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仲恒

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奪去161條寶貴生命，其中包括一名英勇殉職的消防員，這場災難無疑是香港近代沉重的一頁。在強烈情緒之下，社會對消防處滅火部署產生質疑，本屬正常；然而，當部分聲音開始將技術討論演變為人身攻擊，甚至扭曲專業解釋為「不思悔改」、「推卸責任」時，便有偏離理性之虞。在真正查明真相之前，社會有責任認真理解專業限制，避免被不實資訊煽動，傷害前線人員士氣，亦損害未來公共安全。

首先，針對「為何不用滅火無人機」的質疑，消防處已多次解釋。部門現時已使用「熱成像無人機」協助偵察及監察火場，有助掌握火勢走向與高溫位置。至於真正「噴水滅火」的無人機，根據國家消防救援局及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的資料，仍受限於負重、水壓及高溫環境穩定性，相關技術尚處試驗階段，未在城市高層火警中正式部署。消防處處長亦指出，無人機所能承載的滅火喉直徑遠小於消防車使用的喉管，水量不足以應對同時有多個單位起火的五級大火，效率與風險難以接受。換言之，以現有科技條件，把「滅火無人機」視為宏福苑救災的「必用工具」，並不符合實情。

其次，「為何不用直升機投擲水彈」同樣是高風險方案。消防處工會指出，直升機在低空盤旋會產生強烈下洗氣流，不但可能加劇火勢蔓延，亦會吹襲竹棚等臨時結構，危及地面及棚架上的消防和工人安全。當直升機進入濃煙區域時，亦有機會影響引擎運作，構成飛行嚴重風險。處長亦解釋，水彈多數落在大廈外圍難以直達火場，既無助救火，反而帶來新的危險。直升機滅火適用於郊外山火等開闊場景，並非高密度樓宇火警的對症手段，這是國際通行的專業判斷，而非本地獨創的藉口。

至於「為何不出動超高雲梯車」的討論，則涉及香港城市設計的現實限制。超高雲梯車對道路承重及操作闊度要求極高，即使拆除行人路欄杆，行人路的承重亦未必足以安全支撐車身及支撐腳。現行緊急車輛通道要求闊度為6米，但100米級雲梯車運作所需闊度約10米，而香港多數街道達不到這一水平。處長早前提及，即使用56米雲梯，車輛兩側支撐腳已佔相當寬度，加上宏福苑周邊道路環境所限，要靠單一「超高雲梯」解救高層住戶，在實務上並不可行。這暴露了城市規劃與舊有屋苑設計上的結構問題，需要在宏觀層面檢討，而非簡化為「為何不用某種車」。

另外，有聲音質疑指揮調派是否失效，甚至有人質疑處長「不在火場」。事實上，消防處已說明部門擁有一套既定指揮調派系統，由不同層級指揮人員按機制各司其職，確保行動有序安全。今次火警期間，除行動總區外，非行動總區人員（包括首長級）亦被動員參與指揮及滅火救援，處長本人多次往返火場及指揮室，並出席政府相關會議匯報最新情況。在大型災難中，高層指揮通常需要在「前線現場」與「總部指揮」之間轉換角色，兼顧戰術與策略層面的判斷，這是現代應急管理的基本模式，不宜以「有沒有一直站在鏡頭前」作為判斷標準。

另一個引起討論的是，為何不啟動《粵港澳應急管理合作暨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合作框架協議》，請內地消防到港支援。該框架於2024年簽署後，三地部隊於2024及2025年已進行跨境聯合演練，涵蓋樓宇倒塌及水災等場景。然而，由於三地在滅火程序及大廈消防系統設計上存在差異，具體跨境協作細節仍在落實中。在高溫濃煙且環境極度複雜的情況下，臨時要求外隊在短時間內熟悉全然不同的系統和避險程序，可能拖慢救援效率，甚至將雙方人員置於更危險處境。這並非否定區域合作，而是在現階段，審慎評估風險與效益後作出的專業判斷。

平心而論，社會對五級大火的滅火策略提出疑問，並非全無道理；相反，這些追問反映市民對生命安全的重視，有助推動制度反思。但同樣重要的是，當部門提供具體技術解釋後，公眾應基於事實和專業知識作理性評估，而非把善意解說曲解為推諉責任。把問題簡化為「一句道歉」或將前線專業抹黑成「不思悔改」，不但無助找出真相，更可能削弱消防隊伍未來處理大型事故時的士氣和果斷。

在這個階段，最需要的是「既要追問、也要信任專業」的態度。一方面，獨立委員會及相關刑事調查會繼續就起火成因、消防系統運作及指揮流程作詳細檢視，社會理應密切關注並提出建議；另一方面，市民亦應保持對前線消防人員的基本尊重，理解他們在極端環境下承受的心理壓力與專業抉擇空間。在災後重建和制度改革路上，討論可以激烈，但不應建立在失實資訊與情緒煽動之上。

大埔火災敲響了香港消防安全與城市規劃的警鐘。未來，政府有責任加強消防巡查、檢視樓宇設計、研究新技術（包括：無人機、智慧消防系統）、深化粵港澳應急協作機制，並在可行時分階段引入更高階裝備。市民則可透過監察與參與，推動政策完善，同時在日常生活中提高防火意識。只有在尊重專業與堅持事實的基礎上，香港才能在這場慘痛教訓之後，為下一次危機建立更堅實的防線。

（作者為香港全球專業青年倡議行動創始召集人、放射科專科醫生、香港大學公共衞生碩士、團結香港基金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