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網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80年前，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正式開庭，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在這場史稱東京審判的重大歷史事件中，中國法官梅汝璈殫精竭慮，對第一批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

回望80年前的東京審判，梅汝璈先生之女、新中國首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梅小侃在接受大公文匯網專訪時指出，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一起開創了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戰爭的先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希望如今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並且以史為鑒，從不同的崗位和角度，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據理力爭維護尊嚴正義

1946年3月20日，《大公報》等中國主要報章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時年42歲的梅汝璈行前向新聞界直抒不辱使命心志，「決勉力依法行事，不負政府與國人囑望。」

抵達日本後，梅汝璈立即投入緊張繁重的工作之中。在持續兩年多的審判過程中，他多次為了祖國尊嚴和公平正義而據理力爭。例如，開庭預演時，面對法庭將中國法官座次排在英國法官之後，梅汝璈當即提出強烈抗議，要求以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的先後為序，即按照美、中、英、蘇……的順序來排座次，甚至氣憤地脫下法袍以示決心。最終，法庭同意將中國排在第二的位置。

同樣因為梅汝璈的努力，東京審判的判決書詳細列舉了日軍侵華過程中的主要暴行，其中特別列出「南京大屠殺」一節，細數了日軍在南京實施屠殺、強姦、搶劫等滔天罪行，並認定在日軍佔領後最初6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

梅小侃回憶道，1962年2月，父親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二輯上發表了題為《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文章，對谷壽夫等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所犯的罪行以及松井石根的審判細節進行了詳細地記述。在這篇文章中，梅汝璈強調，「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父親還建議及時收集整理南京大屠殺史料並保存下來，因為南京大屠殺的當事人正在一個一個離去，再不收集整理就沒了。」梅小侃說，「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很少有人提這個事情，他提出這個建議很不容易。現在看來，他的建議是非常正確的。」

「以史為鑒珍愛和平不是空話」

由於東京審判的法官來自不同國家，所依據的法律體系不同，以及各國受日本侵害程度不同，法官的各自立場也不同，因而在主要戰犯是否適用死刑的問題上分歧很大，來自澳大利亞的庭長韋伯主張將全體戰犯流放荒島，印度法官帕爾博士則甚至主張對全體被告「無罪釋放」。

對此，梅汝璈一次又一次地列舉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中令人髮指的殘酷暴行，力主判處主要戰犯死刑。他周旋於各國法官之間，呼籲他們珍惜手中「生死權之一票」。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微弱優勢，通過了對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7名首惡處以絞刑的嚴正判決。

對於這一判決結果，梅汝璈後來在《漫長的審判》一文中寫道：「七個絞刑犯之中便有五個是侵華巨酋。這事已超出了我的希望，內心當然感到再痛快不過。」

梅小侃指出，這段歷史在人類歷史上是非常沉痛的一段記憶，東京審判開創了以法治來解決戰爭罪行的先河，「不是說誰拳頭大、誰厲害，就聽誰的，而是說要通過一個理性的、法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對當今世界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了解這段歷史，要理解、要記住。」梅小侃寄語年輕一代以史為鑒、珍愛和平，「這些話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一個目標，希望大家都能從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角度爭取世界和平，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繼承父親遺志發掘東京審判史料

在梅小侃的記憶中，父親梅汝璈很少提及東京審判這段經歷。直到1962年上半年，當時就讀小學五年級的梅小侃讀到父親發表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後，才第一次對東京審判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現在很後悔的一件事，就是當時沒有問問他，更深入地了解東京審判時的一些情況。」梅小侃感嘆道，當時自己和弟弟梅小璈都還年幼，對東京審判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年紀稍大一點後又離開父母，到內蒙古「下鄉插隊」。後來父親於1973年病逝，很多東京審判的歷史細節從此不為人知。

上世紀80年代，梅小璈整理父親遺物時，無意中發現了父親生前留下的半部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部是父親生前的手寫稿，用每頁400字的稿紙謄寫得整整齊齊。」梅小侃說，非常遺憾的是，父親原計劃寫七章，但是只完成前四章就無法繼續，後來就抱憾去世了。

受父親影響，梅小侃在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後，考取了北京大學國際法專業研究生，並於1986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在北大學習期間，一次法律出版社社長藍明良前去講課，梅小侃與其交談時提及父親遺留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手稿。藍明良認為這部遺稿很有意義，立即答應予以出版。不久梅小侃出國留學，梅小璈承擔起整理父親遺稿的工作，並在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該書問世後受到廣泛關注，迄今已由多家出版社再版發行。2013年，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將梅汝璈的半部文稿、日記、函電等，以及梅小侃姐弟寫的紀念父親的文章，集納為《梅汝璈東京審判文稿》一書出版，此後又出版了通俗版《東京審判親歷記》，受到讀者歡迎，銷量不俗。

梅小侃介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東京審判親歷記》等書也在國際社會引發關注，美國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已經出版《東京審判親歷記》英文版，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包含梅汝璈文章的《東京審判文集》英文版，韓國、台灣的出版機構則分別出版了相關文集的韓文版和中文繁體版。

梅小侃也發揮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專業優勢，長期致力於東京審判歷史文獻研究與譯介工作。她不僅將外國學者研究東京審判的論文集《超越勝者之正義——東京戰爭罪行審判再檢討》翻譯成中文出版，還參與了《東京審判文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等文獻的翻譯與審校工作。2017年，她還和先生余燕明合作翻譯了美國記者阿諾德·布拉克曼的著作《另一個紐倫堡——東京審判未曾述說的故事》，並在國內出版發行。

同時，梅小侃還作為核心成員，參與《戰爭審判研究》叢書的編譯與東京審判文獻數據庫建設，系統整理梅汝璈法官的審判文稿與備忘錄，以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