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小瑛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要提高現代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現代農業融合發展水平，完善服務業發展政策體系。國務院也於日前印發《關於推進服務業擴能提質的意見》。為貫徹落實「十五五」規劃精神，廣東省今年2月24日召開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正式發布《廣東省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發展白皮書》，強調兩業協同是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迫切需要，也是廣東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的重要支撐。3月26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又印發《廣東省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融合發展2026年行動方案》，加快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在更全要素、更寬領域、更高水平上協同發展、深度融合。4月28日，廣東省發布「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首要任務，攜手港澳健全協商合作機制，打造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化合作格局，共同建設創新策源、產業高地、開放樞紐、幸福家園，把大灣區建設成為輻射全省全域、引領國內國際的強勁引擎。

在廣東省如火如荼推進服務業與製造業協同發展規劃布局的同時，香港亦正在密鑼緊鼓編制自己的首份五年規劃，也應當借鑒廣東經驗，重點關注當地的優勢支柱產業——現代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問題以及服務業與製造業的協同發展問題，這一協同不能僅局限在香港自身，還應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廣東省等更大範圍。

實際上，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的協同發展，正經歷從「物理互補」向「化學融合」的深刻轉型。本文基於分工深化、全球價值鏈、內生增長等理論，按照「制度─產業─空間」三維分析框架，系統梳理香港服務業從製造業衍生、北移轉型、制度深化到「超級增值人」的四階段演進歷程。研究發現，當前兩地服務業和製造業協同發展已產生具有顯著成效的五大典型模式，但也面臨制度規則銜接「碎片化」、產業升級結構性博弈、創新生態未及有效貫通等深層次問題。結合最新政策動向，建議從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和有力社會協同發力，推廣「雙向飛地」「專業服務業券」「場景牽引」等機制，推動兩地產業融合邁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與價值鏈協同。

一、理論基礎：從分工深化到產業融合

現代產業體系以服務業與製造業協同發展為重要特徵，這一命題的理論淵源可追溯至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開創性地指出，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其深度和廣度決定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空間。將這一分工邏輯延伸至產業層面，生產性服務業正是製造業內部分工深化的產物。隨着製造業企業規模擴大和競爭加劇，研發設計、物流運輸、金融服務、市場營銷等原本內嵌於製造企業的職能，因追求專業化效率而逐步剝離，獨立化為專門的生產性服務企業。這一「外化」過程不僅降低了製造業的內部組織成本，更通過專業化服務供給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價值鏈（GVC）分工的深化為理解製造業與服務業的關係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微笑曲線」理論形象地揭示了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分布：位於曲線左端的研發設計、右端的品牌營銷佔據價值高地，而處於曲線底部的加工組裝環節利潤微薄。這一理論框架的重要引申在於，製造業的競爭力不再單純取決於規模或產量，而高度依賴於其對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整合能力。向研發設計端延伸，意味着需要高水平的研發服務、工業設計、技術諮詢支撐；向品牌營銷端延伸，則離不開市場研究、品牌策劃、數字營銷等服務要素的深度嵌入。Porter的競爭優勢理論進一步指出，生產性服務業通過提供專業化、知識密集型的中間投入，成為製造業升級的關鍵輔助產業，其發展水平直接決定了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勢。

傳統工業化時代，兩業融合多表現為簡單的上下游協作，以物理要素的線性疊加為主，呈現低附加值的弱耦合關係。進入智能化時代，以人工智能、物聯網為代表的數智技術重構了產業融合的底層邏輯，推動線性價值鏈向「生態共生」的價值網絡轉型。在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背景下，Romer的內生增長理論為兩業協同提供了重要支撐。當製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時，服務環節的知識密集特性與製造環節的經驗積累相結合，形成「創新─生產─再創新」的良性循環，這正是大灣區「香港科研＋廣東製造」模式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理論根基。

基於上述理論演進，本文提出「制度─產業─空間」三維理論框架用以分析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的協同發展模式。制度維度關注規則銜接與要素流動，核心在於破解「一國兩制」下的監管差異；產業維度關注價值鏈升級與服務增值，重點考察生產性服務業如何通過技術賦能、品牌賦能、資本賦能提升製造業附加值；空間維度關注跨境功能延伸與區域協同，探討在不改變行政邊界前提下，通過「虛擬空港」等功能重構實現制度連通。三者交互作用，共同推動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從地理空間鄰近性向制度空間兼容性演進，最終實現從「物理互補」到「化學融合」的質變。

二、歷史演進：香港服務業的四階段轉型

香港從轉口港起步，歷經工業化浪潮，最終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國際經濟中心，其發展軌跡呈現出清晰的階段性特徵。

興起階段（1950s-1970s）：製造業發展衍生出服務業。香港於20世紀50至70年代掀起工業化浪潮，承接戰後歐美市場需求，成為出口導向型工業城市。這一時期，香港從紡織、製衣、塑膠起步，逐步擴展至電子、鐘錶、玩具等領域。在50、60年代，香港經濟以製造業為主導，服務業比例極小，貿易、運輸、金融、保險等活動主要圍繞製造業進出口需求展開，為後續服務業發展積累了資本、人才和國際市場網絡。

轉型階段（1970s-1990s）：製造業北移與服務經濟崛起。70年代初，台灣、韓國、新加坡等亞洲新興工業化地區與香港形成激烈競爭；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香港出口市場萎縮。面對危機，香港採取「三個多元化」策略，工業多元化、市場多元化、經濟結構多元化，推動金融業、房地產業和旅遊業初步發展。1978年開始的內地改革開放為香港製造業轉移提供了歷史性機遇，香港廠商將生產環節大規模北移至珠江三角洲，僅保留接單、貿易、物流、管理、金融及其他專業化服務在本地，形成「前店後廠」的區域分工模式。到1994年底，香港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上升至83.0%，形成以金融、貿易、航運、旅遊和專業服務為主體的現代服務體系。

優化階段（2000s-2020）：制度深化與市場拓展。進入21世紀，香港服務業進入優化升級階段。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啟制度型開放新進程。這一階段，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協同發展進入深化期。香港的服務輸出從2005年的不足900億港元增至2024年的超過2200億港元，內地穩居香港最大服務輸出目的地（28.6%）和服務輸入來源地（40.8%）。金融、法律、會計、設計、品牌管理等專業服務，成為內地製造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重要支撐。

第四次浪潮（2020s至今）：向「超級增值人」轉型。香港服務業正迎來第四次發展浪潮，背景是全球政經格局深刻重塑與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轉向。香港利用其服務業領域的比較優勢，為內地企業提供法律、金融、標準、品牌等高附加值專業服務，幫助其在全球市場實現價值躍升。伴隨中國進入資本輸出時代，香港金融定位從吸引外資到轉向內地助力中資「出海」，通過「連接香港─落戶香港─發展香港─經港拓展」全周期服務體系，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廣東製造＋香港服務」的協同模式，正從「單點互補」演變為覆蓋科創、金融、物流和制度規則的全鏈條賦能體系。

三、當前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協同發展的重要模式

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的融合發展已從宏觀概念進入實體化運作和成果快速轉化的新階段，形成了若干具有示範效應的協同發展模式。

（一）基礎科研服務高科技製造業發展

在全球科技創新格局深度調整背景下，香港科研加上廣東製造正成為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範式。香港依託5所世界百強高校及國際化學術網絡，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積聚全球頂尖人才，承擔「從0到1」原始創新策源功能；廣東憑藉全球最完善的製造業配套與規模化量產能力，承擔「從1到100」的成果轉化與產業化實現。這一機制的核心創新在於制度型跨境協同，香港科研人員得以跨境使用內地大科學裝置，廣東製造企業可前置對接香港高校原創技術。項目經理制、科研資金跨境流動、數據跨境負面清單、知識產權跨境保護等規則銜接，破解了科研要素跨境流動的體制壁壘，使「香港大腦」與「廣東工廠」形成「實驗室連着生產線」的實時響應閉環，共同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的全過程創新生態鏈。華為在香港科學園設立研究所，正是利用香港國際化科研人才與基礎研發優勢，獲取前沿技術成果反哺深圳總部產品開發，成為該模式的典型實踐。

（二）高等教育資源跨境延伸與科創集群培育模式

港校入粵已升級為制度型開放驅動的科創集群培育範式，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多所香港高校通過「一校多園」的空間與功能重組，將香港高校原始創新策源能力（基礎研究、國際學術網絡、人才儲備）與廣東產業化場景（供應鏈配套、應用場景、資本市場）深度耦合。港校系統性培育高成長性科創企業集群，推動廣東從「產業配套區」躍升為「創新策源與產業化協同區」。李澤湘團隊於東莞松山湖打造XbotPark機器人基地，建立「教授＋學生＋供應鏈＋資本」長期共生關係，形成「香港基礎研究＋深圳轉化＋灣區製造」的科創雨林。香港科技大學深港協同創新研究院在河套合作區構建「實驗室集群＋孵化器＋基金＋賽事」完整體系，建成17個高水平實驗室，組建160餘人科研團隊，覆蓋材料科學、機器人及智能製造等領域。其「藍海灣孵化港」近五年孵化205家企業，總估值超100億元。

（三）專業服務賦能製造業品牌國際化模式

在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協同發展的範式中，專業服務已成為廣東製造躍遷價值鏈高端的關鍵賦能器。香港憑藉國際化設計創意、品牌營銷、知識產權管理及跨境服務優勢，通過「品牌策略＋產品設計＋渠道整合＋合規護航」全鏈條解決方案，系統性重塑廣東製造業「品牌基因」，推動企業從OEM代工向ODM、OBM轉型。這一機制呈現雙向深度融合特徵，香港設計師事務所、品牌諮詢機構通過「設計配對」「聯合研發」等模式深度嵌入東莞、佛山等製造基地前端，將國際審美標準與本地供應鏈能力結合；廣東製造的規模化生產、快速響應與數字化能力，又為香港創意提供「從概念到產品」的高效轉化通道，形成「香港設計＋東莞智造」的閉環生態。更具戰略意義的是，在「粵企出海」浪潮下，香港專業服務（法律、會計、質檢認證、知識產權）與金融服務正構建「經港揚帆」的出海通道，幫助廣東品牌突破國際市場准入壁壘與合規風險，實現品牌資產的全球化配置。東莞得利鐘錶集團旗下SAGA品牌利用香港設計資源開發個性化定製服務，與施華洛世奇、中國探月工程IP跨界合作提升溢價；依託香港數字營銷能力構建全渠道體系，利用國際社交媒體運營經驗培育品牌調性；依託香港質檢認證與仲裁機制，在機場等高勢能渠道建立符合國際零售標準的視覺識別系統。通過香港專業服務系統賦能，得利實現從低端代工商向擁有自主定價權與IP運營能力的品牌運營商躍遷。

（四）金融服務賦能製造業企業出海的「A＋H」模式

香港金融服務業對廣東製造業出海的賦能已升級為「資本配置＋風險定價＋全球組網」的戰略性基礎設施，其核心在於構建「A＋H雙輪驅動」資本通道。廣東製造業龍頭通過香港IPO、二次上市或離岸債券，不僅獲得外幣資金規避匯率風險，更借助香港國際信用評級與信息披露標準建立全球投資者信任契約，以資本先行撬動海外渠道、品牌與產能併購整合。廣東製造企業在港股形成「境外資金池」，專項用於海外研發中心建設及本地化運營，實現在海外融海外資、用海外資擴海外業務的良性循環，有效規避跨境資金流動合規成本。香港完善的離岸人民幣清算體系、融資安排及國際投行、律所等專業服務網絡，為廣東製造業從「產品出口」向「品牌併購＋渠道掌控＋本地化生產」的產業鏈高端延伸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美的集團於2024年登陸港交所，成為當年最大規模「先A後H」項目。通過港股上市按照IFRS與ESG標準進行「監管預適配」，獲得全球主權基金戰略認購；利用香港離岸人民幣與美元融資渠道，建立「境外資金池」專項用於跨境併購；通過外匯衍生品對沖匯率風險。2024年後國際機構持股比例顯著提升，加速對歐洲品牌併購與埃及、巴西等地製造基地建設，實現「區域化生產、區域化供應」。

（五）機場物流服務賦能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模式

作為全球最繁忙國際航空貨運樞紐（連接近200個航點），香港機場通過功能前置深度嵌入東莞、深圳等電子製造業集群，鞏固其大灣區75%國際航空貨物中轉港地位，通過供應鏈響應速度量化提升，增強廣東高附加值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敏捷性與不可替代性。

通過「東莞─香港國際空港中心」等創新模式，香港機場將安檢、打板等核心航空貨站功能跨境前移至東莞等製造業腹地，形成「出口直裝、進口直提」的虛擬空港生態，使高附加值電子產品、精密元器件等在產地即完成國際航空運輸全流程準備。該機制的核心價值在於「時空壓縮」與「成本重構」，通過粵港海關「跨境一鎖」、水運專線直連機場空側等制度創新，將傳統「公路跨境＋二次安檢＋貨站排隊」鏈條壓縮為「園區安檢─水路直達─機坪裝機」極簡流程，物流時效提升20%，綜合成本降低30%，實現「灣區製造」與全球航線網絡無縫對接。

四、面臨挑戰與改進思路

儘管香港服務業與廣東製造業兩業協同已取得顯著成效，但深度融合仍面臨一系列深層次挑戰。

一是制度與規則層面，「大門開了，小門未開」。規則銜接仍處於「碎片化」階段，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與香港園區之間因商事登記政策差異、信息共享機制缺失，導致港資企業進入內地市場仍舊面臨部分阻礙。標準差異拉高成本。以北部都會區建設為例，香港工人成本是內地的3倍以上，且雙方在建材、工程標準上互不認可，導致項目審批慢、造價高。要素流動仍有障礙。現行數據跨境機制存在三大問題，適用範圍受限，即非個人數據如脫敏資料、公共數據等缺乏明確流通路徑；備案流程對科研機構仍顯繁瑣；中小企對合規要求認知不足。

二是產業與資本層面，新舊動能的結構性博弈。服務供給滯後於產業需求。以製造業重鎮東莞為例，儘管外貿規模穩居全國第五，但在跨境貿易和生產性服務業領域，仍面臨服務供給不足、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的發展瓶頸。傳統產業仍是「壓艙石」，廣東傳統製造業貢獻了34%的稅收份額，而高技術製造業僅佔約10%。這意味着轉型升級不能簡單地「喜新厭舊」。大灣區的製造業在高端結構、自主創新方面仍有優化空間，對香港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未能充分釋放。

三是協同機制層面，創新生態仍舊需要進一步打通。廣東與國際規則、標準、市場的對接深度不足，港校、實驗室與廣東大科學裝置、產業資源之間未建立常態化的共享共用與協同攻關機制，成果從實驗室樣品到商業化產品過程中，缺乏專業的中試熟化平台、風險資本接力和市場導入支持。成果轉化「最後一公里」的關鍵在於科研項目必須精準對接產業真實需求，以具體應用場景牽引研發方向。

結合最新的政策動向，建議從如下方面進一步推進香港服務於廣東製造業的協同發展。

第一，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和有力社會共同發力。有為政府應明確職責邊界，在規則銜接、要素流通、標準互認等領域發揮制度供給作用；有效市場應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力社會應激發行業協會、專業機構、高校院所的活力。推廣「場景牽引」模式，廣州正全力打造「中國場景創新第一城」，聚焦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氫能等前沿賽道，港穗兩地定期發布場景機會清單。

第二，實施「總部＋基地」「研發＋製造」雙向飛地模式。香港企業將總部、研發、品牌運營留在香港，將生產基地布局在粵東西北；依託香港高校的基礎科研優勢，在珠三角完成中試、量產和市場化。深化「產業鏈協同」模式，正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所指出的，香港的專業服務業可在「研發─製造─流通─服務」全產業鏈中找準定位。

第三，實施「專業服務業券」政策，建立港資專業服務機構資格名錄，為香港專業服務機構進入內地市場提供高效通道。建設前海深港國際技術轉移中心，打造集技術供需對接、應用開發、知識產權管理、資本鏈接、人才培養於一體的公共服務平台。推動檢驗檢測、法律合規服務前置到研發生產環節。在特定區域試點「香港＋」模式，在香港已被國際驗證有效的商事規則基礎上「做加法」，同時探索香港在特定項目中採納內地標準。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大公報A13：評論 2026/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