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路雨萱）《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製造業持續萎縮，根據聯邦數據，自2023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崗位已減少逾20萬個，就業人數下降至疫情結束以來的最低點。美國總統特朗普曾承諾其關稅政策將為美國製造業迎來「黃金時代」，但政策未見扭轉行業頹勢。分析指出，特朗普關稅政策反覆與不明朗，反而進一步加劇行業不確定性。

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特朗普重返白宮後的9個月，製造業建設支出逐月下滑，與前總統拜登任內憑藉芯片與可再生能源推動的投資激增成強烈反差。美國供應管理協會追蹤工廠活動指數，在截至去年12月的連續26個月內均處於收縮區間，儘管今年新訂單與生產數據出現回升，但整體前景不明朗，聯儲局去年底大幅下調疫情以來的工業整體產出估算。

企業：投資失敗的一年

分析指出，特朗普關稅政策導致貿易環境不確定，業界普遍認為是抑制投資的主因。特朗普頻繁揚言對歐洲、加拿大等盟友加徵關稅。此外，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對等關稅」違法，但特朗普揚言繼續引用其他法例加徵關稅，企業對此疑慮未止，不願增加投資。根據顧問機構GEP與標普市場情報對2.7萬間企業展開調查，顯示北美製造商購買活動在去年11月下降至6個月新低。關稅政策不明朗，許多企業高層視過去一年為「投資失敗的一年」。

以傢具製造商Skyline為例，這家位於芝加哥、自1946年營運的家族企業，雖已提前將部分金屬供應鏈轉回美國，但仍受困於對越南進口硬木，以及自印度和中國進口紡織品所加徵的關稅。公司行政總裁韋克爾表示，成本上升迫使產品漲價，整個行業對擴大投資呈觀望態度，產業鏈相當脆弱。

美國製造業聯盟主席保羅指出，製造業表現不理想，主因是美國的經濟狀況。美國SGH宏觀顧問公司經濟學家萊納表示，美國從未從疫情中真正恢復過來。韋克爾坦言「如果沒人購買房子，就不會有人買傢具」，他強調在當前環境下，沒人有信心投入新產能。

儘管特朗普強調政策目標是建立自給自足的製造業體系，並透過貿易協議爭取外商投資，但這些項目需數年方能落地。短期內，美國製造業仍面臨成本攀升及政策不穩等多重挑戰。

關稅推高成本 企業被迫轉向海外

美國總統特朗普旨在重振本土工業的關稅政策未見成效，反而大幅推高企業進口原材料成本，迫使廠商加價或尋求其他供應商，加劇營運壓力，迫使企業將投資或就業機會轉向海外。

北卡羅來納州鋼鐵製造商Insteel Industries行政總裁沃爾茲指出，由於鋼鐵關稅大幅增加，公司難從本土供應商獲取足夠原料。面對供應不足，公司被迫轉向阿爾及利亞、印度等地進口鋼材。沃爾茲直言，產品線中幾乎沒有哪一類真正從關稅中受益，公司發展或因無法獲得原材料而受損。

裁減本土員工救急

跨國金屬部件製造商NN亦面臨相同困境。關稅推高鋼鐵和鋁成本，擠壓公司利潤與現金流，迫使公司削減在數據中心與電氣設備等具潛力的投資。NN在6國經營23間工廠，但近年本土需求放緩，及需與海外低成本工廠競爭，已大幅削減本土員工。

NN行政總裁貝維斯表示，公司正嘗試透過提高產品價格以平衡及收回成本，「但關稅令美國本土擴建工廠的計劃缺乏優勢與吸引力。」

長期外流空洞化 回流非一蹴而就

《華爾街日報》分析，美國製造業現況低迷，其根源在於長達數十年的產業外移。美國工廠不斷流向海外，導致中西部工業城市空洞化，而製造業的投資周期長達數年，回流非一蹴而就。美國總統特朗普以關稅促使製造業回流的政策，面臨供應鏈、成本與產業生態的嚴峻現實，在實踐中遭遇多重阻力。

關稅政策理論上旨在透過提高進口成本，促使生產環節回歸本土。但政策直接增加美國製造商的原材料成本，侵蝕其利潤。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CNBC）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企業表示，更理性的選擇是將產能轉移至墨西哥、東南亞或印度等低成本地區，以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布局，而非簡單遷回美國。

芯片企業英特爾前行政總裁基辛格指出，供應鏈如同一個聚落，「需要數十年的沉澱」。從設計、製造到測試，各環節高度專業化，且供應商、設備商、服務商需在地理位置上集中。亞洲在數十年來已建立起全球最領先的電子設備供應鏈，形成難以替代的網絡。

技工短缺職教萎縮

美國製造業「環境」短板，對產業回流亦構成顯著制約。製造業長年外流導致熟練技工短缺，職業教育萎縮，特定工種如精密製造、模具存在人才斷層。此外，美國中下游配套產業鏈薄弱，在零部件、基礎材料與加工環節供應力不足。即使核心製造回流，仍需大量進口配套組件，增加成本與風險。

推國防軍工填空隙 渲染「中國威脅」轉移視線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國為應對製造業萎縮以及所謂「全球戰略威脅」，正試圖透過增加軍費，推動國防、太空及新能源初創企業。

為國防核能AI等注巨資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簽署法案，為國防技術、核能與人工智能（AI）領域注入巨資，其中撥款250億美元（約1,959億港元）用於「金穹」導彈防禦系統，並預留近300億美元（約2,350億港元）用於造船以及海軍技術升級，分析指或能惠及初創與傳統國防企業。

美國一批初創企業已展開行動，希望從該政策中獲益。初創公司Regent原本主要建造商用海上滑翔機，近期已成立針對國防的部門，並已與美軍接觸。該公司更妄言，「將支持美國對抗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海上軍事威脅」。

報道分析，美國的「軍事凱恩斯主義」，雖在短期內能刺激部分國防公司，但本質是將經濟問題安全化，試圖強化外部矛盾以轉移視線。且國防工業就業崗位在數量與類型上有限，無助於真正緩解困境。

戰後光輝成歷史 特殊紅利難復現

美國製造業在1940至1970年代進入黃金時期，此時經濟飛速增長，公司利潤飆升，工人前景光明。但分析指出，該時期的輝煌實為獨特條件的產物，在當今經濟結構中難以復現。

二戰結束後，美國製造業迎來空前繁榮。全球其他對手的工業產能受戰後重創，同時美國能源成本低，工會力量亦有助工人爭取到優厚薪酬，無需擔憂產業外移。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學者利希滕斯坦表示，當時核心工業領域如鋼鐵、汽車、煤炭及橡膠等，政府政策向勞工傾斜，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更曾讚揚「勞工就是美國」。

但196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時代的支柱開始動搖。越戰消耗巨額財政引發通脹，美元走弱。前總統尼克松於1971年放棄金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匯率波動加劇。隨後石油危機導致能源價格飆升，侵蝕製造商利潤，同時日本、西德（德國前身）等工業體強勢回歸，帶來激烈競爭。

社會思潮亦發生變化。美國經濟學家傅利曼發表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產生深遠影響，股東價值優先成社會新共識。伴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成立，自由貿易與全球化被視為繁榮的新引擎，製造業的光環讓位於金融、法律、科技等行業，「後工業社會」正式來臨。

（來源：香港文匯報A22：專題 2026/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