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相凝
反法西斯戰爭已經結束，但它在歷史與人心中留下的傷痕仍未完全癒合。這是因為，有些戰時悲劇還未得到正視，便已被史書和大眾遺忘。曾搭載着1,816名英軍戰俘的日本貨輪「里斯本丸」及其沉沒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在《里斯本丸沉沒》繁中版譯本的新書分享會上，譯者王升遠教授提醒觀眾，這本書其實還有一個副標題——「英國被遺忘的戰爭悲劇」（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不可否認的是，遺忘有時的確會發生在一些無足輕重的小事上。然而，里斯本丸沉沒卻並非一場不足掛齒的普通沉船事故。
被遺忘的海上悲劇
事實上，從犧牲人數來看，毋寧說這是一場比「泰坦尼克號」沉沒還要慘烈的戰時海難。然而，作者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驚訝地發現，當今的大多數人對於發生在里斯本丸上的慘劇一無所知，彷彿那艘沉船和那些戰俘（無論倖存與否）都不曾存在過一樣。「當一艘船沉入海底，當一個人成了謎」，追問所愛之人為何離去便成了遺屬們的執念。為了逝者、更為了生者，重新發現、拯救並銘記那一段曾經被遺忘的戰時悲劇，成為了班納姆博士撰寫該書的心願，也同樣是該書同名電影的導演方勵，以及繁中版譯本的兩位譯者王升遠、楊惠迪接過記憶傳承接力棒的旨歸。而要揭開謎底，他們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便是——「這些戰俘是誰？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
歷史碎片中的生命印記
在書中，作者用大量來自倖存者及其家屬的信件、日記、口述材料以及後來撰寫的回憶錄文獻，重新拼湊起那個發生在香港淪陷後的悲情故事。不過，就事件經過本身而言，里斯本丸沉沒的始末其實並不複雜。1942年9月27日，里斯本丸駛離香港，計劃將船上搭載的1,816名戰俘全部押送至日本。然而，由於船頭配備火炮且船身未標識船上載有戰俘的信息，里斯本丸被美軍潛艇「鱸魚號」識別為敵船，並於10月1日在中國的舟山群島海域附近被魚雷擊中。在船舶沉沒的過程中，由於日軍封閉了所有艙口，並對後來逃出船艙的戰俘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至少有828名戰俘在此次海難中不幸遇難。
當然，班納姆並未停止對沉船事件始末的還原。毋寧說，他更在意的是一個個局中人的真實經歷與感受。根據書中所載敘述，戰俘們關心的往往是疾病、溫飽與離別等看似平淡的問題，而並不總會談論那些驚心動魄的體驗。但也正是這些一般人能夠感同身受的真切敘述，才賦予了這部歷史論著令人動容的力量。
不知其他讀者作何感受，但筆者總會在讀到戰俘書信中那幾為定式的「我一切安好」、「希望你們一切都好」時，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在肉身受限、消息不通的戰時，讓承載着愛與思念的文字代替自己走出戰俘營、為遠在海外的家人帶去些許安慰，或許已是戰俘們最後能夠有所期待的精神寄託。只不過，生於戰後的筆者已經提前知道了故事的結尾，即便有些書信順利送達了，但那被牽掛着的寄信人卻還是不幸殞命他鄉；而那些倖存下來的戰俘也並未真正「倖免於難」——他們雖然躲過了炮火、捱到了戰後，卻還是被戰爭毀掉了原本平凡但幸福的生活。
至此，那1,800餘名登上了里斯本丸的戰俘早已不再是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抽象數字，而是意味着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人們以及具體生命的喪失——這也正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者所輕視的。沉船前後，他們可謂對戰俘們極盡虐待、凌辱乃至屠戮之能事。即便是那些乖順服從卻因諸種原因死於非命的戰俘，日軍也並未給予其以生命最後應有之關懷，而只是「無情地把屍體直接拋入海中」，毫無人情與人性可言。或許在他們眼中，戰俘可以是工具、「人礦」以及與盟軍交涉的籌碼，卻唯獨不能被視作應當得到尊重的、活生生的「人」。
從姓名開始的歷史傳遞
但正如譯者王升遠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指出的那樣，「每個人在歷史中都應是重要且有尊嚴的，他們有權利擁有姓名。」如果說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希特勒下令消滅的是一個籠統的、抽象意義上的種族，那麼辛德勒通過名單拯救的，便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對於這場發生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的沉船海難來說，回答「他們是誰」的問題，也是在為那些被法西斯軍國主義者抹殺掉的、被宏大歷史敘事遺忘了的個體，尋找他們曾經存在過的痕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或許也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其具體的姓名，所以才是能夠被拯救和被銘記的。
當然，雖說讓歷史重新看見和記住那些具體的個人是作者與譯者共同的旨歸，卻不能僅靠他們來完成這一艱難的使命，還需要每一個人都積極地參與到歷史記憶的搶救與傳承中來。班納姆曾在《里斯本丸沉沒》的序文中感嘆，「『近2,000人』說起來倒是容易，但要凝視他們的名字和年齡（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經死亡）卻又談何容易。」這事實上解釋了「為何遺忘時刻都在發生」——因為「記憶」幾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情感乃至智性上的負擔，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為之埋單。
如果一定要為歷史記憶的傳遞找到一個理由，那麼近些年在世界範圍內爆發的各種衝突以及各國民粹力量的抬頭，或許便是最為直接的現實依據。為了避免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世界大戰再度發生，從關注里斯本丸沉沒這一歷史事件開始，你我都有必要做出力所能及的改變。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必須做出什麼轟轟烈烈的壯舉。在筆者看來，「改變」恰恰指向了微小但可行的事情，哪怕只是多記住一個戰俘的名字，也是在改變我們立足的當下，而你我的參與本身，可能就已經改變了歷史。
（來源：香港文匯報A11：文匯論壇 2025/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