多中國受害者的書面證詞翻譯成英文，並且由受害者本人和裘劭恒同時簽字作證。這些書面證據當中，又以南京大屠殺受害同胞的證據為最多。

「中國檢察官團隊還有很多貢獻，比如對南京大屠殺的舉證，對日本在中國佔領地區大肆種植鴉片和販賣毒品的罪行舉證等等。」向隆萬指出，以梅汝璈為首的中國法官團隊同樣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例如，梅汝璈親自主持撰寫了判決書的日本對華侵略部分以及南京暴行的章節，並且折衝樽俎，團結法官中的多數派，經過投票確定對罪大惡極的首犯實施死刑等等。

「日本染指台灣問題即是對東京審判的否定」

向隆萬教授還指出，近年來日本右翼思潮泛起，比如說民意調查顯示，日本對中國人民的態度有下降的趨勢，這是很危險的信號。他特別強調，台灣問題更不能染指，因為東京審判依據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開羅宣言》，《開羅宣言》明確要求日本把台灣歸還給中國。所以，日本如果染指台灣問題，實際上也是對東京審判的反對。

「中日兩個國家是亞洲大國，也是鄰居，搬不走的，只能和平發展。」向隆萬教授相信，維護和平應該也是日本人民嚮往的東西，但是部分日本民眾被一些錯誤的輿論誤導。應該通過扎實的工作，用事實說話，讓全世界人都更了解日本侵華和東京審判等歷史，可能就會有好轉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