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席春迎

近期，香港新界沙嶺數據園區正式動工。這一項目首期投資達238億港元，規划算力規模達到18萬PFLOPS，建設周期約三年半，體量與技術指標均創下香港歷史之最。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數據中心集群項目，但如果從資本、產業與制度協同演進的角度來觀察，其意義遠不止於一項基礎設施建設，而是香港發展路徑上的一次結構性轉折。

這項工程的本質，不是簡單擴展算力，而是標誌着香港正從以金融為核心的單一功能型中心，邁向「產業資本中樞」的關鍵一步。

長期以來，香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優勢集中於資本與制度層面。成熟的金融體系、完善的法治環境以及高度國際化的市場結構，使香港成為全球資本的重要集散地。然而，在產業與生產力層面，香港相對薄弱。這種結構形成了一個長期存在的深層矛盾：資本高度活躍，卻缺乏直接作用於實體生產力的載體，資金難以有效嵌入產業鏈和技術鏈之中。

換言之，香港並不缺資本，真正缺的是能夠承接資本、放大資本的「生產力入口」。

沙嶺數據園區的建設，正是在這一關鍵環節實現突破。該項目不僅提供物理空間上的數據中心集群，更重要的是將「算力」這一數字時代最基礎的生產要素，引入香港經濟體系之中，並使之具備可配置、可交易、可金融化的屬性。這意味着，香港開始具備直接參與並調度新一代生產力的能力。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算力在數字時代的地位，正逐步接近工業時代的電力系統。電力決定工業生產的規模與效率，而算力則決定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新速度與產業深度。數據中心相當於「發電廠」，算力構成「電網」，人工智能則是用電設備。隨着人工智能從輔助工具走向生產核心，算力不再是技術資源，而是基礎設施資源，甚至是戰略資源。

這一變化將帶來深刻影響。首先，幾乎所有行業都將成為算力的使用者，從製造業到金融業，從醫療到教育，企業將逐步轉型為「算力驅動型組織」。其次，算力將成為企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影響企業估值的重要變數。再次，算力的空間布局，將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結構與層級。

對於香港而言，這一基礎設施的落地，意味着長期存在的結構短板正在被補齊。

過去，香港中小市值上市公司普遍面臨估值偏低、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市場往往將其歸因於關注度不足或機構覆蓋缺失，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這些企業缺乏可持續的生產力放大機制，難以建構具有成長性的資本敘事。算力基礎設施的引入，為這些企業提供了新的路徑：通過人工智能提升營運效率，通過數據資產沉澱長期價值，通過技術賦能實現業務模式升級，從而推動企業從「低增長、低關注」走向「高效率、高估值」的新階段。

從區域協同的角度看，沙嶺項目的意義更加突出。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存在明顯的功能分工：深圳擁有強大的產業基礎與技術創新能力，香港則在資本與制度層面具有優勢，但兩者之間缺乏一個關鍵的連接層。算力基礎設施的布局，使這一連接成為可能。

隨着沙嶺數據園區的推進，「產業-算力-資本」的閉環結構首次在大灣區內部形成。深圳提供產業與應用場景，香港提供資本與制度支持，算力則成為兩者之間的底層支撐。北部都會區在這一格局中的定位，也可以進一步明確：它不僅是空間拓展區域，更是香港連接內地產業體系的「界面層」，其核心功能在於承接生產力、放大生產力，並通過資本機制實現價值重構。

與此同時，算力基礎設施的資產屬性也在發生變化。數據中心不再只是技術設施，而逐步演變為具有穩定現金流和長期回報能力的基礎設施資產。大型雲計算企業、人工智能企業對算力的長期需求，使數據中心具備類似電廠、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收益特徵。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這類資產具備被證券化、金融化的潛力，有望成為新的核心資產類別。

在這一框架下，可以將「算力資產」視為數字時代的關鍵不動產。其價值不僅體現在物理空間，更體現在對數據流、計算能力和產業應用的承載能力。誰控制算力基礎設施，誰就掌握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入口。

當然，也必須保持理性判斷。算力本身並不等同於競爭力。真正決定產業價值的，是算力與應用場景、數據資源以及組織能力的結合。如果缺乏有效的應用生態和產業承接，單純擴大算力供給，可能帶來利用率不足、回報周期延長等問題。因此，未來的關鍵不在於「建多少算力」，而在於「如何使用算力」「如何變現算力」「如何將算力嵌入產業」。

在這一背景下，香港的戰略空間正在被重新打開。其未來的核心競爭力，不在於簡單成為一個人工智能技術中心，而在於成為全球範圍內的人工智能資本配置中心。通過算力基礎設施的布局，香港可以將全球資本、內地產業與人工智能技術進行高效連接，形成新的價值創造體系。

與此同時，資本市場的估值邏輯也將發生變化。傳統的市盈率、市淨率等指標，難以完全反映企業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真實價值。未來，企業的算力接入能力、人工智能應用深度以及數據資產化水平，將成為影響估值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將成為推動企業價值重估的核心驅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看，沙嶺項目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238億港元的投資規模，而在於其所代表的制度與結構變化——香港首次將「算力」這一核心生產要素納入自身體系之中，並通過資本機制對其進行配置與放大。

這標誌着一個重要轉折：香港不再只是資本流動的樞紐，而正在成為生產力配置的樞紐；不再只是金融中心，而正在邁向產業資本中樞。

可以說，沙嶺數據園區的動工，不只是一個項目的啟動，更是香港發展邏輯的重構。在人工智能時代，誰掌握生產力入口，誰就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而香港正在完成這一關鍵躍遷。

真正改變香港未來的，不是238億港元的投資，而是香港第一次把「算力」作為生產要素納入資本體系。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