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去年熱播劇《隱秘的角落》編劇就署名問題維權成功，到近來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劇集《繁花》又陷劇本署名爭議，無名的、年輕的「小編劇」的職業處境再度引發大眾關注。他們的生活何樣？職業處境又如何？面對強勢的劇組、老闆、導演、大編劇，「小編劇」們如何保護自己又如何出頭？帶着這些疑問，大公報記者專訪編劇從業者，從其個人經歷出發，了解他們在追夢背後各自難念的經，及其映射出的行業積弊，探討破局可能。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作為「80後」電影人，陳大利在行業中角色眾多，導演、編劇、演員，但伴隨其職業道路最長的，無疑還是編劇。在香港和內地兩地間執筆二十餘年，先後參與「葉問」系列、《九龍城寨之圍城》、《鏢人：風起大漠》等電影的編劇工作，從電影系畢業的無名之輩到如今站穩腳跟，陳大利總以幸運形容自己一路走來的經歷。日前，他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以親身經歷分享入行20年來在電影行業生存的真實體會。

陳大利的入行經歷是許多對電影行業心懷熱愛的年輕人的縮影。2003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的他，畢業後進入電視台新聞部工作，但內心始終對電影行業充滿熱愛與渴望。不久經朋友介紹，陳大利認識了東方電影的監製雷宇揚，彼時後者正在招畢業生一起工作，由此，陳大利開始進入電影圈走上了編劇的道路。

新人編劇起步難

和很多初入電影圈的新人編劇一樣，陳大利最開始並非做編劇，而是做助理，負責收集資料一類的工作。陳大利提到，雷宇揚當時除了做電影劇本，還有電台節目和小說，「這些工作我都會參與做。」他很快就遇到了雷宇揚第一部導演的電影《墨斗先生》，當時陳大利手上有幾個不同的劇本項目，「其實我當時有點類似他的文字助手。」陳大利提到，能一入行就跟隨雷宇揚做編劇相關工作，他已感到幸運，從未想過署名的事情，儘管《墨斗先生》劇本大概有一半的內容是由他執筆。「那時候我真的沒有任何要求，連編劇的合約都沒有簽，完全沒有想到電影上映後能在片頭編劇一欄看到自己的名字。」

「年輕編劇起步好難。」他說，「一來機會少，如今市場情況不佳，開工困難。新人沒有履歷給人家看，就只能當助手或者學徒，人工一開始普遍都低，拿不到行市價格。」至於署名困難則更是普遍問題，在陳大利看來，能在《墨斗先生》署名從而獲得自己第一部編劇作品，是他的運氣好，「就是他（雷宇揚）人比較好，對我也比較好，不吝嗇地幫我爭取落名。」

落名規則較模糊

入行22年，陳大利有十多部編劇作品，但多數不是第一署名。「編劇行業通常是有一個鏈條的，可能有一個編劇找我，那我上面就有一個編劇，有時候項目變動，換了導演或者編劇，你（拿到的）只是其中一稿的劇本，不是最終稿，我有很多次就遇到這樣的情況。」

後來雷宇揚去內地發展，陳大利便換了老闆，又十分幸運地接觸到「葉問」系列。「你看到『葉問』系列的編劇第一個都是黃子桓，當時就是黃子桓找我。」在創作期間，大家通過不斷地聊天、開會，進行劇本的碰撞磨合，「開會當然是由黃子桓主導，大家不分大小在一個房間裏討論，有時候到了關鍵部分就需要他去決策。」陳大利提到，「但同時葉偉信導演對劇本的參與度都是很高的，所以真正的創作領導，某程度上來說，葉偉信導演絕對佔超過一半，尤其是前面幾部。」

「我就負責落手寫，從分工來講，最後最細節的部分就由我來負責，所謂起稿。起稿完之後，黃子桓會再收拾，導演就不會落手寫，但他看完會給意見，然後我們根據他的意見再去改。所以整個分工其實是混在一起的，一定要分的話可能就是粗活重活會給下面的人先做。」陳大利說。

至於多人編劇情況下落名的順序規則，陳大利認為就比較模糊，比如「葉問」系列和《九龍城寨之圍城》都有兩到四位編劇不等，「『葉問』系列，黃子桓是最本身的編劇，講白一點他是我們的老闆，為劇本搭建了筋骨，為這個戲付出了很多，所以開頭都是他，我覺得很合情合理。」「我是第一部和第二部比較重要的元老，後面兩部其實我參與的就少了，排第二或者第三理論上都是電影公司老闆做決策。」陳大利提到，聯合編劇的排序，除了最大最知名的編劇通常排在首位，後面通常由電影公司老闆決定，有時很認真，有時也會很兒戲。

付出功勞難量化

小編劇處境艱難並非行業新事，陳大利認為，只是如今發聲渠道多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出來表達自己遇到的不公。「你問我過去有沒有遇過一些小小不公，其實都會有，比如有的項目給編劇署名署得特別隱蔽，但你投訴無門嘛。」「我也試過一兩次沒有收到錢，但都是小項目、小數目，而且對方解釋得到，並非刻意剋扣。」

「編劇這個工作其實好奇怪，編劇的付出和功勞是很難量化的，每個人對編劇工作的認知也不同。」陳大利表示，編劇要保護自己，最主要的還是要簽訂編劇的工作合約，否則只能像他第一部戲《墨斗先生》那樣指望老闆人好了。

另外，他提到，兩地的編劇都可以嘗試向當地相關行業組織尋求幫助，「比如香港有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和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前者可以接受對一些劇本或者大綱申請時間證人，起到一定的版權保護的作用，後者則更加類似創作者和片方兩者中間人的角色，如果真的遇到不公的情況可以盡早尋求協助，他們可以在中間做斡旋。至於內地，也有編劇協會、作家協會等。」但陳大利也指出，香港和內地其實都沒有真正的編劇工會，僅憑行業協會無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最後往往變成中間人盡量促成兩方和解。「如果可以，當然是希望有制度保護，也許可以考慮學習荷里活的工會制度建立法律保障，但是這個難度是很高的。」

初入行薪資低難維生

編劇工作是一份難以之維生的工作，陳大利提到，自己剛入行的時候寫一本劇本的薪酬大概只有幾萬塊（港幣），「這個行業真的是海鮮價，差不多願意怎麼開價就怎麼開價，開價普遍都低。現在的網大、網劇等類型，有時候一兩萬就要寫一個劇本，有些短劇甚至只有幾千塊的編劇費。」但考慮到將來可以作為履歷的一部分，陳大利覺得起步階段收入微薄無甚不可，比起薪酬，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時間，「編劇行業是無所謂返工放工的，真的做劇本或者創作其實無時無刻不是在工作的。有時候白天工作，晚上開會；有時工作很棘手，要立刻就做，有時候一件工作又會拖很久，可能做一整年最後都沒結果，或者到後尾只能收到一半的錢。」陳大利說，運氣好的時候一個劇本做半年就能拿到錢，運氣不好的時候做一兩年可能都拍不出來。

「（剛入行）那段時間是什麼都做的。」陳大利說，「拍一些畢業短片、畢業典禮、商場活動短片等等。」直到2012年，他擔任電影《特殊身份》的編劇，收入情況才開始有所改善，「可以吊住條命」，而後《狂舞派》《大鬧天宮》幾部署自己名編劇的電影先後與觀眾見面，但直至2018年其擔任編劇的電影《大師兄》上映，陳大利才突然覺得自己真的可以依靠編劇這個工作搵到食，「做《大師兄》那段時間的市場情況比較好，開的戲多，老闆又不吝嗇、願意給你錢寫劇本。」而那時距離他入行已經十五年。

政府資助項目提供機會

在陳大利看來，同過去相比，如今編劇行業新的變化是許多年輕人開始嘗試脫離傳統的電影公司另起爐灶、自立門戶。他提到，一方面近來一些政府資助的項目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當前編劇行業的環境，令新人自己就能去做一個項目，參與項目競標的也都是年輕人，大家的機會公平一些。「當然，如果你沒有中標的話，你都是純粹白白付出自己的勞力而已。但始終自主性高一些。」

另外，網絡平台的爆發，令年輕編劇也有平台可以自己創造機會，如他認識的一些內地年輕影人朋友，「他們會幾個人一起組一間小小的公司，有一個工作室可以去寫劇本。」

（來源：大公報A7：副刊 2025/10/07）