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沈安瑜）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0日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全面回顧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歷程，深入闡述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立場，系統總結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經驗啟示。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香港作為一座國際化的都市，在完善國安機制的過程中，關鍵是實現安全與高水平開放的動態平衡。他從白皮書看到了中央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決心，而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關鍵的一環就是為其提供堅實的安全保障。

白皮書第五部分強調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國家安全並非追求「絕對安全」或「泛化安全」，而是與尊重人權、法治精神並行。香港須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堅守對外開放與國際聯通，繼續發揮制度與營商環境的獨特優勢。對此，江樂士強調，平衡是必要的，關鍵在於避免「因噎廢食」。正如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明確規定，在實施國家安全法律時，必須保障人權及落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相關規定。這足以證明國家安全並非以犧牲基本法第5條所保障，且由法治體系予以支撐的，民眾的基本權利為代價。

江樂士亦指，需避免外界認為香港的國安法過於強硬，城市的發展活力被折損，動搖商界和投資者的信心。香港一向是座具有全球視野的開放城市，在完善國家安全機制的過程中，這一城市特質不能受到影響。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展歷程中，中央始終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尊重『一國兩制』，並盡最大努力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曾擔任香港回歸後首任刑事檢控專員的江樂士舉例說，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行使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中央政府僅在確有必要的情況下才會對香港事務進行干預，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就是典型例證。

他舉例說，根據基本法第23條，香港本應自行適時落實國家安全立法，但香港卻始終未能完成這一工作，直接導致了2019年發生「黑暴」。中央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出手干預，江樂士強調，所有人都能理解中央政府出手的必要性。

江樂士指出，基本法的實施過程也很好地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尊重。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但自1997年基本法在香港實施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僅對基本法作出過五次解釋，其中三次還是應香港方面的請求進行的。

江樂士強調，香港擁有亞太地區最專業的司法體系之一，法治指數高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西方國家。香港的司法體系始終保持獨立，長期以來依法履行職責，不偏不倚，黎智英案的審理就是最好的證明。

「白皮書讓社會認識到，國家安全工作是一項持續推進的工作。即便目前已出台香港國安法，但絕不能就此鬆懈，認為相關工作已經完成。」江樂士認為，國家安全相關機制需定期進行審視，這一點也明確體現在香港國安法的條款之中。他提到，國安法第7條明確規定，香港需加強國家安全工作、打擊恐怖活動，同時也要強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國家安全保護，包括金融、航運、貿易等方面。白皮書也明確指出，「一國兩制」為香港帶來了穩定與繁榮，但這份成果需要依靠國家安全來守護，社會各界必須時刻保持警醒。

他再以基本法23條立法為例。基本法第23條要求香港將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但2019至2020年「黑暴」事件讓社會意識到，1990年制定的基本法未必能覆蓋新的安全隱患，故香港2024年在落實相關工作時，將暴動、破壞活動以及利用科技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都納入了立法。這個例子正說明了，社會必須時刻關注局勢變化，並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江樂士強調，目前在地緣政治的影響下，國家安全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有外部勢力試圖干預香港事務，通過破壞香港的穩定來損害國家利益。針對黎智英案，有西方媒體和部分西方政客極力美化黎智英的行為，而黎在港犯下多項嚴重刑事罪行，這些罪行可能嚴重威脅到「一國兩制」的存續，但這些勢力卻幾乎把他捧成「聖人」。江樂士表示，這些西方勢力的目的之一，就是妄圖在香港煽動對他的同情，進而破壞特區政府的管治，故社會須時刻保持戒備，警惕各類安全風險。

江樂士認為，白皮書的發布恰逢其時，為所有人敲響了警鐘。他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在持續審視自身的安全防禦機制，例如英國在2000至2025年間，出台了不少於15部反恐怖主義相關法案，每一部法案都是《2000年反恐法案》的基礎上進行完善。這一例子充分說明，任何一個珍視自身生活方式的司法管轄區，都需要建立完善的國家安全保護體系，並持續對其進行審視和完善。「不能在出台相關法律後就安於現狀，不能將安全視為理所當然，必須主動採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